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中国与俄罗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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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罗斯的未来（上）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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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野蛮的俄罗斯》的结语。该书经过反复修改整理补充，增为约30万字，近期将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



通过写作此书，我发现鬼子的文科也不行，尤其是俄国史学界更没搞头，好像还不如咱们的，起码没有杨奎松、沈志华、杨天石那种杰出的学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分不清事实与假设的区别，拉津斯基热衷于探索阐发斯大林的各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诡计，却从未想过那不过是他的揣测之词，要成立起码需要过硬证据。梅德韦杰夫兄弟【不是现任总统，是孪生兄弟，其中一是正版的史学家，另一个则是喜欢历史的生化学家】不懂逻辑思维，而现在哈佛执教的俄国学者普列沙科夫写出一本书来发行全球，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是历史小说，并非学术著作，因为那故事的主线完全是建立在“斯大林计划在1942年夏季对德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前提上的，不幸的是，那前提并不成立。对这些奇谈怪论，我都作了批驳。然而作者毫不装逼，通篇用市井俚语烂话写成，颇有可读性，即使是对学术毫无兴趣的同志估计也能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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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给中国带来过如此深重的灾难，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一样，如此全面、深刻、并很有可能不可逆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化、社会制度、民族性格、识字分子的思维方式与精神境界。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识字分子对那个国家了解是如此之少，以致许多人把中共革命以及中共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当成了国人的原创，甚或是毛泽东的个人发明，以致有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称号堂皇出台，似乎毛泽东用于夺取政权使用的富于中国特色的战略战术、阴谋诡计等等，也配称为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一种学术、甚至一种国人必须为之自豪的国宝！



读过此书，读者不难看出现代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畸形镜像，所谓毛泽东思想也不过是更加粗鄙化了的斯大林主义。中共那个“方面军司令部”的基本思路与革命蓝图，完全来自于联共那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帅部”。除了古已有之的“农村包围城市”之外，毛泽东思想唯一有别于斯大林主义的只有两条，一是大跃进，二是文化大革命。然而恰是这两个富于原创精神的大手笔，凸显了毛泽东相对斯大林（乃至相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而言的独特智力缺陷。



以大跃进而论，毛泽东当时面临的任务与斯大林在20年代末相似，都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建为先进的工业国。斯大林以非人的血腥“理性”在十年中完成了这个任务，而毛泽东则以其固有的反智主义的愚昧狂热盲动，高效摧毁了国民经济，引出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其威力约等于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核战争。以文革而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与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剧烈”一说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更模糊不明，空洞无物。而论实际操作，斯大林动用NKVD，只花了约一年就完成了毁党造党的伟大任务，基本没有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特别是经济建设，而毛泽东以反智主义代替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以人民战争代替特务专业，其结果是再度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把全民卓有成效地改造为无法无天的土匪，并在折腾了十年之后“走向反面”──毛尸骨未寒，“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便统统下狱，他要打倒的“走资派”反而因此冲决一切网罗，真的朝着资本主义的大道迅跑。这烂污事体暴露出来的毛泽东最显眼的智力缺陷，是他不但毫无理论创建能力，而且毫无制度发明能力，更有一种奇特的病态想像力，竟然指望将暴民造反制度化，变成正常治国方式，使得官僚集团在常规蒙受暴民羞辱乃至殴打的同时，还能具有正常心态、意愿乃至最起码的权威，去领导指挥百姓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似乎并不亚于波尔布特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异同，似乎集中代表了中俄两国民族心态、性格与智力的异同。读者不难从本书中看出两国民族的相似性──都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都盼望强人的家长式领导，都驯顺服从权威，都喜欢一元化，讨厌多元化，把前者看成是国泰民安的和谐态，把后者当成动乱和威胁；两国人民都没有权利意识，都不觉得个人自由是人生必需品，是如同布帛菽粟那样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更严重的是，两国人民都缺乏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怀，都不把人命当回事，认定为了国家富强，付出一部分人民的生命是应该的、合理的。这就是从异国舶来的邪恶理论何以能迅速俘获浅薄的中国知青们，而他们引入的邪恶制度又为何能在中国的土壤中发芽开花结果，百倍强化了原有的民族弊病，改塑了国民心态、性格与思维方式，从而锻造出与新制度完美匹配的新国民，使得那邪恶制度获得了相当顽强的生命力，至今尚无望自行萎谢。



