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格瓦拉：左右不是问题，行动才是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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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台湾野百合学运以后，学生运动正式独立出来，和环境运动、劳工运动、政治运动一起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并互相支持。我们这群学运份子以学生的身分参加过很多社会运动，也读了一些书，我们读过老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一些书，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我到大陆工作后这十年，发现我的左派思想跟大陆的左派思想不是完全一样，反而比较像大陆的右派，我一直搞不清楚到底哪里出问题，后来才想通了。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其实只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已，左右两派各有自己的逻辑和价值观去解释这个世界的经济操作。你很难说服资本主义者完全改信社会主义，也很难去说服社会主义者完全改信资本主义。我觉得反而有点像宗教，天主教者不可能改信回教，回教也不可能改信佛教，因为这会让他们的世界观跟价值观错乱。但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毕竟不是宗教，左右两大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是可以互相渗透的。所以才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资本福利主义、第三条路等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思想型态。

对我们这群学运份子来说，XX主义是对抗现有体制的工具。以台湾为例，既然台湾政府号称自己是资本主义国家，那我们用资本主义的逻辑肯定是说不过政府和官方的大学教授。既然如此，我们干脆不跟你玩，我们要跳出资本主义的框架，改用社会主义的逻辑跟政府谈，反而可以让政府无所适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在东欧等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自然就会变成资本主义者。

说到底，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改变现在这个我们觉得不公不义的社会，这个主义姓资姓杜我们并不关心，因为那只是我对抗这个体制的工具而已。…….嗯…也许我们是个实用主义者…….。回头看看我们参加的社会运动，似乎也印证了我的想法。(我在2002年起在大陆工作，所以之后活动未亲自参与，但我昔日的伙伴都参与了，特此注明。)

因为我们认为高尔夫球场会破坏当地环境(你很难想象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当初要建二、三十座高尔夫球场)，我们参加过很多次反高尔夫球场运动。

我们也反对美国向台湾销售鸡腿鸡翅(美国饮食习惯跟中国不一样，喜欢鸡胸肉等白肉，不喜欢鸡腿鸡翅等黑肉，两者价差很大。我之前在美国打黑工的时候都是买鸡腿来吃。如果美国可以向台湾销售鸡腿鸡翅的话，全台湾的养鸡场都会垮掉。)

49年校长来台时，将很多老兵安置在台北市的空地。老兵们的房子都很简陋，而且都是不合法的占用。其中有块空地是台北市的公园预定地。有五百多户老兵住在这里(大部分跟校长撤退来台的老兵是台湾的弱势群体，穷困而且很难找到工作。)1997年，陈水扁当时是台北市长，他为了建公园，要强拆这些老兵的破房子，我们也为了声援这些国民党老兵去抗争 (大部分学运分子都是台湾人，我这种外省第二代的学运分子非常少。)

因为台湾(到现在为止，全世界也无法解决核废料问题，只能埋在很深的地下)无法解决核废料问题，只能把核废料放在离岛兰屿。让当地原住民受苦。我们和环保团体及核四预建地的居民反对兴建第四座核电厂。一反就是二十年。至今尚未成功，还在努力中。

台湾开始实施全民健保的时候，因为不满富人穷人交的保费一样多，我们和社运团体一起去抗争。

台湾推动垄断的国营事业私有化的时候，因为政府想把国营事业贱卖给财团，我们学生跟国营事业的劳工一起去抗争。

台湾要调涨大学学费的时候，我们为这个议题跟教育部抗争了十年， (耶，我们学运分子难得参与跟学生有关的运动耶。)

台湾很多基层劳工因工受伤，不但拿不到工伤保险金还很容易被开除，我们和劳工一起去抗争。

台湾刑法第一百条规定” 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第1项）前项之预备犯，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项）”。请注意意图这两个字，意图的意思是说就连想到这件事都是有罪的。1948~1987年这38年中，主张台独或思想左倾的人皆因此条法律获罪，造成白色恐怖时期。我们认为这是管制言论自由，让我们连思考的自由都没有，所以和民进党一起去抗争。

1997年，当时台湾治安败坏到极点，接连发生白晓燕案、刘邦友案、彭婉如案等重大刑案。政府迟迟无法破案。我们联合社会各界上街要求「总统认错、撤换内阁」。

2006年，我们去抗议陈水扁贪污腐败，要求他下台的时候。我们和国民党一起穿着红衣服去抗争。占据总统府前广场半个月。

2008年，因为会破坏湿地及危害保育动物”ˊ中华白海豚”，我们和环保团体及当地的居民一起反对国光石化在彰化县设厂。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主义、流派、生理特征把人分门别类，带上各种标签。举例来说，我可能是男性沙文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异性恋环保温和主义的中产阶级。但是，我必须先是一个人，然后才能是这些奇怪的标签。

