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巢父：刘半农与胡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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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降斋 | 评论(0) | 标签:程巢父, 刘半农, 胡适, 陈四益, 乱言未能成一笑

刘半农与胡适之间——就陈四益《乱言未能成一笑》一文提出实证

程巢父

　　

　　缘 起

　　2000年10月，上海的周劭先生写了一篇《章太炎与刘半农》，刊登在12月30日的《文汇读书周报》 “书人茶话”版上。这个栏目的设立有多年了，意在“啜茶闲话”，其风格偏重轻松性的知识趣味类随笔小品，但它吸引了大量海内外的学者文人为之撰搞，成为大陆“掌故散文”唯一的一畦园圃。周劭先生不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实际上是一位才子型的文人，一贯为文随意，加之晚岁年事已高，更是慵于核书，故其《章太炎与刘半农》一文颇多纰漏，以致引起家属抗议。2001年元月20日，同报同栏又刊出止庵先生的《关于刘半农》一则短文。我当时客居苏州，觉得止庵文所据资料有限，便就迁苏所携之有关材料写了《刘半农留学巴黎》一文，详述半农留法经过。因我不是名家，报纸吝惜版面，以文长未登。迄2月10日，同报“争鸣”版又登出陈四益先生的《乱言未能成一笑》，对周劭先生批评得很严厉。但他的批评文章也有不确切的地方，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商榷性的文章。但当时的报纸主政者以陈四益先生名高，不宜对其文章提出异议（这当然与陈先生本人无关），故对我的文章未予理睬。到了七月份，主编褚钰泉先生又写信向我约稿，我除了应约撰写其他文章外，又将此文补寄了一份给褚先生。我对此文之所以自信，是因为处处以真实有据的史料以证实刘、胡的关系，没有虚言或揣度的成分。再则，胡适既然奉行明朝人吕坤的道义观念：“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他为戴震被诬关于《水经注》的窃案，投入了整个晚年精力，耽误了一部《中国思想史》的撰著；我们也应承担为他“辨冤白谤”的义务，澄清他瞧不起刘半农没有留学的冤枉。因为周作人是他们同辈人中的知交，他的说辞是有相当分量的，不予辨清，则后世读者极易信以为真以致随声附和。其次，任何报刊，不给予每个作者以平等的争鸣权利，也是不利于学风的醇正的。故为当事人计，为学风计，均有对此具体事实辨析澄清的必要。是为缘起。　　

　　

　　我先来就刘半农、胡适的关系举出一些实证，以求教于关心刘半农身后消息的朋友。

　　陈先生说：“刘半农是憋着一股气出国深造的，周作人说他的博士是胡适促成的，事出有因……但他天分既高，又能苦读，终于得到了博士学位。他是要以这博士学位来回击所谓英美派绅士的，怎肯像《围城》中方鸿渐那样的公子哥儿，随便弄一个假文凭充数呢！”陈先生此说在征引知堂说辞时还稍加了一点发挥，其实他上了知堂的当了，对知堂之说确信无疑，欠稍加辨析之功。我们来从胡适与刘半农的关系上梳理一下就知道是与非了。

　　1917年 5月1日《新青年》三卷三号出版，胡适在美国读到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日记中记：“（刘半农）论韵文三事：（一）改用新韵。（二）增多诗体。（三）提高戏曲之位置。皆可采，第三条之细目稍多可议处。其前二条，则吾所绝对赞成者也。”这是胡适认同于刘半农观念论点最早的记载。半农作此文就是受了胡适年初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感染而发。后来钱玄同在致半农的信中说：“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这封信写于1917年11月21日，以《新文学与今韵问题》为题，发表在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还附有半农 11月28日的答信。其时半农到北大预科任教员已有半年。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长北大后，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夏元漂（浮筠）为理科学长，沈尹默为预科主任，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后来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里说：

　　

　　那时候因《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樵、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这说明半农与胡适不仅在文学革命上是同志，而且在“以新方法整理国故”方面也是同调的。蔡先生另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里也说：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授，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蔡元培的评论，应是权威性的。半农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一接受新思想，便迅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一员，因此1918年1月间的《新青年》编委会的改组，他也参与编辑工作。