这正是令人忧心忡忡之处。中俄走过的道路，强烈质疑了人类社会发展最终会殊途同归，实现全世界“民主大同”。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现，乃是因为有的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精英阶层具有强烈的“自由欲”，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了生理欲望。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动下，实行“形式上的平等”以确保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的民主社会才会被发明出来。但在缺乏这种心理驱动力的国家中，民主社会能否自发形成很值得怀疑。



诚然，这两个国家急剧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斯大林的设计无法长期运转而自动发生的。但这剧变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人民终于察觉了自己的基本权利被统治者无理剥夺了，要奋起把它们夺回来，而是因为斯大林在设计反文明世界时忽略了私欲这个最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它不但效益低下，浪费严重，而且没有持续推动力，迟早要陷入困顿。当西方参照系彰显了这弊病后，党内改革派便会应运而生，引出了改革甚至革命。因此，促进苏式社会发生大幅度转型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人民之所以欢迎改革，也主要是因为它创造了经济奇迹，消除了原来的民生匮乏。



但正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有金钱欲而无权利欲，当原来的缺乏经济活力的共产极权制度被改造为具有经济活力的纳粹式极权制度之后，无论是党内当权派还是党外精英都将丧失变革现状的愿望，改革就此失去动力，而社会制度就可能演变为“可持续存在的专制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妨碍这种背时制度持续存在的剩余因素，是斯大林原设计的另一缺陷──党皇权威逐代递减。前文已经指出，与传统帝制不同，新时代的皇帝们的权威并不来自于上天，因而不会衰减，而是来自于他本人对部下生杀予夺的实力。但在先皇的淫威下长大的新皇不可能具有类似实力，否则必然会引起先皇的猜忌而被除掉。于是新皇即位后就不可能拥有先皇的权威，如此便造成中央权威逐代弱化，最终有可能引起野心家发难，权势集团发生大规模的内讧，导致政权倾覆。这就是我们至今未能消除的潜在死穴。



在这方面，俄国人的先驱探索可能为我党提供了新的学习榜样，那就是把国家改建为“同种南非”，亦即坚持剥夺弱势集团的权利，但在权势集团中实行贵族民主。因为总统是民选出来的，具备了足够的合法性与统治权威，而且党皇任期有限，那位置是开放的，可以在党内自由竞争，再用不着梁山泊好汉大火拼，七八年来一次，于是斯大林的另一设计缺陷也就得到了弥补，原设计被修改为“有经济活力的民选专制制度”。



如果这就是俄罗斯乃至中国的未来，那它或许是两国人民能盼到的最适乃至最佳制度吧。西式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国民精英的觉悟和素质与之相匹配时才能发挥出来，否则只能引出比旧专制制度更恶劣的灾难。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的政绩，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中俄精英是否能最终具备与西方人民相当的觉悟与素质，鄙人未敢乐观。



这似乎是明摆着的：要让国家和人民文明化，首先得在思想上与过去的野蛮血腥的罪行、暴行与丑行决裂，在理论上彻底清算苏共留下的遗产，如德国在战败后那样，全民为国家一度堕落到那种地步而沉痛忏悔。然而普京已经代表俄国人民庄严宣告了：“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把负罪感强加给我们！”作为深受自卑情结折磨的后进民族，中俄两国人民都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面对昨天的丑恶，否定自己国家几十年的历史，承认本民族曾经在那段期间达到了人类堕落的极致，令纳粹德国相形失色。因此，昨日的罪恶不但会被掩盖下来，还要被美化包装，当成本民族的丰功伟绩刻石立碑，俾后世子子孙孙永宝用，既然不能改恶，又如何从善？




