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日记》——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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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05月31日 07:08


111年前的《忻州日记》记录了至今鲜为人知的义和团时期的暴力杀戮真相







李提摩太所建百年福音堂即将被毁



被杀的历史真相，让忻州日记不再沉默

　　据111年前8位英国传教士被杀前27天所记的《忻州日记》，美国学者张海燕亲赴山西忻州、英国伦敦历时12年寻访，立体还原至今鲜为人知的义和团时期的暴力杀戮真相……2011年5月，李提摩太所建之百年教堂即将被拆，改建佛教疗养胜地，由此开始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呼吁

　　特约撰稿 沈颖 发自美国

　　12年前，仿佛被8位英国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入心，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美国学者张海燕从此记住了忻州。

　　彼时，在美国底特律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任高级专家的他，去密歇根大学借书，偶然从一本由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1904年出版的《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中，读到百年前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时，8位被杀的传教士在逃亡途中的日记片断。

　　同为基督徒的他开始收集和翻译与这段史料相关的各种文献、报道和资料，整理出《忻州日记》，试图立体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真相。

　　仓促逃亡

　　庚子年六月初一(1900年6月27日)，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

　　公元1900年6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三。

　　这天早晨六点，信使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两天前，太原府爱德华医生(Dr. D.H. Edward)的医院被义和团烧了。女传教士爱蒂丝(Miss Edith A. Coombs)本已逃生，但发现一个住院的中国小女孩还没出来，就返身冲进燃烧着的房子，帮她逃出来。爱蒂丝再次出现时，额上遭铁器一击，仰面倒进火里。为了防止她爬起来，有人把木椅和一扇拆下来的门压在她身上。第二天，人们找到她烧焦的骸骨，把她埋在院子中央。义和团和清军到处寻索传教士，并把守了太原城门以防止其逃走。

　　传教士们是中国社会现代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太原传教站1877年于山西旱灾时建立。灾情自1876年爆发，一下旱了5年，河干地裂，几百万饿殍遍地，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进入山西赈灾，灾后寻找预防措施，建议开发矿藏，兴修铁路，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当时山西人吸食鸦片成瘾，又建立戒烟局。1902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

　　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来忻州传道，同时开办诊所、男女学校。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最年长，他早年失怙，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3年大学训练之后，又经两年医药和外科训练，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在非洲忘我工作，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的健康。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结婚后就申请来华。

　　马牧师(威廉·麦可拉奇)是苏格兰人。一次，他听传教士回国述职演讲，中国抓住了这个少年的心。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在中国传教几年。

　　在太原的传教士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最近来忻州帮忙。任教士(贝茜·任诺)来华时间最短，才9个月。燕牧师(西尼·恩纳尔)只比任教士早来两个月。

　　形势骤变，邸牧师决定带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8位传教士开始了长达27天的逃亡。

　　这是逃亡第一天。狄克松夫妇心里特别思念在英国的孩子们。他想，要是在中国为主殉道了，孩子们应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又是怎样死的，就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其他传教士也给亲人们写下了日记。

　　传道站有两匹马、两辆车，还有一头小驴驹。一行人悄悄从西门出了忻州城，这一带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个山洞里，等在那，几个中国基督徒领他们去藏身处。

　　半夜时，他们牵了毛驴来，大家顺着枯水的河床前行，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拂晓时分，便依稀看见了一个山村，叫刘家山，他们要藏身之处。

　　重走当年逃亡路

　　109年之后，2009年5月，已在美国普度大学任教的张海燕联系到忻州老记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忻州传教士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村民，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逐一考察。他想写一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

　　回国之前，张海燕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和传教士日记，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

　　2009年6月5日，他们到了庄磨镇南张村。南张村坐落在牧马河北岸，牧马河是滹沱河的一个支流，百年前春汛时节牧马河悠悠流过河谷，可现在已经断流。

　　张海燕停下车，想搜集村民们对当年传教士或信徒的记忆。刘振中是教会负责人，村里大约50人信教，主日时常坐拖拉机去城里聚会。他并不知道在义和团时殉道的张治国，但他从一位80岁老汉处打听到，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尸骨埋在村外“洋人坟”。

　　而今，张海燕坐车走的是柏油小路，与当年传教士们在牧马河枯水的河床上的路线大致平行。

　　传教士逃亡第二天，天既放亮，他们不能进刘家山，那天正是农历六月四日祭关帝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庙会。为了不给刘家山村民们带来麻烦，传教士们退到山里，在峡谷里藏了一整天。

　　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

　　付家庄祈雨唱戏当日下午，却下了一场雨。戏一唱，各村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赶庙会，不看社戏，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了。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迎神拳，请他们来惩罚、杀戮刘家山的信徒、村民们，以泄积怨。

　　传教士们逃亡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6里多山路，进了刘家山。

　　一百多年过去，张海燕向村民打听刘家山。他们说，刘家山改了名，现在叫“幸福村”，年老的村民告诉他们，刘家山有“洋人窟”，这就是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