　　1918年8月23日，胡适在《你莫忘记》诗的自序里写道：

　　

　　此稿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觉得这诗不值得存稿，所以没有修改他。前天读《太平洋》中劫余生的通信，觉与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丢了的修改一过，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指正。

　　

　　此诗发表在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4期上。这表明胡适是很看重半农的，彼此也是融洽友好的。而且半农也是新诗的倡导鼓吹者之一，并且勇于勤于从创作上“尝试”和实践，从翻译上引介，从理论上阐发（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亦常有作品刊于《新青年》。他当时与胡适可谓文心契同了。

　　胡适后来在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里说：

　　

　　……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号）完全用白话做文章。……

　　这一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第一，是白话的试验。胡适在美洲做的白话诗还不过是刷洗过的文言诗；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抛弃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尽量表现白话的长处。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方才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同时沈尹默、周作人、刘复等也加入白话诗的试验。这一年的作品虽然不很好，但技术上的训练是很重要的。（此文写于1922年3月3日）

　　

　　此可见半农一直居于文学革命的主流地位。一个被自己所看不起的人，是不会被自己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一再提到和表扬的。此属人性之常。

　　1919年2月，北京大学选定刘复等六位教授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4月21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成立，刘复、钱玄同等35人为会员。23日半农向大会提交《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获大会通过。这个《议案》是由胡适、刘复、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共同列名提出的，由半农起草。同年11月29日夜，胡适将他做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加以修正，列提议人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等六人，上呈教育部颁行全国。在《议案》（三）“理由”中说：

　　

　　用标点符号的本意，只是要文字的意思格外明白，格外正确。……

　　因此我们想请教育部把这几种标点符号颁行全国，使全国的学校都用符号帮助教授；使全国的报馆渐渐采用符号，以便读者；使全国的印刷所和书店早日造就出一班能排印符号的工人，渐渐的把一切书籍用符号排印，以省读书人的脑力，以谋教育的普及。这是我们的希望。

　　

　　此议案旋即于1920年2月以教育部训令第53号公布。这就是二十世纪全国通行标点符号的开始，我们这若干代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这些都说明半农是新文化运动诸多方面的参预者和倡导者，是“十项全能运动”的健将，与胡适配合默契，可算得此呼彼应，同行并进。凡是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性项目，他几乎都参预了，胡适也从不忘记他，轻忽他的作用和建树。

　　1919年12月17日，半农出席北大校庆二十二周年纪念会，在会上作《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1920年1月，他又被推举为“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2月7日，他就携妻女赴欧洲留学去了。从以上梳理出的经历来看，胡适绝对不可能是“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促成”他“往外国留学”的“英美派绅士”之一，或甚至是主要促成者。胡适没有这样势利看人的毛病和习惯。他在人际关系上秉持“不争”主义（留学时确立），富有容忍精神，以宽容胸怀对待一切人。他待友诚挚，为人厚道，有意见或看法都是坦诚表达，从未对任何人有“明嘲暗讽”的矫情之举。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朋友要在有疑处不疑”。他是从传统文化精粹中陶养出来的接受了西方文化洗礼，深谙西方思想精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卢沟桥事变后，政府召集“庐山谈话会”。国难当头，胡适在教育组发表意见，第三点是：天才救济。关于升学，主张恢复从前同等学力的规定。这意思就是说不能唯文凭主义，要给天才以救济和扶持，给天才留一条出头和成长的路，就是允许同等学力者参加各级考试。这体现了胡适的人才观。他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还强调“恢复从前同等学力的规定”，由此可以反观他对当年没有学历的天才的刘半农会持什么态度。他的老师王云五就没有学历。他在 1921年7月23日的日记里记道：

　　

　　十一时，访王云五先生（之瑞），谈了四个钟头，他曾教我英文。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天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1923年5月30日的胡适《日记》记：

　　

　　昨日洛声信上说，一涵接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洛声的口气似不以为然。故我今日写信给冬秀，请他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劝他善待此女。“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一涵住在我家一院，我怕冬秀不肯招呼他们，故作此信。

