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尺规：80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和日常逻辑——答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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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倒韩的人群中，一种人将韩寒的作品奉为神作，继而判定为不可能是韩寒所写，而另一种人将韩寒的作品批得不值一钱，继而批判韩寒的幼稚。最奇葩的是有第三种人，同时持有这两种观点，不知他们是否会被自我的分裂所困扰。何三畏发表了一篇题为《“表面现象”看韩寒》的吐槽文，看上去将自己定位为第二种人。相对于那些完全陷入自娱自乐状态的“找茬”游戏，价值观的问题还算有讨论价值。

80一代
《三重门》是一本什么书？《三重门》是一本用幽默调侃装逼和发泄不满的书，它可以有另一个名字《80后校园幽默讽刺汇编》，它的剧情本身就是可有可无的，如同一千零一夜里的主线故事，只是将各类或搞笑或装逼的段子串在一起的一根线。而里面很多的桥段，甚至可以算是80后的集体创作，不知道是哪些不知名的学生在课堂上无聊走神、在宿舍辗转难眠或写作业悲愤欲死之时想出的段子，在学生间口口相传。而分享交流这种段子，可以说是学生时代的重要娱乐。如果你那个时候在上学，又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看《三重门》往往会会心一笑，觉得似曾相识。在这样一本书里，无论你是想考证现实、探讨文学还是挖掘思想，都是很可笑的。如果非要挖掘出什么，那就是80后学生时代所有的苦闷、无聊、压抑、迷惘，在通过这些玩世不恭的调侃向外宣泄，用荒诞的情节反衬更加荒诞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这就是80一代的伤痕文学，没有那个时代校园经历的人很难领会，正如同我读上一代人的伤痕文学没有任何感触一样。
我不明白，一群完全生活在上一个时代的人，为什么总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来揣测他们甚至从来不去真正了解的80后。你们知道80后的高中课程有哪些吗？政治和历史书里都教些什么？如何应付考场作文？怎么在上课睡觉不被发现？80后如何调侃国家领导人？如何评价校长、老师、教导主任？什么年龄开始讨论性的话题？什么时候开始偷偷早恋？喜欢听什么音乐？崇拜什么偶像？有什么理想？做什么梦？这些你们了解多少？你们如果真正去了解，就会知道很多你们所谓的常理，在我们看来不是常理，你们所谓的可疑，在我们看来也并不可疑。
我在这里不是要指责谁，代沟的形成双方都有责任。上一代人不习惯包容和倾听不同的声音，而这一代人偏爱直白而情绪化的自我表达。与上一代人相比，80后以及90后自我意识高度觉醒，追求彰显个性，有相当明显的反权威、反理性倾向。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很复杂的社会原因，比如国家的生育政策，改革开放的社会剧变，互联网和资讯业的发展。而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传统和新兴的双重资讯渠道下，我们从小就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由权威和理性编织的巨大谎言中。在此，对高中总是很努力地试图自圆其说的政治老师表示同情。在这一代人的潜意识中，权威和理性是毫无信誉的骗子，逻辑与专业词汇是“忽悠”的提示符。当一个社会，大到根本的政治制度，小到基础教育制度，全都是缺乏自省的过度理性主义产物时，非理性主义的反弹，是一种几乎必然的社会现象。我不太恰当地将之类比于18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表达真我、直指本心，这种现象对社会进步的总体影响未必是负面的。
何先生口口声声“鲁迅、胡适在我们这么大的时候有什么见识，什么风光”，我很想冒昧的问何先生一句“你在同样大的时候在干什么？”  如果我们这几代人普遍不如民国年代甚至晚清，那就只能说明中国现代教育和社会的彻底失败。我不知道什么人该为此负责，但肯定轮不到韩寒。 退一步讲，就算我们和鲁迅、胡适生活在同一时代，我们有必要为自己不如他们“有见识”，“有风光”而羞愤欲死么？何先生认为80后需要更多的标杆，这我也同意，事实上正因为80后标杆的稀缺，韩寒才格外珍贵。人说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标杆又不是萝卜，需要事先准备坑，我看不出打击韩寒和树立更多80后标杆间有什么联系。
