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特权阶层Z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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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国家配备的小车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普通苏联人认为大人物配备豪华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们也抱怨小车司机在狭窄的交叉路口疾驰而过，将行人驱赶到路边，就像在一条乡间路上驱赶小鸡一样，并迫使其他的机动车躲到路边。一个美国黑人妇女参加苏联举办的1973年的世界和平大会。她对载有代表团成员的柴卡车司机耀武扬威地快速穿过行人的做法非常不满，抱怨说这种情形让她想起了沙皇时代的贵族目中无人地骑马冲过马路中央，将泥土溅到农民身上的故事。“嘘…”苏联的官方导游告诫她，“这样说不好。”


　　虽然柴卡车是等级和特权的明目张胆的标志，但这种情况却并不典型。一般而言，苏联政治精英以一种隐秘的、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来享受特权生活，公众是看不到的。1974年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参加了克林姆林宫圣乔治大厅里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而举办的宴会，他对于宴会奢华眩目的场面而有些吃惊。在苏联领导人进入大厅站成一排演奏国歌时，史密斯离他们仅有几英尺远。尼克松穿着哔叽外套。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撅着嘴，带着一条宽宽的，酒红色的西式领带。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有一个洋葱鼻子。总理柯西金看上去有些不耐烦，他的眼睛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东张西望，好像盼望典礼赶快结束。放在大厅两边的宴会桌看起来足有100英尺长，上面堆满了各种美味——几种鱼子酱，烟熏三文鱼，烤乳猪。穿着白色制服的侍者在巨大的水晶宴会灯下递送刚出炉的点心。阳台上一支管弦乐队为几百个来自苏联精英阶层的客人演奏乐曲。美国记者很自然地提起了苏联领导人宴客时的皇家气派，不过苏联的媒体则小心地保持沉默。苏联电视里根本就看不到这种奢华张扬的场面。这种情况对克林姆林宫的领导人来说才是典型的，他们的生活不为大众所看见。他们居住在不对外开放的特别居住区，在他们自己的隐秘的假日地点或是在根据等级分隔开来的俱乐部里 度过闲暇时光。他们到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旅行时，甚至使用一个专门的机场，福诺科沃II机场（Vnukovo II）。普通民众也许能模糊地意识到这些领导人的特权生活，但是他们被远远地隔开了。


　　克里姆林宫自身当然是宏伟壮丽。不过莫斯科并没有可以跟美国白宫相比的官方居所。相对于市区里的公寓，苏联领导人更看重他们的乡间别墅，。勃列日涅夫在库图佐夫大街26号的一栋厚重的九层的旧式公寓楼的后翼占据了整整一层。秘密警察头目安德罗波夫和内政部长谢洛科夫分别占据上面和下面一层。柯西金占据着最让人羡慕的市内位置：一栋矗立在列宁山上的现代化公寓楼，视野越过莫斯科河俯瞰莫斯科市区。据说波德戈尔内居住在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上的一栋高高的、整洁的、黄砖公寓房里。还有其它重要的市内居住区供政治精英和莫斯科党政机关的人居住。对于那些眼光敏锐的人来说，这些高高而起的公寓楼具有不言自明的权力标志——干净，现代化的设计，黄砖建筑，大得出乎寻常的窗户，嵌在凹进处的阳台，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景观——在苏联的景色里是非常舒适漂亮的。

  　　（六）不过，是这些房子的内部装饰而不是外表才会让普通苏联百姓感到眩目。一位在莫斯科精英圈子里有朋友的女演员说，她看到这些房子的厨房里装有内置的橱柜，福米卡贴面的柜台，西德“库博士”（Kuppersbusch）牌炉子和冰箱，起居室里配有高品味的芬兰现代装饰品，都是进口免税并以折扣价买来的，这些东西让她感到惊讶不已。她说，这些设备比苏联市场上通常能得到的东西要好得多，以至于技师被特别地送到西德去培训以便为精英们的厨房做安装和维护工作。


　　不仅仅是装饰品，上层人物宽敞的房间——每个人都拥有一间卧室，不用睡在起居室里——也使普通老百姓印象深刻。一个研究生曾经常去斯特凡.米高扬将军的家做客，他是曾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阿纳塔斯.米高扬的儿子，自己混得也不错。这位研究生看到政府大楼里米高扬家的宽敞的，拥有七间房间的公寓住宅时感到目瞪口呆。他在对人描述时米高扬家时，让人听起来像是纽约的林荫大道豪华酒店（Park Avenue）里最好的套房：家庭里的每个人都有一间私人房间，一个书房，一个起居室，餐厅宽敞得足以容纳下一架由范.克莱本（Van Cliburn，美国钢琴家）演奏过的大钢琴，这是一个整个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难以想象的奢侈。甚至房屋的天花板也让他感到不同寻常地高，正如大多数的苏联住宅的天花板让西方人感到低得让人不舒服。这个研究生是个例外，因为他能够瞥见精英们是如何生活的，而没有多少苏联人能够看到特权阶层拉起来遮住他们隐私的幕布后面的东西的。


　　“所有的东西都被遮掩起来了，”一个名叫帕维尔（Pavel）的年轻的政府外交政策专家说，他本人便是一个失宠的共产党员的孙子。美国记者史密斯跟他一起走过斯维特谢夫.弗拉哲克区（Sivtsev Vrazhek district），这里居住着许多精英家庭，帕维尔在其学习的、不对外公开的研究机构里认识的朋友也住在这里。“看看马路对面的那些破破烂烂的房子，没法相比的，是吧？在马路角上，就在那儿，是中央委员会宾馆。没有任何标识。没有什么东西告诉你它究竟是什么大楼。人们走过，没怎么注意到它。在那儿，他们安置我们友好的高层次的客人——从北朝鲜，蒙古，波兰来的客人。我有一个朋友被外派到奥地利工作。他充满好奇心，想知道在宾馆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想看看家具和房间里面的样子。所以他就进去了。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前台服务员就问他在那儿想干嘛。他跟服务员吵了起来，但最终还是出来了。这件事给他带来了麻烦，他们取消了他去奥地利的工作。这毁了他的前程，是他的一个错误。在这儿，你不要提问，不要打探与己无关的事情。”


　　史密斯放慢了脚步看了看这栋禁止外人进入的大楼。大楼门口有黄铜的踏板，有一个长长的温度计，有帘幕遮住视线，屋顶还有一个玻璃造的日光浴室。他停下来记录下地址。帕维尔紧张地说：“不要停在这儿，继续走。不然的话这栋楼的值班妇女会注意到我们的。”



　　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面对一栋模样笨拙的、五层楼的、仿古典旧楼，楼周围环绕着一层高高的篱笆。楼的正面是磨得光滑的红色大理石，有一个黑色柱子的门廊。以前曾是警卫室的两间石头房子沉到了地面里，如今相互靠在一起。以前是主要出入口的铁门现在被永久地锁上了。人们使用左边的一个边门进出。停泊在外面的是黑色的伏尔加桥车，带有外人一眼就能认出的MOC和MOII的牌照。一个司机戴着扁平的边缘很短的呢帽，穿着克格勃便衣人员的蓝黑色雨衣，在车子旁边踱步。另外一个司机坐在一辆带有俗气的红色椅套的小轿车上，留心看着后排座位上的一个小女孩。一个女士穿着时髦的、裁减得体、毛皮镶边的外套和进口靴子从楼里走了出来。她坐进了带有红色椅套的小轿车，然后车子开走了。


　　“那是克里姆林宫诊所”，帕维尔说。“你看见上面的圆顶和笨重的柱子了吗？那些仿希腊柱子？那是斯大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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