胡西园 “爱迪生”的中国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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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南方人物周刊
一家伴有高风险的科技密集型工业企业，如何能在当时打开局面？

本刊记者  杨潇

1882年7月26日，上海的傍晚有些不同。成百上千的市民，包括达官贵人，聚集在外滩，等待一个重要的时刻。

入夜，上海电气公司开始供电，外滩、南京路和百老汇路（现大名路）三条主干道的35盏弧光灯照亮了漆黑的夜上海，民众纷纷往前簇拥呼喊：“电灯！电灯！”

这是中国最早亮相的电灯之一，被沪上文人誉为“赛明月”，有用惯油灯的市民，伸出长长的旱烟杆，想在这洋把戏上点烟，惹得洋人哈哈大笑——上海当地官员遂将错就错，发出告示：“电灯有患，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

多年以后的《新民晚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租界大放光明，着实让上海人心向往之。这其中就有一位在上海的宁波人，每每伫立于商店闪闪发亮的炭丝灯泡前发呆。1919年，这位名叫胡西园的年轻人行将大学毕业，是年的五四运动让儿时的好奇增添了一份民族情愫——他决定将制造电灯泡作为自己的事业。

农村包围城市

1921年，胡西园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从1911年算起，中国社会已经脱离中央集权政府整整10年，官僚主义束缚的削弱释放了商人的活力，而欧洲列强忙于一战也一度让出了市场。1920年代的上海，《申报》与《新闻报》发行量之和迅速地逼近并且超过20万，胡西园应该从两大报上读到了一大批实业家的创业故事。在1914到1920年间，荣氏兄弟一共开办了8家新厂，有些厂的资金达到了150万两。看起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1921年4月4日，在胡西园简陋的实验室里，中国人自制的第一只电灯泡也亮了起来。初夏，他变卖了一部分家产，筹集到3万元作为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创业的头一年半几乎是一次烧钱行动，除了祖传房屋，胡西园的其他动产不动产悉数变卖。《半个世纪前的一场电光源之战》的作者徐鼎新说，由于资力薄弱，技术水平较低，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确定投资方向的时候，总是首先选择资金投入少、产出见效快，并且在经营时能得轻车熟路之利便的工商企业，而决不会贸然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那些伴有高风险的科技密集型的工业企业。胡西园的选择，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好在1922年11月，胡结识了开设小型电灯泡厂的德国人奥普，他托掮客出售了陈旧设备，又通过担保从银行借款，在接盘奥普的机器设备后，电灯泡的质量终于得到改善。

电灯泡品牌的命名过程反映了创业者矛盾的心理。其时，德国“亚司令”与荷兰“飞利浦”为最受欢迎的品牌，胡西园曾尝试以“神州”、“国光”作为厂名，均无法打开市场，于是决定取“亚司令”之“亚”与“飞利浦”之“浦”，合为“亚浦耳”则寓意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拼一个带洋气的牌子，冀望用影戤外文谐音的手段达到推广国货的目的。”胡西园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亚浦耳闯出一条路后，中国接连出现了克来膀、华尔登、兰奇司、奇特爱皮西等十余家仿外国牌号的灯泡厂，但几无成功者。胡西园认为，要使国货发展，招牌不过是最初的吸引力，物美价廉才是第一。

当然，在1922年，亚浦耳自己也正面临着困境。

与其说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消费者不接受亚浦耳，不如说是大电料行根本不打算卖亚浦耳：“大英货”、德国货质量有保证，日本货质劣但价廉，国货可有竞争力乎？

胡西园只好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向江浙包括安庆、九江等已使用电灯的中小城市进军。他发现，从各地亚浦耳灯泡销量看，镇江不如扬州，无锡不如湖州，苏州甚至不如上海郊区——胡总结说，越接近通商大埠，消费者“中洋毒越深”。好在一路风尘终有收获，加之国货运动渐起，亚浦耳迎来转机。

