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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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
　　高山杉
　　中俄国界东段划分，是政治问题，也是语文学兼史学（philologico-historical）问题。说是语文学兼史学问题，因有多语本《尼布楚条约》（拉丁、满、俄、汉、法文诸本）、《瑷珲条约》（满、俄、蒙、汉文诸本）、《中俄天津条约》（满、俄、汉文诸本）、《中俄北京条约》（满、俄、汉文诸本）摆在那里等待诠释，另有浩如烟海的相关史籍和档册。东西学人整理并研究这些材料，自《尼布楚条约》签订时（1689年）算起，至今已有320年的历史。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产生出无数的专著和论文，以至于“中俄国界东段划分研究史”也成了一门独立的学术史科目。中央编译出版社新出清华大学历史系王奇《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正是这门学科的一本新作。
　　全书正文除“综论”和“后记”外，一共三章，分别叙述中国（包括港台）学者、俄国（包括苏联）学者和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研究史。书后附录《尼布楚条约》等界约的中文和俄文文本，并有简略说明，占去全书近一半内容（第96-174页）。说句实话，上面我用“叙述”二字还算是客气的，因为此书本质上只是有关研究文献的一个书目，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用于检索的书目。类似内容的书目，东西学人都有编辑，但作者为何忽然编写这么一本出来，和前人的工作相比有何贡献和进步，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清楚的说明。此书著录的专著和论文，绝大多数没有解题，更甭说作什么“学术史研究”了。不但如此，作者似乎连一个简单的书目也搞不定，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题。我不通俄文，对第二章的内容不能验其深浅，现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挑一些最荒唐的错误分类列出，请读者一起来鉴别一下。附带说一句，箭头（→）前是作者的译法，箭头后是我的译法，括号内对部分错误的性质略有说明。
　　
　　一、作者名的误译：
　　乔治（George N. Curzon）→寇松勋爵；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晋麟（作者还不如把HsiaChing-lin还原成“林青霞”呢）；罗金帮（Lo Jung-pang）→罗荣邦；常凯申（Chiang Kai-shek）→蒋介石;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在第25页著录过，可一换成威氏拼音HuLiang-chen，作者就认不出来了）；程天方（Ch'engT'ien-fang）→程天放；费尔班德（J.K.Fairband）→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Fairband）；苏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约（HsüChung-yueh；关于“徐中约”，作者另外还有两个译法，见下文）；楮东苏（Ch'û Tung-tsu）→瞿同祖；福罗舒（FuLo-shu）→傅乐淑；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K.I.Quested）→郭玟曼；斯宾塞（JonathanSpence）→史景迁；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Tung;作者不仅颠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误拼成Tang）；林T.C.（T.C. Lin）→林同济；陈方志（AgnesFang-chih Chen）→陈芳芝；赫萨（T.A.Hsia）→夏济安
　　
　　二、书名（论文名）及学术期刊名的误译：
　　《1689年尼布楚条约：鲜为人知的托马斯•佩雷拉神父日记对中俄首次交往的案例分析》（The Treaty ofNerchinsk（Nipchu）1689; A Case Study of the Initial Period ofSino-Rus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iary ofFather Thomas Pereyra of the Society ofJesus）→《1689年尼布楚条约：依据未刊耶稣会士徐日升神甫日记对中俄外交关系早期阶段历史所作之个案研究》（ThomasPereyra或拼ThomasPereira，为葡萄牙耶稣会士，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担任通译，汉名徐日升，作者在第102-103页提到过，此处缘何不知）
　　《托马斯•皮埃尔日记中有关传教士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关系的记述》（The Jesuits and the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S.J.）→《徐日升日记：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前书把ThomasPereira译成“托马斯•佩雷拉”，此处又译作“托马斯•皮埃尔”，本身就不统一）
　　塞贝尔利克（W. Seuberlich）《17世纪中叶的俄中关系研究》（Die russisch-chinesischenBeziehungen im 17. Jahrhundert）→WolfgangSeuberlich《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不知作者从哪里读出了“中叶”的意思）
　　《远东历史》（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远东史研究集刊》（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出版的学术期刊）；
