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的：晚清时期的特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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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典型的中国士绅：华美的轻舟载着他外出造访……他身着白色亚麻、蓝丝和缎子做的衣服，手拿扇子，身边的小方桌上放着茶碗。即便你没有注意到他白晳的手及病态的外表，你也会注意到他的皮肤与健康的下层红褐色皮肤截然不同。



    马戛尔尼在出使中国后，写道：“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位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赫德在其日记中记载：“我的薪水养不起一位英国媳妇。这么一位妻子在这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美丽、纤弱、极需关怀、医疗，还有众多的仆人，等等。眼下有些中国女人非常漂亮，你只要花上50到100美元即可买到一位，供养费每月只需2到3美元。孤独使我们非常渴望女性的温柔。考虑到这此，你难道不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充满了诱惑──而且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一位英国海关职员在清末的中国就可以轻松雇佣6个仆人：一个汉语老师，只需4先令的工资；一个“侍童”，可以随时听候差遣，每月的工资是1先令；几位苦力，打扫庭院、准备洗澡水、抬轿子，再加上马夫和马，正好全班……每月不超过20先令。“花这点钱就能过帝王般的生活，两三种白酒、大肉片、家禽、小鱼、蔬菜和水果，连考文垂花园都难以与之媲美，这实在是个物美价廉的国度“。



    柯可在《中国》一书中对一所监狱的描述：这是一些没有外墙的小院落，囚室像动物园里圈动物的牢笼。……双层门一打开，屋内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经被老鼠吃掉。尸体周围及上面是一堆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他们是骷髅，不是人。



    一个外国人眼中凌迟处死的场面：刽子手们砍完33个人头后，开始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用刑……由于这个人距我们25码远，侧身对着我们，尽管我们看见了他头上划的两道切口，乳房被割掉，还有大腿上下的肌肉也被割掉，我们仍无法窥见这恐怖景象的全貌。从割第一刀开始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然后砍去头面，整个过程用了 4到5分钟……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到任何喊叫，我还敢说那33个被砍头的人，在刽子手走向他们时没有一人挣扎，也没有一人喊什么口号。



    欧洲人谢立三来中国，一次在四川住店时看到一首“题壁诗”：“屋内有老鼠/至少几十只/每只重三斤/或许还不止。/夜里臭虫不计其数/臭气熏天爬又咬/要是不相信/点灯起来找。”他意犹未尽，又给这首诗添加了一个结尾：“里里，外外，浓烈的臭味/直冲鼻孔，防不胜防/后面，猪儿吱吱叫/让人无法睡觉/还有黑压压的小东西，嗡嗡乱闹/蚊子──如果你乐意这么叫/假如这些还不够/幸好，还有跳蚤。”



    马根济记述19世纪70年代的汉口：……街道非常狭窄以至于货车或马车都无法通过。苦力用一根竹竿可以挑起很重的东西，竹竿两头吊起货物，中部放在肩上。他们也这样用桶从河里挑水。富人坐轿，大家都得给他让路。你会相信我所说的，从中国的街道上穿过是一件讨厌的事情。……今天我看到一位男子从另一位男子的牙齿里掏出小虫子，治疗牙痛！



    口岸一开，“君子固穷”的观念已难维系。为了巨额利润，清朝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们开始想尽办法打破律例和矫情，去“外企”充当代办和口岸商人。办法由来，无非“四书五经”，比如“子贡货殖”之说，还说“季氏之聚敛，陈子之螬李，俱为圣贤所鄙弃，由其矫情也。”



    1862年，上海赛马会成立，这项英式运动立即受到上海滩富人们的青睐，上海也取代香港赛马会而成为东亚首会。中国人去赛马场不仅为了好玩，还为了赌博，只要付钱就可以进入跑马场。



    御史胡家玉以南昌县为例给清朝县长的收入算了一笔账：上地税每年48000多两银子，知县按惯例每两可收取0.24两附加税，可获12000两；每年还需交纳60000担稻谷的实物税，按惯例每担可征收0.3两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共18000两。但是知县的固定收入按规定每年却只有1900两！