　　村民说，村里原有150多口人，但如今大多数人已搬到山下平坦之地。向几个村民打听传教士的往事，山村教师戎双文的妻子带他们去看了以前传教士们盖的教室。

　　教室建在一块稍为宽敞的山坡上，是山村唯一用窑砖砌的房子。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雨侵蚀，状况尚好，只是门窗有些破旧，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可作上课或聚会之用；小的作祷告房。一个多世纪了，即使在传教士们离开中国后，这个教室还在用，直到近年，没小孩子上学了，才关了门。

　　当年传教士们到刘家山后第一天，出于对村民们的信任，12天之久，他们栖身在信徒兰万牛家中。第三天夜晚，他们就在信徒们协助下，在后山坡挖藏身土洞。

　　翻过几道陡峭山梁寻找“洋人窟”，张海燕两只手臂上划出了网状交叉的血痕，他想起逃亡者中最年轻的女子任教士在写给浸礼会信中的一句话：“他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作艰难的攀登。”

　　“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张海燕在追踪这段史实时，第一次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年大多数村民信了基督，在反洋灭教的狂潮中，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传教士们，甚至官员们也不全在逼迫，也有同情者。

　　公元1900年7月5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九。

　　安叔根和张林旺出发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传教士们。安叔根的草帽缝里藏了一张便条，写着太原和忻州的情况。

　　他们上路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截住了。没费多大劲，义和团就知道了他们是忻州传道站的厨子和帮手。安叔根对为首的拳民说：“我是五十岁的人，信耶稣的，今日就是我的死期。只是这后生，刚满十六岁，还没活人呢，求你们开恩让他回家去。”为首的把眼睛眯起来，打量着这两人，稀奇他们竟面无惧色。他冷笑几声，还没发话，就听见少年激烈地说：“安大伯，让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在“洋人坟”传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有一块石碑，拭去尘土，碑文显露出来：“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

　　张海燕断定这就是他在《忻州的日记》里写过的乡村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才16岁，是任教士的助手，教任教士说忻州话、熟悉忻州府乡路，传教士在日记里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据《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张林旺被杀后，尸身被扔进火里烧了。

　　逃亡第13天，刘家山一个村民到邻村看望女儿被义和团打了，义和团放话说，后天要到刘家山来。此前两天，太原被囚的传教士们及其妻儿被毓贤杀尽。不仅传教士们再不能藏身刘家山，就是刘家山信徒们和亲洋教的村民也不能呆在村里，被抓住就是死。幸而此时，后山的土洞已挖成。传教士们卷起简单行李，带上些干粮和两把防卫的手枪，在夜半时转移到新挖的洞里，村民们随后逃走。

　　公元1900年7月11日，星期三，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五。

　　狄克松盘算了一下，附近每个村都有四十到六十个义和团。加上忻州出来的义和团，会有上千人。刘家山村民就要遭难了。这一两个星期，传教士们犹如在一个避风港中，刘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村民对他们有非常的情份，自给不足仍然满有爱心地供给他们，冒着杀头危险保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连累了村民。

　　中国传道人何全奎要到忻州东面去探路，看能不能为传教士们找一条到海边去的路线，他今年六十岁，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东，信主后放弃了经营得不错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传道人。

　　邸牧师怀着感恩的心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

　　刚来中国9个月的任教士在给浸礼会的短笺中特别提到：“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之中都是忠信的。”还有些基督徒，因为放心不下传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到刘家山看望他们。

　　公元 1900年7月13日，星期五，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何全奎老汉到了他妹妹家的一个村子，想不到村子里几个十八九岁青年，搞起了义和团。他们认得何老汉，把他抓了押到城里。

　　忻州县衙新上任的徐桂芬，急忙升堂。何老汉戴着手铐，拒绝说一个字。两个衙役把何老汉按在地上，一个衙役挥动竹杖，边打边嘲弄他：“疼不疼？”旁边看热闹的也附和嘲笑他：“你要进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还没应声。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汉上了脚镣，扔进监牢。四天后，何老汉死于狱中。

　　在最没指望的日子

　　张海燕很想知道，在避难刘家山，藏身“洋人窟”的二十多天，传教士们面对生死考验，后悔过吗？惊惶不安过吗？如果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他们会怨恨他们所服事的主吗？

　　在逃亡后的第二个主日，在似乎最没指望的日子，传教士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竟没一个人后悔来中国，燕牧师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感恩，张海燕读到他的日记：“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些了。深信那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净，我们就更加赞美他，因他看我们值得为他的名受苦。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燕牧师在逃亡中给妈妈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他的名……当号筒吹响时，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他赋予软弱者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在地上相见，那就等到我们在天堂同声赞美主时吧。”

　　公元 1900年7月12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六。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周一都被杀了。山西巡抚毓贤到场，没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刽子手，甚至没一声争辩，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