何先生问：“为了《三重门》闹得读两个高一，又七门功课不及格而退学值得吗？” 这正是我们观念的重要分歧所在。蔡元培先生的一段话深合我心：“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 中国现行的教育，恰恰就是后者，将学生制造为一种适应于社会用途的标准零件（就现实看，它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而这种教育思想在更深层次上，又是基于“完全用人的社会功用来衡量个体价值”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人的价值不应该被事先限定，“值得吗？”本身就是个伪问题。只要不侵害公共利益，一个接近成年的人以及其监护人的共同决定，不需要他人来讨论其价值取向。事实上韩寒现在很成功，而就算他现在还是个悲催的码字工，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生活，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韩寒不是偶像，而是80后普遍理想的一种符号化寄托，（我很抱歉让他承受了本不属于他的负担）。80后虽然不善于理性的表达，但直觉上能很清楚的分辨两者，所以“打倒偶像”什么的实在是表错情了。在我，“韩寒”代表的是对自我的坚持和肯定。生活中，体制、传统、社会关系、舆论都会不断的强迫我们这样那样。多少人向往而又无法做到的就是，认真的厘清自己责任和自由的分界，对过界的强迫，坚决的说：“不”。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学会对他人自由的尊重。 老实说，我觉得韩寒开车就属于不务正业，他应该专心写作； 我觉得韩寒应该以质疑对质疑，迫使方舟子正面回应对他的抄袭、造假、诬陷、非法集资和鼓吹转基因的五重指控。但是，如果他坚持认为开车很有趣，认为应该用新的作品澄清自己的嫌疑，不想和方教主纠缠，我会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尊重他的选择。其他人也一样，想粉他的继续粉，不想粉的请转身，想挑错的也请继续，谁都不耽误谁，这是一个多么温馨和谐的世界。

公共知识分子
何先生总结了方韩对战以来双方的表现，大致符合事实，但是其中所表现的价值取向让我不能认同。首先何先生高度赞扬了方舟子在本次大战中所表现出的“理科生”的专家级能力。
请允许我插播一段吐槽：请何先生不要随便替“理科生”代言好吗？一个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理科生会慎用自己的理性，相信事实胜于推理，追求真理而非胜负，对自己不懂的领域不随便发言。我们喜欢安静的思考，归纳整理不是我们的专业，强词夺理更非理科生特长。就方舟子在历次打假中展现的低下的知识水平和学术素养，你将他作为“理科生”的代表算是群嘲吗？
何先生对方舟子“即便强词夺理，也能说得头头是道”的雄辩术表示佩服。可惜颠倒逻辑，歪曲事实，将一件没有道理的事说的头头是道，这是一种非常高深的专业技能，在我理科的专业训练中，从来没有过。在我的潜意识中，只有黑心律师、无良媒体、阴谋家、野心家才会通过系统训练或刻苦自学精通这种技能。
接下来何先生用一种同情的语气说，韩寒“是诚实的孩子”，“忘记了世上还有诡辩术”，“方舟子要什么，他给什么”。我承认韩寒在这次对战中应对不佳，韩寒也自嘲“猪一样的表现，愧对观众”。但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天生就该懂得如何应对这种专家级的诡辩术，一个人也不该为自己的诚实羞愧。
最后，何先生试图向韩寒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你做了这么久大众名人，在公众点到你的名字发出噓声时，即便你心里很烦，你不可以媚众地回一个笑脸吗？”
何先生，你作为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但据说很有名的媒体人，也算是一个公众人物了，我现在公开的点你的名字——何三畏，并且对你发出“嘘”声，注意我的口型：“嘘~~~”，我也号召所有认识不认识你的人从今以后见你就“嘘~~~”以示欢迎，你可以给我们一个媚众的笑脸吗？“茄~~子”，“咔擦”。
在何三畏看来，公众人物应该是这样一种形象：他们说话小心谨慎不留话柄，精通诡辩术和危机公关，光辉四溢的现场表演，极为优秀的心理素质，面对大众媚颜相向，面对污蔑游刃有余。如果他形容的是成功的明星政客，那我完全同意。我一向以为，政客的本职工作就是表演，至于决策方面的事完全可以交给智囊团来做。但如果这里所说的公众人物包括何三畏自己在内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无法苟同。公众知识分子在网络时代被部分地娱乐明星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你们对自我的认知定位也等同于一个娱乐明星——靠公众养活就讨好公众，靠体制养活就讨好体制，靠国外养活就讨好国外——如果这就是何先生所在圈子的一般看法，我想我会郑重考虑左派对南方报系的“汉奸媒体”指控是否属实。
