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有关中国问题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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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20世纪上半叶保加利亚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

1997年，保加利亚“克利门特·奥赫里茨基”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日记》（Георги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9 маарт 1933 – 6 февруари 1949, София, 1997）。全书794页，正文591页，照片90幅。

日记记载的是1933年3月9日至1949年2月6日这16年季米特洛夫所经历的事情。1933年春，季米特洛夫被德国法西斯诬告参与“国会纵火案”，在柏林被捕，此后开始写日记。1934年2月，季米特洛夫获救后来到苏联，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共产国际解散后成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负责人[1]。1945年11月回到保加利亚，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工作。1949年2月重病住院和去苏联治病后，停止记日记。

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病逝后，其12本日记一直秘密保存在原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党务档案馆。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亚发生剧变后，随着大量档案解密和公诸于世，季米特洛夫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开始出现在地摊小报和书市上。为维护著作权利益和保存日记的完整性，季米特洛夫的养子鲍伊科·季米特洛夫作为继承人倡议并筹划公开出版这部日记。自1991年起，由4位专家组成的编审小组开始工作。鲍伊科写了致读者序言，编委会作了编审说明，伊尔乔·季米特洛夫院士撰写了长篇文章《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日记》。

这部日记反映了30-40年代季米特洛夫的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情况，及其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同时也记录了他同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交往的情况，同世界各地社会活动家和共产党领导人的通讯和谈话。毫无疑问，这部日记是了解和研究此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特别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是，在季米特洛夫这部日记中，有相当篇幅反映了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情况。日记中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张国焘、林彪、蒋介石等近30个中国历史人物的活动，收录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两党领导人的文件和材料，共产国际同毛泽东、王明等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季米特洛夫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以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讨论中国革命的情况等，其中对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延安整风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较详细反映。尤其是关于中共党史和近代史中一些颇有争论或疑义的问题，例如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指示，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共军队的物质援助，苏共对皖南事变的立场和对策，中国是否向苏联提供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等等，日记中都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因此，这部日记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历程的研究，也是十分珍贵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故从中选编有关中国问题的部分内容，发表于此，供研究者参考。[2]


1936年8月31日
撰写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文章。[3]

1936年9月7日
在克里姆林宫。
讨论中国问题。
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

1936年9月11日
1、确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
（2）事先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将提供1.5-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做准备。”

1936年9月20日
与乌里茨基[4]、阿格拉诺夫[5]等开会讨论对中国的援助问题。
（向政治局写关于贷款等的书面报告。）

1936年11月26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应该改变对中国工作的决定。目前不能搞苏维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国防政府，以保卫中国人民的独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苏维埃，但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的组织。不搞没收。您起草一个初稿。我们再看看！”
同伏罗希洛夫谈对中国的援助。

1936年12月2日
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决定。
1166吨箱装货物。[6]
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
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
50万美元，
5000卢布
（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
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列入新疆政府服役。
远征队队长为莫云科夫大校。

1936年12月9日
博戈莫洛夫[7]来见，谈到：
1）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将继续下去；
2）南京不会再做出重大的领土让步；
3）中国将对日作战；
4）统一战线运动正在迅速发展；
5）蒋介石将在对日本开战前夕并同苏联协商后才下决心同共产党和解；
6）蒋介石不会在西北追剿红军。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1936年12月13日
有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
斯托马尼亚科夫[8]来见。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

1936年12月14日
2. 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
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
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建议是：
“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12点，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
“明天下午3点半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马努伊尔斯基[9]，别人不用来！”

1936年12月15日
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有库西宁[10]、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11]、王明、邓发、爱尔科利[12]、曼达利扬[13]参加。）

1936年12月16日
到克里姆林宫见“五人小组”。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14]。）
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
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
“复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由于这一行动已经做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1、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
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
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4、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1937年1月13日
晚上同中国人在一起。

1937年1月16日
送给斯大林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草稿（修改党对于同国民党协同行动的路线。）

1937年1月19日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15]、日丹诺夫[16]、叶若夫[17]）。
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
2）询问中央是否已认识到是从苏维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及时转变，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的时候了。

1937年2月5日
答复中共的电报（关于告国民党中央全会书）。
莫洛托夫（用专线电话）——中共中央的建议可以接受。
（我按此意思修改复电稿。）

1937年3月23日
关于中国的会议。
给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问题的电报！

1937年4月13日
致斯大林的信，关于中国西路军问题。

1937年7月7日
与刚到达的中国同志谈话：王稼祥、王明、邓发。

1937年11月11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
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
“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
（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一个：
“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
“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4）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5）现在中国人所处的条件比我们在1918-1920年时的条件更加有利。
当时在我们这里，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
在中国，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把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了。
（6）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7）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
生产飞机。飞机容易生产，但是运输很困难。
（我们会提供制造飞机的材料!）必须创立飞机制造业。
还要生产坦克。
（制造坦克的材料我们能够提供！）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
（8）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
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
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9）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
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10）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
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
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
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独吞猎物的可能。
（11）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
（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
（12）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武汉的八路军和党的合适的代表。

