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相似事件——《水经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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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水经注 戴震 赵一清 王国维 胡适 韩寒 方舟子 司马少 杂谈        分类： [杂文]未定名
　　《水经》一部，一万余字，记天下水系一百三十七条。其作者，旧题汉代桑钦，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九，考定作者“大抵三国时人”，并非桑钦。北魏郦道元为之作注，增补河流水道至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字数达三十四万五千余字。流传千年，散佚舛讹极多，最大的错误是因抄书人不辨经、注，渐渐使经文注语混淆起来了。
　　清代大学者戴震（字东原），自乾隆十五年（1749）二十七八岁时，便开始了对《水经注》的校理，乾隆三十八年春，奉诏入四库馆（戴震曾六次会试未中，仅举人而已，四库馆对“学历”要求极高，通常需翰林方可入馆，戴震学问很大而学历很低，得以入馆乃是破格特召），当时馆中发现一部“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已有一位翰林在校，总编纂纪晓岚知戴震学问了得，又久校《水经注》，颇有经验，便提议改由他来校。乾隆三十九年（1774），全书校讫，次年由武英殿刊行。再过两年，戴震便死掉了。又三年，馆中忽又理出一部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成书于乾隆十九年，早于戴震，然并未流传），次年校上，乾隆五十一年刊行。乾隆四十五年，《水经注释》刚一理出，四库馆副总裁王杰（乾隆二十六年的状元），以及学人朱文藻、孙沣鼎等，就开始散布流言，说戴震所校《水经注》参用了赵一清校本而无一字提及，实是抄袭铁证。但当时纪晓岚等一班人还在，他们都熟悉戴震校书的经过，王杰等人的猜疑很容易得到解释，因此这些流言在当时并没有产生怎样的影响。后来赵一清的儿子请梁玉绳将其父校本刊刻，此时戴校本流行已久，梁玉绳遂又以戴本补校了赵本。戴震的弟子段玉裁（著有《说文解字注》）见了赵本，颇感疑惑，写信给梁玉绳，问是否抄了他师父的书。后来事情弄清楚，是两人各自独立研究，成果相近，梁确曾以戴书校赵书，但算不得抄袭。段玉裁八十岁时为师父戴震作年谱，不再指责赵一清，而说“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然段玉裁死后，其学生、同乡给他编集子，把当年写给梁玉绳的信也收进去了。结果此信引起后人反感，不说赵袭戴，却反过来指控戴袭赵。
　　道光年间，魏源、张穆，都撰文指斥戴震袭赵。到光绪年间，一个大权威杨守敬（著有《水经注疏》《水经注图》等）看了王先谦的一部《合校水经注》而一夜之间“恍然悟戴氏袭赵有确征也”。随后又两个大权威孟森、王国维，亦指斥戴震为人卑劣。从此戴震“抄袭”一案，就被三个大权威板上钉钉了。
　　后来胡适以为此事太过离奇，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正式开始重审“《水经注》案”（实际留意此案还要早的多），直到一九六二年逝世，胡适孜孜不倦地审理了二十年，搜集了当时世上能找到的所有《水经注》版本细细比勘（甚至见到了戴震、赵一清的手稿，成为史上搜集《水经注》版本最多的学者，曾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时展览其所搜集到的各种版本），撰写论文笔记达数百万字，最终结论与段玉裁一样——戴赵二人，各自独立工作，最终得到了非常接近的成果，就像科学界同一时期多人独立研究而最终得到相同科学成就一样。然而学术界基本抱持胡适白费心力，以其盛名徒添风波的看法。此案至今无有定论，一部分认为戴未袭赵，一部分认为戴袭赵铁证如山，还有一部分居中调停，劝存而不争。
　　此事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至今已两百多年。相比之下，韩方事件未逾两月，哪算得什么旷日持久啊，兴叹，厌烦，实在都还为时尚早。而这一段纠结了两百年的学术公案，牵涉到戴震、赵一清、全祖望、段玉裁、魏源、张穆、杨守敬、孟森、王国维、胡适等一堆大师，这个坑挖的才真是大啊。