中国与俄罗斯的未来（下）





芦笛





尽管有着上述类似之处，中俄两国人民的心态、性格与智力仍有极大的不同。同样处在前文明社会中，同样毫无诚信，同样欺软怕硬，同样心理阴暗，疑神疑鬼，然而两国人民的野蛮性格仍有很大区别，俄国人最突出的特点是蛮横、勇武、残暴与狡诈，其狡猾程度绝不下于蛮横程度，而中国人最突出的特点是怯懦与大愚似诈，表面上流露出来的精乖刁滑，掩盖着的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迟钝与愚蠢。此外，同样是集体主义者，同样信奉沙文主义，同样视人命如粪土，然而俄国人是真正的沙文主义者，血管里奔流着的是开疆拓土、无限扩张的征服欲，因此外战内战都内行，而中国人个个是“爱国罗亭”，彻底缺乏扩张欲，拿手好戏是“不杀鬼子杀汉奸”，对内勇武如虎狼，对外怯懦如羔羊，其爱国激情只表现在口号声的分贝数上。



在这方面，斯大林与毛泽东似乎也集中代表了两国人民智力与性格的区别。以俄国人的立场观之，普京同志对斯大林的评价其实很中肯。他当然对本国人民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反人道罪，然而人家本国人民既不在乎，外人自难置喙。除此之外，他的确是俄国有过的最出色的沙皇，在强敌环伺中避实击虚，专捏软柿子，忠实地捍卫了俄国的国家利益，把帝国疆域扩张到了空前的程度，在20世纪还复制了蒙古人故事，建立了11个子汗国。这一切都与他无比坚定的意志与出众的战略才能分不开。而毛泽东却自始至终被父皇玩弄於小指间，备受轻侮还要替人家当义勇炮灰，在老大哥忙不迭地从朝鲜撤出时奋勇跳进那粪坑去，招致国际社会几十年的封锁抵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哪怕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的冤大头功仍然练得出神入化，量中华之领土财力，结与国之倏忽欢心，对所有的邻国包括毫不构成威胁的弱小国家都拱手相让万里河山，换取明天就倒台或是翻脸的小喽罗的几声廉价赞美，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主动卖国贼。斯大林堪称伊凡雷帝与彼得大帝的优秀传人，而毛泽东自诩功盖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与成吉思汗，则完全成了中国式幽默。



从两国人民及其政客的智力与心术的差距来看，中国刻下再度远攻近交，把俄罗斯当成共同对抗美国的事实盟国，忠实地反映了国人不知好歹、不识利害的大愚似诈特色。当局不知道，俄国人是地缘政治的永恒信徒，光看看本书介绍的普京如何“自扫门前雪”，试图重建苏联帝国的势力范围就够了。俄国人口一直在负增长，西伯利亚终有变成无人区之虞，而中国已经人满为患。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性格，却只会以己度人，以为中国人也是他们那种无限扩张的民族，因此一直把中国当成说不出的心病，加以百倍提防。



要明白这点，只需看看2009年11月17日与18日分两期发表在《共青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够了。该文的题目直接就是《中国正在从哈萨克入手，吞并前苏联》，危言耸听地捏造出“中国核心利益集团”奉行“种族中心主义”、在全球疯狂渗透与扩张、行将吞掉哈萨克斯坦的弥天大谎［注］，而这天方夜谭不但发表在国家级大报上，还为俄国网站纷纷转载。仅此一端，便能洞见俄国人对中国人的猜忌是何等走火入魔。



更何况俄国人与美国人不同，历来怀有种族优越感，骨子里非常看不起中国人。前文已经说过了，他们身处世界的“城乡结合部”，因而非常势利，对欧美国家那“市中心”与对中国那“乡村”的态度完全不同，前者是他们艳羡与嫉恨的对象，而后者则是他们居高临下的鄙视对象。普通俄国人不知道斯大林对中国作的大孽，却记得咱们的“反修大论战”，个个把中国人当成了恩将仇报的白眼狼，如同普通中国人看越南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般。如今这劣等的乡下佬却突然成了暴发户，变得比他们还富。在这种情况下，胡妹妹纵然是举案齐眉，普哥哥到底意难平，就是再自然不过的。



所以，中国要去抱人家的粗腿，实在是发错了春梦。制度的相同或相似并不能天然产生亲和力。相反，极权政体之间的战争还特别残忍，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这一点，苏德战争、中越战争都是殷鉴。以中国人之怯懦，绝无可能打败剽悍蛮勇的北极熊，人再多再富也没用。因此，中国正确的外交战略，还是坚持与不会威胁中国国家利益的美国维持良好关系，这才是中国的前途所在。





2010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