    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城人口很少，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大约为2：1。妇女徒步或骑马公开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她们不同子一般的中国妇女，几乎全部穿着用精美的苏州丝缎做成的漂亮服装。“天王的部下似乎在他们得胜后的大屠杀中极具慧眼地把漂亮女人全部留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到老妪和女童，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男童。 ”一个外国人如此写道。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妃嫔、女宫、女司等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恍如仙境。至于那几座银山的去向，他则三缄其口。



    1841年3月中旬，英军进攻广州，清军炮台守将居然与英军密商：“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各自走掉。”1856年10月，英国借“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占领广州内河各炮台。彼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兵，闻讯笑曰：“日暮，彼自走耳！”并下令广东水师不得应战。待英军攻克广州城时，他犹自坐在房子里“镇定自若”地吟哦诗书。



    1884年，一位京官在奏疏里直陈当时农村情状：“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毙……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只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而世风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粮食收取租谷，甚为不易……贫瘠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肯受。”



    19世纪90年代，“酿酒大王”张裕的老板张振勋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



    1860年8月，大沽口失陷。咸丰和他的妃子们匆匆逃往热河。才走了80里，禁军们因饥饿难耐大有溃散之势，护驾的王公大臣们更是急得抱头痛哭，最后派人从北京买回数千斤食品才安稳军心。逃到热河后，咸丰又开始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还雇了戏班天天看戏，并在声色犬马中病逝于热河。



    1860年10月5日，当法国将军孟托班率军进入圆明园时，想象中的猛烈抵抗并没有发生，他们见到的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随后，英军首领格兰特下令，让每个军团的官兵一半上午去圆明园抢掠，另一半下午接着去。就这样，一群穿军服的强盗洗劫了圆明园，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暴发户，抢劫的财富足以让他们享用终生。10月18日，为消灭罪证，联军司令部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照亮了整个北京城。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随身携带的俄国小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敦煌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敦煌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

                                ──摘自朵渔编《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片段






蓝的感言


     每一小段的记载，揭开了丰盈文明的悲风，撕碎了炎黄子孙的心魂。这些传统文化的真实，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叙述，告诉了我们一段隐蔽的历史真相，让我们在不经意间洞悉了黄色皮肤人的机缘，悟出历史的玄机，窥探到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另类脸谱和一个伟大民族的特色文明。历史照亮我们前行，迈着时代的步伐，从历史弥漫流动的缝隙间，却不断地折射出不同凡响的思想碎片和智慧思考。
    百年病态，在历史的细节中窥探而出，其清晰之状动人心魄，感叹万千。历史是真实的，也是无情的。当我们挖掘在历史的每一个凄碎的角落内，当我们走进远去的每一个沉思的时光里，我们猛然惊叹，中华文明其实是一个在远远流长的禁锢自封和相互摧残的文化根源，几千年的延展演变过程中，除了对愚民文化的自欺和无奈，别无选择。正是其奴性化的劣根文化阻止了一代代发展的步伐，故历史的长河中，不数的朝代更换，都逃不出极权专制的文化手心，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紧攥在手掌之中，被统治者玩得津津有味。这一丰功伟绩，非秦始皇莫属。为此，不难理解五千年丰盈文明如此流芳千古，如此发场光大。难怪中国人总是以感性思维来左右理性思维，这一点，从悲喜交集的情感事例中得以充分明证。我们为什么总被一时盛世和灾难的感动而泪流满面和失魂落魄，甚至魂不附体，那些冠冕堂皇的专制话语，那些道貌岸然的光辉形象，为什么会让众多的草根贱民却连生命中最基本的人性自由与高贵尊严都置之度外，在一派的感性激情洋溢之中释放的皇权文化，可以说达到淋漓尽致、大同理想的文化境界。奴性文化早在数千年之前扎根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深入人心了。所以，安于现状，安分守己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特色文化。
    这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小节，在现实与历史对照之中，有的竟然如此相似之处。当历史的尘埃点点滴滴擞落下来，且丝丝入扣掠过我们的心房，恍然大悟中，我们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不断在轮回中演绎的民族文明。以其说文明在重复中延续，倒不如说是文明走向没落。只有历史，才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真实。这是一个不争事实的发展规律，也是一个骄傲文明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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