1937年11月13日
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的最后一次谈话。
（我们决定把王稼祥暂时留下作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1938年2月17日
我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叫去见斯大林、莫洛托夫。
斯大林：
……
3、中国。
两个方案：（1）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2）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联合会不要加入共产国际。
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

1938年10月19日
邓发（通过耿丁[18]）1938年10月14日的来电：“飞行员训练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够独立飞行了。训练班将于11月5日结束。17名技师也在学习中取得了成绩。但是督办[19]只有已经超过飞行期限并在高速飞行时有危险的У-2型和Р-5型飞机。请拨给我们3架供高速飞行、轰炸和歼击训练的飞机。”

1938年10月20日
莫斯克文的来电：“有些国际纵队队员表示愿意去中国。爱尔科利和马尔蒂[20]同志自己很犹豫，问我们对此的意见。”
致莫斯克文的电报：（1）“我认为只能作为例外同意某些特别合适的国际纵队队员去中国。你们最好就此问题与伏罗希洛夫同志商量一下。”（2）“请与耿丁谈一下关于邓发577号电报的问题。最好能满足他对调拨教练机的请求。”（3）“关于耿丁邮件的问题，很明显是出了误会。你应该先把它们打开看看，把内容告知马努伊尔斯基，以便你们能立刻处理必要的问题，然后再给我转来。”

1939年2月14日
中国同志林彪（此地的名字是李廷）——八路军115师师长、延安军政大学校长。
他带来了中共中央六中全会（1938年11月）的材料。
中共七大预定5月召开。
全会有40人参加（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和政委）。
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后方部队、军事学员等共有329000人。
每月从政府领取600000元。
需要：（1）钱；（2）武器；（3）干部。
在延安（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任弼时。出席全会：周恩来、博古。

1939年5月20日
晚上，任弼时、林彪来，谈中国问题！
对中共中央会议（5月末）的建议。
“主要火力集中对付投降派。
对共产党人的迫害问题在中国人民面前要作为投降计划的组成部分来看待。
基本问题是巩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
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联系，依靠群众，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子，这是上策。”

1939年9月13日
周恩来到达（作手术和治疗），带来王明的信。

1940年1月12日
    周恩来夫妇和任弼时夫妇来我家（沃尔科[21]、列娜[22]和孩子们在家）。
   
    1940年1月1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周恩来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1940年1月1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周恩来继续作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

1940年2月23日
向斯大林同志发了关于给中国共产党援助（35万美元）的信件。

1940年2月24日
周恩来夫妇和任弼时夫妇来我家。

1940年2月25日
和斯大林同志通话，斯大林称不能接见我去谈中国问题，因为他很忙。没有阅读送去的材料。他说：“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

1940年2月26日
和中国同志开会研究联络问题。
同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谈关于中国青年问题的决议。

1940年11月22日
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铁木辛哥[23]处。
阐明了中国的战况以及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关系。
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24]和情报局长戈利科夫[25]少将出席。
同从中国抵此的电影导演和作曲家谈制作有关中国的纪录片问题。

1940年11月23日
    起草了给毛泽东的复电。把草稿交给了斯大林。

1940年12月26日
去铁木辛哥处。
谈中国问题（援助八路军武器的可能性）。

    1941年1月4日
     潘菲洛夫[26]将军来我处谈中国东北（满洲）事务。

[1] 在共产国际解散的同时，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为避免引起西方国家的猜疑，莫斯科任命什切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但该部的实际工作由季米特洛夫主持。
[2] 文中的黑体字为原文所加，注释除特别标出外为编者所加。
[3] 该文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15周年》，刊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36年8月号。——原注
[4] С.П.乌里茨基，时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
[5] 雅科夫·萨乌洛维奇·阿格拉诺夫（1893-1938），时任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
[6] 这里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注
[7] 德米特里·瓦西列维奇·博戈莫洛夫（1890-1937），时任驻中国公使。
[8] Б.С.斯托马尼亚科夫（1882-1941），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9]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马努伊尔斯基（1883-1959），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10] 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1881-1964），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11] М.А. 莫斯克文（1883-1940），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团成员。
[12] 爱尔科利，即帕尔米罗·托利阿季（1893-1964），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
[13] 曼达利扬，季米特洛夫秘书处工作人员。
[14] 缺席者为伏罗希洛夫。
[15]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895-1971），时任苏联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农业人民委员。
[16] 安德列·亚历山得罗维奇·日丹诺夫（1896-1948），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7]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895-1940），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18] 耿丁，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远东地区的联络员。
[19] 指新疆的盛世才。
[20] 安德列·马尔蒂（1886-1956），时任共产国际驻西班牙的代表。
[21] 沃尔科，季米特洛夫的姐夫。
[22] 列娜，季米特洛夫的姐姐。
[23] С.К.铁木辛哥（1895-1970），苏联元帅，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24] К.А.梅列茨科夫（1897-1968），时任苏军总参谋长。
[25] Ф.И.戈利科夫（1900-1980），时任苏军情报总局局长。
[26] 潘菲洛夫，在苏军情报总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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