你我能不能先忘记左右的标签，先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看这些弱势族群或是环保议题？

当我们深入那些因政府的不做为或错误决策而受苦的弱势族群，了解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跟你一样活生生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以后。我会因此而难过或愤怒，会想在能力范围内替他们做点事。
当我们亲眼看到那些动物的时后；当我们亲眼看到那片土地的时候。当我们认为政府的错误决策会危害到这些动物，会危害到我们朋友的家乡。我们想在能力范围内替他们做点事。
当我们看到政府的政策明显让有钱人受益，让穷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想在能力范围内替他们做点事。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我们永远不会是穷人，为穷人争权益可能日后受益的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我们自己。
当政府无能导致社会不安的时候；我们想在能力范围内替他们做点事。因为下一个受害的可能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觉得言论自由跟生存由受威胁的时候。我们想在能力范围内做点事。因为下一个受害的可能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我们自己。
还记得纳粹受害者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短诗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也有可能因工作而受伤却索赔无门；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土地也有可能被强制征收，我们的房子也可能被强拆。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会因为车祸或疾病而搞的家破人亡。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也可能治安恶化而会被歹徒抢劫强奸杀害。也许这些会发生；也许这些不会发生。谁能肯定一辈子都走好运？所以，为弱势族群争权益就是为我们争权益；因为弱势族群的今天可能会是我们的明天，所以他们就是我们。

我们学运分子的成分很复杂，每个人对国家、政治、信仰、的理想都不完全一样。但身为一个人，我们一定有一些共同的想法，所以我们都是先从有共识的地方开始合作。
我们和大部分赞成稳定压倒一切的群众的想法不一样，但是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家被强拆。等到群众的家要被强拆的时候，这些群众就会和我们一起推动反强拆。
我们和大部分医生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有机会改进全民健保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医生们一起合作。
我们和女性主义者的想法大部分一样，但她们比较关心性别歧视。那我们暂时先各搞各的，有机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推动反性别歧视。
我们和劳工运动者的想法大部分一样，但我们和他们对女性主义的看法完全不一样，那很好，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很正常。但既然我们都希望政府保障劳工权益。OK，有机会争取劳工权益的时候，他们绝对会找我们一起参与。
为了不同的议题，昔日的敌人可以是今天的伙伴。今天的伙伴可能会是明天的敌人。(这个机会很小，但在某些政治议题上，我们确实遇过这些尴尬的场面。)因为各种各样的议题，我们认识越来越多人，透过长期的抗争与讨论，我们慢慢建立起最大公约数，一个大部分人都能同意的主张。然后再朝这个最大公约数去努力，就像我们以下的理想。

社会不应该因性倾向歧视任何个体。
社会应该有一定的阶级流动性，有机会让穷人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变富。
政府应该主动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孩子能喝到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
政府应该保护弱势族群；让他们维持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并辅导他们再度就业或回归社会。
政府官员不可以贪污；不可以滥用特权。
政府要保障我们的言论自由、人身安全以及用我的努力换来的财产安全。
政府要保证法律公平正义，对任何人都一样公平。
政府要尽最大努力去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
政府应该让国营企业与私有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政府应对之前的决策错误道歉并平反相关事件，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并恢复其名誉。

这是政府本来就该做到的事情，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当然要表现我们的不满并要求政府改正。如果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那就让有能力的人来解决问题。所以国民党做不好就让民进党试试看，民进党做不好就换国民党做做看。

很多人都告诉我中国是个非常有特色的国家，西方理论在中国不适用；台湾经验也没有用，顶多只能参考或激励人心。我不知道我的理想在中国是左派或是右派，或许有人认为我是普世价值论者也不一定。但是，你叫我左派也好，说我是右派也行，对我们并没有意义。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离目标还有多远，要怎么做才能离目标更近一点。我为我们的理想努力了十年，因为先人的努力及付出，我很幸运的没有坐过牢，顶多受点轻伤。当时的努力大多是以失败收场。二十年后回顾过去却发现大部分都成功了。我们不敢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要晚几年才能成功；我们只能说，我们有努力过并以此为荣。
唠叨那么多，我真正想说的是， 左右不是问题，行动才是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