1925年，五卅运动激起了国人爱用国货的热忱，亚浦耳亦销量骤增。

多方应对

1927年，亚浦耳厂在倍开尔路（现惠民路）北面荒地建筑新厂房，当时两旁多为菜田，胡西园“向洋鬼子花了一笔钱”，租界工部局在新厂门前开出一条辽阳路来。只是这电灯厂前的马路却常年没有路灯，一到晚上黑影幢幢，成为当地流氓混迹之所，亚浦耳不得不再次行贿，始让辽阳路装好路灯。

对于工业家来说，“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其所愿，然而为了免去小流氓对工厂和员工的滋扰，沪上不少业者选择与“大流氓”定交，譬如荣宗敬与黄金荣交好，刘鸿生与杜月笙拜把。彼时胡西园已从一位工科毕业生摸爬滚打成知名工业家，帮助顾竹轩摆平天蟾舞台与国民党官员的纠纷更证明了他的能力。很快，宁波同乡虞洽卿受托于顾竹轩，前来劝说胡与顾拜把换帖，对于这般规则，“违之当然不详，承允亦非所愿”，想到终究能为亚浦耳的经营减少很多麻烦，胡西园便应允下来。在1960年代写就的回忆录中，胡西园说出了自己的无奈，“我平生致力于电灯泡工业，其余都不是我的志愿。”

与美国奇异厂的竞争是亚浦耳更严峻的考验。早在1894年，郑观应就以《盛世危言》提出“兵战之外的商战”，成为“中国鼓吹商战第一人”，然而要等到十几年后，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才开始有规模地崛起，并在几乎所有民生领域与国外公司展开竞争。吴晓波发现，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民族资本靠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逐步发展起来，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路径惊人地相似。

在胡西园的叙述中，一次典型的中外交锋过程如下：

“首先奇异厂俞某向我游说，要重价收买亚浦耳的商标，不成；后来又要我厂与他们签订限额生产、分区销售的产销协定，也没有遂愿。于是美国奇异厂恼羞成怒，把上海生产的灯泡铜头，全部包买下来，企图使我厂有灯无头，无法销售。我厂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减少部分生产，暂时收用一批旧铜头，另托七浦路鑫泰机器厂用最迅速的方法，为我厂代制铜头。

“美国奇异厂唆使它的附属厂‘天开祥’老板，带了中外流氓包探到鑫泰厂去吓唬，声称制造铜头是‘天开祥’的专利，未经‘天开祥’授权，任何工厂不得制造此项铜头，否则要赔偿一切损失。我厂代鑫泰厂请律师登报驳斥，群众舆论的指责使美国奇异厂的阴谋未能得逞。”

更加动人心魄的商战出现在1935年，以今天的流行语概述之，那几乎是一次“山寨行动”的胜利。

是年，奇异厂策划良久，生产出一种新牌电灯泡，商标叫“日光牌（Sun Light）”，每只售价仅银元一角，放款期长达6个月，当时上海电灯泡批发价为每只二角有余。据胡西园探知，奇异厂积存的日光牌灯泡有35万只之多，预备出其不意向中国市场抛售，以扭转自己在价格战上的不利地位。

1935年12月中旬，奇异厂向各大商埠进发，预计圣诞节前将日光牌灯泡与电料行签订合同，塞足各地市场。亚浦耳等国内同业则敏锐地抓住了奇异厂未将日光牌向中国商标局注册，于12月23日（星期六）在中国各大城市重要报刊大幅登载广告：出售日光牌Sun Light电灯泡，每只银元5分——事实上，亚浦耳所谓更便宜的日光牌，是在同业公会的协调下，由各厂家抽成捐献出来的“山寨版”，贴上了Sun Light的标签而已——但这已足够在市场上造成疑惧，令各地销售商对这纠纷复杂的日光牌电灯泡不敢进货，最终结果是，奇异厂吃了一个哑巴亏。

企业联合

灯泡厂同业公会由胡西园组织，组织方法采用“销售联合”，这是当时最多见的企业联合方式，各企业产品集中到统一商业机构，统一进行广告宣传活动，从而有机会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在跨行业的工业企业之间，胡西园也谋求某种形式的联合——国民政府建政南京后，由于关税协定的取消，外贸入超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官僚资本的幽灵开始复活。1929年，胡西园和全国火柴业联合会刘鸿生、丝织业公会蔡声白、面粉公会王尧臣、华商纱厂联合会荣宗敬以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浦东电气公司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公推刘鸿生为主席，胡西园为委员之一。