　　她在被杀之前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耶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害你们，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没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在太原府殉道的共46人。

　　血溅忻州

　　从史料中，张海燕获知了传教士们的结局。

　　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和《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6月25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6月29日，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两周之久。

　　巡抚毓贤从太原派人领10个兵勇来忻州，7月15日，假意传话要派兵护送传教士们逃往天津。传教士们从监狱出来，见州府备好4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行至城东门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都司海英命兵丁放炮数声，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着，伏兵冲出，传教士一一被乱刀砍死，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

　　令人唏嘘的是，将邸牧师等诱入瓮城之内的忻州守兵的官长，曾被邸牧师救治过。为了让传教士不起疑心，他跪下求他们跟他走，说他会用手中的刀舍命保护他们，不料一入瓮城却杀心四起。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8位传教士的尸体，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张海燕查找到这件善举记载在恩牧师故乡的刊物《巴思日志》(1901年1月12日)。

　　庚子之乱后，传教士们殉难的消息传至英国，已退休回乡十年的老传教士德治安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和因回英国述职而幸免于难的老传教士苏道味牧师返回忻州，接续未竟的医疗教育事业。

　　而今，“洋人坟”周围只有几个新添的坟茔，墓地的北侧和西侧已改作耕地，一排排高粱苗开始拔节，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毁坏的传教士纪念碑，残损程度不一的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四周。

　　任复兴告诉张海燕，几年前邸牧师后人看望过先祖墓地，庚子拳乱之前两年，邸牧师的4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这座纪念碑不仅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了庚子教难中忻州8位传教士殉难事件，更令他感动的是，特别载入了忻州府40位中国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的史实。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外国传教士及妇幼241人殉道，而中国基督徒有两万三千人殉道。山西是全国仇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据解放前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徐士瑚先生的《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考证，山西殉难的新教传教士及其妇幼占全外国殉难者79.3%；而山西中国信徒和慕道友被杀害的，据山西寿阳宣教会英国传教士叶守真医生(Dr.E.H.Edwards)和陈守谦记载，有七八千人之多。)

　　考察时，张海燕得知，有一家忠心看守洋人坟的中国信徒姓张，在此一住二十多年，从晚清到民国。

　　任复兴先生告诉他，张家的女儿张玉叶教会中学毕业后，在李提摩太修建的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年过九旬安息主怀。

　　返回普度大学后，不忍纪念碑被毁，技术工程专业出身的张海燕根据他画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并有关照片及其实测尺寸，图测计算了现有型石残片的复原尺寸，确定了碑身的型石组合关系和碑冠的型石组合关系，终于成功复原了传教士纪念碑。

　　教堂将毁，日记不再沉默

　　此次寻访之旅，张海燕验证并绘制了传教士的逃亡路线图，他也欣喜地看到当年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遗址仍在。

　　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忻州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建堂之用；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遭到抢劫、毁坏。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得以修复重建。教堂的屋檐微微上扬，如同振翮冲天的大雁。

　　2009年底，美国的张海燕与英国的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联系上了，她和她的先生于2006年曾访问过忻州。(Prudence的先生Rev. Canon Stuart Bell牧师是英国威尔士的教区长，到第四代，邸牧师的后人依然在服事上帝。)

　　就在张海燕计划英国之行之际，2011年5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石衡潭研究员写信告诉他一件紧急之事--李提摩太当年建造的忻州百年教堂即将被毁，“据说这块地方今年被五台山和尚花650万买走，要盖庙。当地基督徒眼睁睁看着遗迹被毁，教堂的四面墙已拆了一面。”

　　他十分震惊，写信给英国浸信会总会，对方的回复是，这个教堂并不是无主之地，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拥有教堂的所有权。

　　他也陆续得知，此教产1951年被收归国有，先后做过学校、医院，现在又被卖给一个开发商。

　　据当地教友说，拆迁方在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一块奠基石，上有当年修建教堂时的出资人信息，“他们藏起此石继续施工。”

　　5月8日，石衡潭和张海燕随即起草了给山西省文物局、宗教局、旅游局的公开信，美、英、中三国13位学者联名呼吁“救救百年教堂”，呼吁开发商停止拆毁，申报福音堂与传教士墓地墓碑等为省级文物。

　　2011年5月底，张海燕将赴英国与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见面，邸家后人将把邸牧师当年在逃亡中留给孩子的原始日记交给他阅读。

　　这些逃亡日记艰难地被保存下来。

　　公元1900年7月21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是夜，一位村民冒险看望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和信件交给了他。

　　村民把他们的日记、书信埋在地下，待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转交给殉道者亲人。

　　英国之行，张海燕还将去牛津大学图书馆查找当年8位传教士写给母会的工作报告、书信和珍贵遗物等，另将去伦敦周围等地拜访其他6位传教士所在的母会，让沉默百年的日记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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