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对知识分子这样定位（能力所限，有些说法很微妙，翻译不来）：
“They are such as become Man Thinking. They may all be comprised in self-trust. The office of the scholar is to cheer, to raise, and to guide men by showing them facts amidst appearance.  …  These being his functions, it becomes him to feel all confidence in himself, and to defer never to the popular cry. ”
大致意思是，知识分子应当独立思考、坚持自我，而不应屈从于大众的起哄。公众知识分子确实应当服务于公众，但不是用谄媚讨好的方式，而是用独立思考、坚持自我的方式。我不是要把韩寒拔高到爱默生所描述的那样的高度，就现在而言，韩寒无论思想的成熟还是知识的积累还远远不够。但是，他已经具备了作为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宝贵的特质：独立的思考和真诚的表达。

日常逻辑
何先生说“世界上只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韩寒式的逻辑。”
我知道这只是一种修辞说法，但是我会装作不知道，并且严肃的指出何先生的无知和荒谬。逻辑的种类显然不止两种，有我们日常语言逻辑，符号逻辑，命题逻辑，一阶谓词逻辑，二阶谓词逻辑（有一说这不是逻辑），相容逻辑，不相容逻辑，不可证是否相容的逻辑，单是一个集合论，要不要选择公理就有两套不同的逻辑。我欢迎一切对逻辑一知半解的人在我面前卖弄逻辑，包括开创了方舟子式逻辑却被何先生华丽丽无视了的方舟子。
谈到逻辑，让我想起一个段子，说是一个逻辑学家乘火车经过英格兰牧场，在窗外见到一只白色的羊，描述如下：“在英格兰某一地区，至少有一只羊，在一段时间内，朝着火车的这一面是白色的。”这话很逻辑，但绝对不是日常逻辑。我不知道何先生何以要把日常逻辑命名为韩寒式，除非何先生认为韩寒对日常逻辑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按照何先生的“非韩寒式逻辑”，我不能说“光速永恒不变”，因为我不能预言明天的事；我不能说“所有的五毛都很讨厌”，因为我并未见过所有的“五毛”；我不能说“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民主”，因为我没有真正的询问过大多数中国人；我不能说“有些在任的官员是贪官”，因为我手里没有一个以上官员的贪污证据；我不能说“至少有一个何三畏不使用韩寒式逻辑”，因为何先生的文章中充满的就是韩寒式逻辑；我甚至不能说“至少有一个何三畏在批评韩寒式逻辑”，因为我也不知道写文章的到底是不是何三畏。我只能说，在某个位面的地球上，存在至少一个署名为何三畏的可能是人的智慧体，在写某一篇文章时，有至少一句话字面上批评了韩寒式逻辑。何先生，你能举出自己的一篇文章使用的是这样的逻辑吗？倒是孔庆东说“有一些香港人是狗”，说得一点也不绝对，看上去颇符合何先生的逻辑。
何先生批评韩寒的思维是有罪推定：“首先绝对化地把对方设置为阴暗的小人，这就构陷了一个模式，使得任何企图说我的链接不妥的人，都将是一个动机不良的小人”。事实上何先生自己也在同时使用了有罪推定：首先把韩寒设置为阴险小人，将韩寒单纯的嘲讽对方，变成构陷任何一个企图说他链接不妥的人。你看，只要你批评一个人，并且在其中带有主观情绪，你很难逃脱这个“有罪推定”的陷阱。
在日常逻辑中，我们正常的表达观点，也许会主观、极端、以偏概全，我们也会表达情绪，嘲讽、同情、愤怒，这些听众都能正确的理解，有选择的接收。我们不会要求鲁迅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后，马上转口赞扬“泱泱华夏，忠孝节义”，也不期待何先生在批判了韩寒的绝对逻辑后，对方舟子赤裸裸的有罪推定“100%有代笔”、“一定不是他写的”也一视同仁。一个人表达观点时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人在试图陈述事实时有明显的歪曲、捏造行为，却被观众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现象才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