　　
　　“《水经注》案”与“韩方事件”，有多少相似之点呢？
　　
　　1：戴震早慧，十岁读《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梁启超认为，这一段故事，不但可说明戴震学术的出发点，实在可算是清代学术精神的全部，即求真求信，“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戴震一生治学以求真为本，深通天文、历算、史地、音韵、训诂、考据等学。其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念孙又以之授其子王引之，世称“戴段二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倘若没有戴震，清代学术能否有这样好的成绩，实在还很难说。）”而戴震作为一位大哲学家，是清代批评“宋明理学”第一人，认为理学“责备贤者太苛刻，使天下无好人，使君子无完行；养成刚愎自用残忍惨酷的风气；重理而斥欲，轻重失当，使人不得不变成诈伪”（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这样看起来，他考不到高“学历”，也就顺理成章了，清代科举四书五经基本以程朱注本为教材，而戴震批程朱至此，焉能一路高中。相比之下，韩寒虽不是学者，但与戴震相似之处实多，比如早慧，有许多别于前人的独立想法，反对各种说教，精于写作却考不好语文，没有高学历而成就突出。如果说韩寒不上大学却出书成名是反智，那戴震仅仅举人却被特召进入几乎是清一色翰林的四库馆算什么？这不赤果果的反智！
　　
　　2：这样一位大学者，为何会被质疑“抄袭”？原因很简单，戴震批评程朱，伤了许多儒士的感情。破格进了四库馆，还从一翰林手上抢了一份重要工作，让状元们脸往哪搁？大家一直都想找他麻烦，无奈其学问了得，声望甚高，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实在找不着茬。这下好，忽然出现一部《水经注释》，比戴校《水经注》成书早了二十年，而两书成绩在伯仲间，你说你没抄，怎么证明？——是所谓“以理杀人”，我对你有成见，然后终于抓住了你一个把柄，于是大肆渲染，使你留污名于后世。——这些指控，当时在纪晓岚等人的解释下，迅速灰飞烟灭，然而终于被卫道士们旧事重提，又多方搜集毫无根据的“证据”，将“抄袭”一案坐实。——韩寒为何被人质疑？还不是才高名盛，遭人妒恨，先有了成见，再搜集“证据”，脏水一瓢瓢泼过来。
　　
　　3：戴震被质疑时，已然身死，倘其在世，能否自证？戴震在四库馆所校之书，曰《水经注》，乾隆三十九年校讫，四十年刊行。而五年之后，四库馆忽然找出一部从浙江采进的《水经注释》，内容与你的书多有雷同之处，成书时间却早了二十年，你怎么证明你没见过这部书？——在这样的质疑之下，戴震要证明自己确实没见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好像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设法证明自己是瞎子。同理，在这样的构陷之下，韩寒要证明文章不是韩父所写，唯一的路就是设法证明自己根本没有父亲。这岂非荒谬。
　　
　　4：这种构陷，为何能够“坐实”？如前所述，起初出来指控戴震的人，很快就被挡了回去，然而后来经过一批权威尤其是杨守敬、孟森、王国维等人的推波助澜，明明是捕风捉影，却也都成了“铁证”。——韩寒被质疑有代笔已不是第一次，这回吵成这样，纯粹是因为方舟子的加入，方舟子虽比不得杨守敬、王国维等人，但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已是一种权威。杨守敬质疑戴震，据其致梁节庵手札，是这样的：“昨日席上谈及戴赵两《水经注》本，称戴氏盗袭赵书已成铁案。敬请其说。……因假尊藏王益吾所刊合校本携归复读之，乃恍然悟戴氏袭赵有确征也。”他先还是将信将疑，随后看了王先谦（王益吾）一部《合校水经注》，一夜之间就“恍然悟戴氏袭赵有确征也”。然后更在《水经注疏·凡例》中说：“至于戴之袭赵，则昭然若揭。今观王氏合校本，虽百喙不能为之解。”据说方舟子起初听到韩寒代笔传言也是将信将疑，而后自己在网上搜来《求医》《书店》《杯中窥人》一看，一夜之间，恍然悟韩寒代笔有确征也！
