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十年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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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华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12-1-20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0 22: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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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南方周末的老作者高华教授，于2011年12月26日遽归道山。这篇感言，是2009年高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之邀而撰写的，部分内容曾刊发在该出版社为参加香港书展而出版的小册子上。兹披露于此，聊表缅怀之意。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出版后，承蒙读者的厚爱，这十年来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也有港、台的，还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来自遥远的希腊克里特岛。这些来信，大多是查询怎么购书或表示赞许、鼓励。李锐、王元化、杨振宁、汪澍白、陈方正、冯兰瑞、吴敬琏、王年一、林毓生、张灏、韦政通、张玉法、董健、魏良弢等老先生对我的书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学术界，这本书也受到普遍的关注和好评，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知识界读过此书的，均对此书怀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外界对本书的意见

　　一些学者特别强调了本书的“历史－现实”意义，萧功秦教授说：“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谢泳教授称本书“虽然是一本严谨的史学著作，但其思想启蒙意义不可低估”。

　　中国人民大学的萧延中教授则从思想性和历史叙述创新的视角论述了本书的价值，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存在着“官方”的、“新左派”的和“自由派”的有关毛的叙述，而本书作者则被他列入毛研究的“历史主义学派”。萧延中写道：“仅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突破而言，高华的这本著作，不仅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更重要的是修正、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固定的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它成为中共党史‘新史学’的重要范本之一。”

　　法国华裔学者陈彦博士说：“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与毛相比，王明虽然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

　　对于西人来说，理解毛泽东有他们的角度，站在西方看东方，更多的是看到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一面，毛基本被定义为东方罗宾汉、游击战的英雄，几十年都如此，从政界到学界，崇拜毛的不计其数。不管中国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的灾难有多深重，也不会影响他们对毛的先验看法。如此，也是有理由的，毛泽东有让西人着迷的地方，诸如诗人气质、底层情结、反官僚体制、反世俗主义等等。

　　在另一方面，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西方学者较多地关注中国最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话题，总体上已淡出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视野。即使如此，在多元化的美国中国学界，仍然有人关注中国历史学界对这些议题的新的研究。

　　在听到大量称许的同时，对本书也有若干批评的意见，有一种看法认为我的书“倾向性”较强，“权力斗争”写得多了，而对毛的理想层面较少着墨。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关注作者的“倾向”，萧功秦认为，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一面持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

　　对批评者的六点响应

　　一本书出版后，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在幽幽历史迷宫中上下求索，本来就是一场智力探险。对“红太阳”作者的探险结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公正和客观的态度对本书作出评价，包括指证该书存在的不足或缺点，对于作者都是教益。对于前述的批评意见，我是这样看的：

　　（一）在谈论和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些深刻影响人民生活和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一个学者不可能没有他的价值倾向，十年前，我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我认同五四的基本价值，那时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问题是，作者的价值观不能妨害他作为学者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我相信自己做到了这点。反观某些近现代史著述，想方设法用学术的包装，为“大人”或“圣人”的明显错误辩护，却没有人批评他们的“倾向性”，这是很奇怪的。

　　（二）毛泽东“君师合一”的地位，奠定于延安整风，这是“红太阳”一书叙述的重点。将“红太阳”有关毛泽东叙述解释为“是搞‘权谋政治’”，则未免误解本人的观点。在前言中，我写得很清楚，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有其思想追求，“延安整风运动是……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至于毛看重权力，这没有什么可讳言的，政治家欲成就大事业，当然离不开对权力的追求。1972年春，周恩来在毛被抢救苏醒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席，大权还在您手里。”过去人们只关注毛的“义理”层面，而忽视或回避他的“权力操作”层面，这显然是不够的。我自认为在书中对毛泽东的描述是客观的，也讲了他的“理想”层面，也许比重不多，但研究毛之“理想”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对一个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一直掌权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大政治家，不仅要研究他的“思想”，还应研究他的“权力操作”层面，在那些“深掘义理”的书之外，我的书就作为一家之言，聊备一格，仅供参考吧。