　　

　　胡适1921年春给半农寄去《新青年》，半农半年没有回信。9月15日，半农从巴黎写信给胡适，说：

　　

　　听说你害了多时的胃病，近来看报，说你到上海考查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知道是病好了：这是个可喜的消息。

　　

　　关心之情，跃然纸上。他说：

　　

　　我老实警告你：你要把白话诗坛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别人，这是你的自由……

　　

　　半农长胡适半岁，都是北大“卯字号”属兔的，二人已亲密到不拘行迹的地步了。他又向胡适叹苦经：

　　

　　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了！天天闹的是断炊！北大的钱，已三月没寄来，电报去催，也是不寄；留学费也欠了三个月不发，高鲁还逍遥自在，做他的官，领他的俸。我身间有几个沙，便买支面包吃吃，没有便算。但除闭眼忍受之外，也就没有别法。（这是件不了的事，另有详信在夷初处，请你向他要了看一看，救救我吧！）但有一件事要请你出力帮忙。我今天向蔡先生提出一个《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想来你不久就可以看见。这是我万分希望他成功的一件事，曾向蔡先生当面说过，他很赞成。但他虽赞成，还要经过种种的会。所以我要恳求你，也替我卖些气力，使他早日有些成议，我真感激不尽了。

　　你能写个信给我么？我给你请安。

　　夫人公子等均问好。

　　弟刘复

　　九月十五日

　　

　　这封信实在是友情亲密语气亲切的表示。半农是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如果他真是因胡适“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才“憋着一股气出国深造的”，事隔年余就对胡适写这样一封信，那他就成了没有血性、低三下四的矫情小人了。以上这些实证都与知堂所说相左，是信这些证据，还是信一位八十老人的回忆，对此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择之。现在的分岐点倒不在于半农是“憋着气”出国留学的，而在于所气的对象是哪些人。我倒获得一点旁证，就是北大对此倒有另一种说法。邓广铭先生在《胡适在北京大学》一文中说：

　　

　　那时候，蔡先生虽然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际上弥漫在北京大学师生间的学术气氛仍然是保守势力占优势。对于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特别是对于提倡白话文，年方二十六岁的胡适先生是抱有极大的怀疑态度，甚至根本是瞧不起的。例如当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字、音韵等课程的刘师培和黄季刚等人在教员休息室内造成一种气氛，总是对新派的学人和学说都极尽非笑和轻蔑之能事。胡先生的白话诗中有两句是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因此黄季刚等人就把胡戏称为“黄蝴蝶”。据说当年刘半农先生之所以去法国专攻音韵学，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之故。

　　

　　邓先生是北大出身，又任过傅斯年、胡适两届校长办公室秘书，接触面广，此说绝非子虚乌有。我们后人今天判断此事，倒不妨把邓先生的说法看成“促成”半农留学的因素之一或主要因素之一，也许还有其他因素；但胡适是绝对不会参预“明嘲暗讽”之事的。叶公超先生说，“他的文学见解与标准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绝不存心计。……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深夜怀友》）我以为这才是对胡适性格最准确也最公允的描摹。

　　我数去数来都数不出1917年夏迄1920年1月半农出国期间除了胡适还有别的“英美派绅士”在北大。陈源尚未来，蒋梦麟、王世杰似略晚（？）。王来是1920年秋。那么知堂为什么要那样说呢？我检索了迄今收知堂文最多的钟叔河先生编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此说始自1949年3月22日刊于《自由论坛晚报》上的《刘半农与礼拜六派》一则短文：

　　刘君初到北大还是号半侬，友人们对他开玩笑，说侬字很有《礼拜六》气，他就将人旁去了。可是在英美派学者中还有人讥笑他的出身，他很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在民八之后他决心往欧洲游学……

　　

　　这时还没有直指胡适。后来在1958年5月17日刊于《羊城晚报》的《刘半农》一文，才指明是胡适：

　　