　　
　　5：诸学者质疑戴震，一项最大的证据，就是戴震校本与赵一清校本，内容上“十同九九”，甚至“是则同是，误则同误”。到这个地步，你敢说你没抄？——其实吧，两个大学者，皆穷其一生校勘同一部古书，校完了当然有许多相同之处，倘若校完之后，内容竟截然不同，那这书就有问题了。而赵本刊刻之时，已拿了戴本来补校，内容又焉能不同？此外，有许多“误则同误”的例子实在算不得例子——杨守敬说自己订正赵本错误数百处，所依据的都不是罕见材料，赵一清当时没能检出，为何戴震也未能订正。诚如胡适所言，这纯属自夸，不足深辩，校订古书，后人往往可以超越前人，也应该超越前人，杨守敬作为后人，订正了戴赵许多错误，而胡适作为更后之人，又订正了杨守敬许多错误，可这与是否抄袭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有许多例子，则是质疑者自己考证不足，胡说八道，例如：
　　戴校本卷三十二《肥水》篇有一段注文：“宋泰始初，豫州司马刘顺帅众八千据其城以拒刘勔。赵宝叔以精兵五千送粮死虎，刘勔破之此塘。”其中“赵宝叔”，古本皆作“杜宝叔”。赵一清校本此条正文作“杜”，而释云：“‘杜宝叔’，《宋书·殷琰传》作‘赵宝叔’。”杨守敬见了便说：“按《宋书·殷琰传》，杜宝叔，杜坦之子。……《刘勔传》亦作‘杜宝叔’。赵氏所见书作‘赵’者是误本。戴亦不复检《宋书》而依改之。此戴袭赵之证。”经胡适考证，杨守敬所引用的《宋书》，大概是武英殿本，而戴震与赵一清所见，乃是宋蜀大字本（缺卷以元明递修本配补），宋本中此段，有两个宝叔，一个杜宝叔，一个赵宝叔，杜先出场，中途杀出一个赵，旋兵败投水而死，然后就是杜去送粮，史书原文，赵宝叔死后，杜宝叔出场没再称姓，而单说“宝叔”，使人误将两个宝叔混作一人。殿本《宋书》将赵宝叔直接改成杜宝叔，其实是错的。可能有人要问，一个人看走眼，另一个人会恰好也看走眼吗？事实上，戴震、赵一清都用以参校的《水经注笺》，此段正作“赵宝叔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顺，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实在是不止两人同时看走眼，大家都错到一堆了。杨守敬据此认为戴震必然袭赵，岂非荒谬？此外例子还多，兹不赘述。（以上参考胡适《论杨守敬判断〈水经注〉案的谬妄——答卢慎之先生》。）
　　然而质疑派，是从不管这些的，他们一上来就是“十同九九”“是则同是，误则同误”，一直说，反复说，没完没了地说。从此戴本之于赵本就“十同九九”“是则同是，误则同误”了。
　　相比之下，质疑韩寒者，一上来就是：“韩寒你不读书，怎么可能写出《三重门》！”“韩寒你不读书”“不读书”“不读书”“不读书”……从此韩寒就“不读书”了。
　　
　　6：除了上面的“铁证”，还有就是批评戴震的人品：第一大罪状是“憎忌程朱”“诋程朱”；第二大罪状是“背师盗名”。
　　“憎忌程朱”，的确不冤枉，试举三段：
　　“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骎骎乎合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东原文集》卷八与某书）
　　“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戴氏遗书》九附录答彭进士书）
　　“问：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经中无其文，故借……之语以饰其说、以取信学者欤？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盖其学借阶于老释，是故失之。凡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梁启超说：“《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
　　然而，在腐儒看来，这却是罪状的。
　　至于“背师盗名”，张穆说：“东原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魏源说：“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其背师盗名，合逢蒙齐豹为一人。……平日谈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江氏亦不愿有此弟子也。”而王国维则说：“其平生学术出于江慎修。……其于江氏亦未尝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