　　（三）对于我的“思想矛盾”的问题，我同意萧功秦的看法，他认为我书中所显现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在这十年，我读了更多的书，在这林林总总的读物中既有历史档案文集、政治家的回忆录，还有文学家的杂感、诗歌，新闻记者的报告等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还阅读了许多民间“小人物”的历史。我读它们都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思考“革命”、“解放”、“自由”、“人性”的意义。我想说的是，这场思考持久、艰辛、充满困惑。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我仍然认为，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中共革命和国民党领导的国家近代化过程，都对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间产生的左、右极端主义既和两党的领袖及领导层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有关，更是他们及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后人，我们应在新的起点上总结历史，吸取教训，将前人的成就、牺牲和失败转化为今天推动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四）遇资州教授（某著名学者的化名）说，延安整风的成功关系到中共革命的胜利，他说得不错，我在书的“后记”中说过，“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这一切，与老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整风”因有效而形成范式，新中国成立后，从“思想改造”，到“审干肃反”，……最后到“文革”，一直整到普通百姓，都要强制接受“规训”，那就不对了。

　　（五）遇资州教授提到，为什么当年在延安挨整的人以后又整人？在毛泽东时代，这确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值得研究，我自己曾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经过延安整风，那些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也是宣传者，担负着鼓动、教育群众的重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作为解放者，他们自豪而自信，多数人当了官，从原先的两重身份回到一种身份，成了监督别人进行改造的领导者，很多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没有任何道德和心理障碍，就把当年他们所蒙受的那套方式，再施加给老百姓，直到革命深化，他们也被打倒。

　　（六）遇资州教授说，共产党当然左，或者“极左”，可以指望有不左的共产党吗？应该说，他的这些话颇有震撼性。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共产党当然是激进的，可是党同时也呐喊民主和自由。今天的人们或许知道政治是复杂和残酷的，然而在当年，对于许多人来说，在人间建立一个理想国，还是有强烈的吸引力的。依照遇教授的那套逻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期待革命有崇高的人性价值，我们只能围着篝火跳舞，庆贺那些党内斗争的失败者、被冤死者升天，因为一革命就必然“极左”，而搞“权谋”也是正当的。遇资州的质疑，可能永远难以回答，因为它涉及的是更深邃的历史哲学层面下的人性、革命、政治、暴力等问题。

　　对“红太阳”的修订构想

　　有关修订，我的基本想法是这样：

　　（一）保留原书的基本结构。

　　（二）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个别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三）将会修订一些错讹之处，包括个别史实和文字方面的错误。

　　（四）主要是补充一些新的资料，使之融入有关叙述中。这十年来新出现的数据不仅没有推翻我书的观点，反而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我书中的看法。2003年俄罗斯解密的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档案，内含大量的电报原件，其中多数为首次公开。这些电报反映了1931–1937年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和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我书的判断。中央党史研究室张培森先生最近在《炎黄春秋》披露的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涉及上海临时中央、中央苏区以及延安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其精神和我的书不谋而合，完全印证了我书的观点。另外，博古后人的新著涉及上海临时中央、中央苏区、长征时期的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的关系，其中某些内容也印证了我书的判断。对于这些新材料，我都会进行整理，将其吸取到修订本中。

　　（五）我在修订本中，还将使用一些经历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及他们的后代赠送给我的数据，例如：西安的张宣的回忆录、郑州郭晓棠家属保存的有关郭晓棠与河南“红旗党”冤案的材料，以及李新回忆北方局整风的文章等。总之，我会对近十年披露的各种数据进行认真考辨，并吸取到本书的修订本中。

　　以上只是修订的初步计划，重拾十年前旧作，“万千心事难寄”，在下一步的修订过程中，我会把对那些历史上的人和事的新研究、新感悟融入书中。总之，我希望我能把修订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使得本书可以更充实一些，完全地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过进一步发掘数据和细致的研究，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事实，这是十年前出版本书时我的心愿，现在仍然是我的目标，我会继续努力。

　　2009年5月25日于南京

　　（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