这一组织的成立可被视作企业家为“维护产权”、抵御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做出的努力，套用《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评论，“以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他们采取发展、进步、竞争为主旨的观点……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

由于声势浩大，国民政府对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也不敢忽视，譬如召开全国性的工业会议，总是让总联合会的代表占有重要席位，“工业界依靠这个组织与国民党政府抗争，始得以减少了摧残”。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当年九、十月间，上海工业界开始工厂西迁，亚浦耳厂其时资产总值已达银元260余万元，日产电灯泡2-3万只，是中国最大的电灯泡厂。从8月13日到11月14日，花了92天，亚浦耳迁到重庆。

重庆白象街116号，这里是迁川后亚浦耳的办事处会议室，也是每周五几个志同道合朋友的聚会场所之一。除了黄培炎、章乃器，常来者还包括新民机器厂胡厥文、“味精大王”吴蕴初、冠生园冼冠生的助手徐佩熔、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吴羹梅等，这些工商界精英，延续了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传统，曾联合组成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等，如胡西园所言，“在为争取生存而提出经济要求的同时，也不断提出自己政治上的要求。”1945年5月20日，在重庆《宪政》月刊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胡就直截了当地批评当局：要解救工业，扶持生产，第一个课题就是先要取消统制政策。

大致上，这些工商精英们拥护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此外，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事业，属于“专业人士”，符合章乃器搞“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的主张。在抗战后期的某个上午，胡厥文与黄炎培找到胡西园，说工商业民间团体虽多，但力量分散，必须组织一个统一的党派，才能更有力地与政府折冲。胡西园听完分析，表示“完全同意”。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总纲提出，“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认定民治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分析说，这些文件除鲜明地提出“不右倾，不左袒”为揭橥外，有两点在中国党派史上最具特色，一是首先在政治纲领上提出“经济民主”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的要求；二是在组织原则上“不采取领袖制”，采用了原救国会的理事负责制，以防止个别领导人在会内实行家长制和个人独裁。“不采取领袖制”的集体领导原则，一直实行到50年代初才被打破。

1945年12月31日，胡西园搭机返沪，虽然上海亚浦耳厂几乎成了烂摊子，但“头等中国货”的美誉仍在，经过努力，亚浦耳很快就恢复到战前原状，甚至有大幅度进展。2004年，浙江当地媒体的一则社会新闻，佐证了亚浦耳当年的光彩：镇海民间收藏爱好者老沈在古玩市场意外淘到印有“老牌亚浦耳”字样的深蓝色灯泡，买回的灯泡附有一张发票，显示为上海大耀水电公司1935年购买，老沈将70年前生产的灯泡接入电源，竟仍能大放异彩。

1949年初春，解放军席卷全国，江南朝不保夕，对于是否再次迁厂，奔赴台湾，胡西园“歧途彷徨，数夜失眠，难于抉择”，4月，他拒绝了汤恩伯的飞机票，留在上海，静候解放。

1956年，亚浦耳进行公私合营改造。1959年10月，“亚浦耳”更名为“亚明”。1965年，胡西园退休，次年文革袭来，胡西园家中被洗劫一空，他对子女说：“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共产党和国务院制定的，抄去的东西以后都会还的。”

1981年4月18日，胡西园心脏病发作逝于上海。1993年，亚明选择与飞利浦合资。1999年，因控股公司战略调整，亚明再次实体化，并重新出发。董事长刘经伟组建研发队伍之初即有规划：第一阶段，是“跟”。“飞利浦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飞利浦已经有的产品我们都要有”；第二阶段“自主创新”。“要开始有自己的专利产品，比如发明专利、产品专利、装置专利等”；第三阶段是“超”。“飞利浦没有的我们要有”。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的冷风中，刘对一家专业媒体记者坦承，目前亚明还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2009年将很难说。”



本文参考资料：《追忆商海前尘往事——中国电光源之父胡西园自述》、《剑桥中华民国史》、《跌荡一百年》、《上海电子仪表工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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