　　《太平洋历史回顾》或《太平洋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历史评论》
　　
　　三、作者名和书名（论文名）的误译：
　　普菲斯特《1552年-1773年俄国在华传教士传记书目》（L.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Chine,1552-1773）→耶稣会士费赖之神甫（Louis Pfister,S.J.）《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冯承钧汉译本，作者把书名译成“俄国在华传教士”，实在莫名其妙）
　　福彻斯《满洲里地图集》（W.Fuchs: Ü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Beschriftung）→福克司（WalterFuchs）《满文标注地图考》（作者在第93页曾著录福克司撰、张星烺译《尼布楚订约研究提要》，却不知“福克司”和她翻译的“福彻斯”是同一人；福克司是德国满文、汉学大家）
　　拉迪莫尔《满洲里的蒙古人》（O. Lattimore: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满洲的蒙古人》（作者似乎对“满洲里”有癖好，凡遇见“Manchuria”的地方，一概译作“满洲里”）
　　福彻斯《茗燕图录》（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福克司《康熙朝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集》（作者将此经典巨著翻译成《茗燕图录》，可能是误会了百度上的信息，请参看：http://pm.cangdian.c[<div class="piir">[<wbr>om/Data/2006/PM...茗燕图录》和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一前一后在拍卖，作者大概把它们误会成同一本书了）
　　休谟尔《1644-1912年之清代中国名人》（A.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清代名人传略》
　　苏埃曼纽尔《危机论：中俄外交之研究（1871-1881年）》（Immanuel G.J. Hsu：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1871-1881）→徐中约（Immanuel C.Y.Hsü）《伊犁危机：1871年-1881年中俄外交之研究》（作者把C.Y.Hsü误拼成G.J.Hsu）
　　苏伊姆（I. Hsu）编《中国近代史之解读》（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History）→徐中约（Immanuel C.Y.Hsü）编《中国近代史史料选读》（同一位“徐中约”，作者前后翻译成“苏春月”、“苏埃曼纽尔”和“苏依姆”，可谓荒唐之极）
　　布雷斯特赛德《15世纪中国对中亚及南亚邻邦的政策》（E.Bretschneider: Chinese Intercourse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FifteenthCentury）→薄乃德（EmilBretschneider）《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及西亚诸国交涉考》（原文明明是“西亚”，作者却译成“南亚”）
　　福彻斯《满洲里概况》（Materialien zur Karlographic derMandjuzeit）→福克司《清世地图史料考》（书名原文拼写有误，正确拼法是 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der Mandjuzeit）
　　
　　出版地和出版社的误译：
　　郎文、格林和伦敦（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伦敦的朗曼格林书局
　　
　　至于一般的误拼和误译，这一章里可以说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些问题要是偶尔出现一下，大概还不算什么，要是太多了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她在“后记”中称这本书为“心血之作”）和编辑（“后记”中提到“编辑同志们的敬业和严谨深深感染着我”）实在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这些错误里面最离谱的，当属把“蒋介石”（Chiang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作者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网站上说作者于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什么专业不清楚，同时却又说她于1991年3月到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这里面不知是否含有什么“技术”成分），长期研究中俄（包括中苏）关系史，竟然闹出“常凯申”的笑话，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光荣传统，我看也快走到尽头了吧。中央编译出版社标榜的那两句口号“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在“常凯申”的衬托下尤其令人感到荒谬绝伦。自“门修斯”（Mencius）事件发生之后，相信“常凯申”必将成为读书界议论的话题之一。
　　
　　延伸阅读：
　　1）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y,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Wang Chung-hui,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n Yutang, New York:Macmillan, 1947.
　　2）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民国32年3月初版。[</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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