　　不过刘半农在北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预料教国文和文法概论，但他没有学历，为胡适之辈所看不起，对他态度很不好，他很受刺激，于是在“五四”之后，要求到欧洲去留学。

　　

　　再以后就是应曹聚仁之约，为香港报纸写《知堂回想录》，所说如陈四益先生所引。他在49年以后的报刊文章，多是为生计而为之，写得都很随便。至于他为什么要往胡适身上说，因当事人都已故去，在找不到旁证说清原因的情况下，就只得存疑了。另外，还有几通文献，也是胡适与半农交谊挚厚的有力佐证。

　　

　　赵元任为中央研究究院同人作的白话祝寿诗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我们且别说带笑带吵的话 我们也别说胡闹胡搞的话

　　我们并不会说很妙很巧的话 我们更不会说“倚少卖老”的话

　　但说些祝颂你们健康美好的话 这就是送你们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话

　　适之老大哥、嫂夫人四十双寿 拜寿的是谁哟？

　　一个叫刘复 ……

　　

　　以下还有赵元任、陈寅恪等十五人署名。原诗由毛子水写成寿屏八幅，挂在胡宅寿堂里。第一名就是半农。这是在半农归国五年后的一次活动，透露着浓郁温煦的人情美，不是奉行斗争哲学的人有福气享受的。这至少可证半农对胡适并无成见。

　　在半农遽逝（7月14日）之后，其门人、助手白涤洲写了一篇《悼刘半农先生》的文章，登在7月22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10号上。如果不是胡适立即约稿，白涤洲在丧师之恸的心情下，哪会在二日内写成此文（文末署“7月16日倚装写”）？很显然，胡适是临时撤掉了其他的稿子，作了应急处理的。白涤洲交稿迄印成出版，仅有五日之期，足见胡适对半农的友情。他自己大概来不及写文章，便在“编辑后记”中写道：

　　

　　七月十四日北大教授刘复先生死在北平协和医院。他的病是“回归热”，加上黄疸病，又因心脏不强，就至于无救。回归热的病菌，在内蒙古一带，往往由蚤虱传染，土人称此病为“蒙古伤寒”。刘先生此次冒大暑热，到绥远调查方言，搜集歌谣，直到百灵庙，途中得病，他还扶病工作，可说是为学术尽瘁而死。我们感谢他的旅伴白涤洲先生（北大研究院语音实验室的助教）在百忙中给独立评论写这篇哀悼的文字。刘复先生，号半农，江阴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死时年仅四十四岁。他的著述甚多，最近编《半农杂文》第一集已印成，日内在北平出版，他已不及见了。

　　一周后，即7月2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11期上，他又再登魏建功的《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一文。仍在“编辑后记”中交待：“魏建功先生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他这篇回忆刘半农先生的文字，可以和上期白涤洲先生的《悼刘半农先生》参看。这又是胡适的约稿。

　　北京大学为半农逝世举行追悼会，胡适送的挽联是：

　　

　　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夥，如今又弱一个；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

　　

　　在追悼会上，胡适又报告一段旧事：

　　

　　“我与半农为以前‘卯字号’人物，至今回忆起这段故事，令人无限伤感。缘半农与陈独秀、林损及我皆为卯年生，我们常和陈独秀、钱玄同先生等在二院西面一间屋里谈天说笑，因此被人叫作‘卯字号’人物。‘属兔’，陈独秀先生比我们大十二岁，即是比我们大一个卯字，他们叫他做‘老兔子’，叫我和半农、林损诸人为‘小兔子’。现在我们‘小免子’的队伍，逐渐凋零了。……”后来他说到半农学术的成就和病死的情形，叫人当场痛哭。……（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页三九）

　　

　　胡适一生在学术文章中只要提到半农，都是称“刘复先生”或“刘半农先生”，谈话中则称其字“半农”，从无丝毫轻蔑的意思。1947年10月2日夜半，他写《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一文时说：

　　

　　前些时，我偶然翻看亡友刘半农影印的金圣叹批本《水浒传》（民国二十三年中华书局发行）……

　　

　　据这些刘、胡交往中的事实，我们还能坚信知堂的说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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