　　胡适在《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再记东原对江慎修的敬礼》等文中考证，戴震一切著作里，每提及江永，必称‘先生’，“只有两处叙述古音的历史，说郑庠、顾炎武、江永三个人的古韵分部，因为作历史的记载，特别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的称呼”。例如其中一段是：“郑庠作《古音辨》，仅分……六部。近昆山顾炎武……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列十三部。古音之学以渐加详细如是。……”（《六书音韵表序》，另一段见《声韵考·古音》，内容大同小异）其对郑庠、顾炎武皆直呼其名，对江永则特别尊称为“吾郡老儒”（吾郡一位老先生），这实在是特别尊敬的语气。质疑派逮着这么一句，就诬人“背师盗名”，这不是存心构陷是什么？魏源说：“江氏亦不愿有此弟子也。”事实上，“江慎修对东原也很敬重，他的《古韵标准·例言》说：‘余既为《四声切韵表》，细区今韵，归之字母音等，复与同志戴东原商定《古韵标准》四卷，《诗韵举例》一卷。分古韵为十三部，于韵学不无小补。’这是最可羡慕的师弟关系。”（这里的“师弟”是师父与弟子的合称。）
　　质疑韩寒者，同样是在找了几个捕风捉影的“铁证”之后，就努力证明其人品不好只会泡妞，胸无点墨却妄自尊大之类。捏着一点是一点，逮着一句是一句。他们才不管你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话，也不管你平日里是多么真诚谦逊，一上来就直接诘问：韩寒你一个只会泡妞的车手，怎么能那么自大！
　　
　　7：从情理上来说，戴震这么大学问，以举人身份被特召入四库馆，海内人望，抄袭，有此必要吗？倘若真抄了，出于谨慎，他是不得将赵本毁掉啊，怎么能让大家在数年之后找出这么一本《水经注释》呢？他岂不知此书既已在四库馆，迟早有一天会被拿来校勘的么？且在当时，于四库馆公然抄袭，“直是‘欺君’大罪，东原岂不知之，四库馆臣岂不知之”。所以，胡适感觉此案实在离奇，终于开始正式搜集资料，重审此案。他说“指斥某人作贼，是一件大事”，又引明代大哲学家吕坤的话说“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一审就审了二十年，写了数百万字，将各种型号的指控，如“背师盗名”之类，都一一反驳了。而最主要的，是证明了戴震从来没有见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
　　一，戴震从乾隆十五年开始校理《水经注》，乾隆三十年，写成“自定《水经》一卷”，后在乾隆三十七年，又有了一个改订本，其中明确提出了辨析经、注的标准，颇有规律可循，而赵一清校本却没有这样明白的标准，这是杨守敬也不得不承认的，其《水经注疏·凡例》中说：“唯经、注混淆之故，戴氏条例分明，确凿不易。赵氏所订，约略言之，终不了然。”而其实赵一清的初稿，并没有离析混淆的经、注，他曾将自己写定的稿本送请他所敬佩的全祖望先生看，全祖望看出经、注的混淆，每查明一条，即写信告诉他。如此改了五年，直到死前还在改。乾隆二十年，全祖望病逝，家贫，几乎不能置办丧事，家人只好把他的藏书卖给一个有钱的同乡，换得几百两银子作丧葬费用，其中就包括这部“五校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他这个卢姓同乡的藏书楼，称为“卢氏抱经楼”，然而有钱无学，抱经不读，不但自己不读，也不给别人读，把书买回来，在楼里一锁就是百余年。所以这个本子，戴震不可能看到。赵一清则在全祖望死后，继续改了九年，直到乾隆二十九年死了，同样是临死之前还在改（其校本虽说成书于乾隆十九年，其实一直都在改），一直都不曾刊刻行世，而那时因为没有版权保障，学者著书，都是秘密写作，只有少数戚友知道。因而赵一清手中的这个本子，戴震也是无缘得见。
　　二，戴震的两部“自定《水经》一卷”，有一些大缺陷，例如其《附考》记载自己用种种方法试补《渭水》篇缺文，他推测出缺文中应有两条经文，于是多方搜求，补了两条，可他不知道这里其实缺了整整一页四百一十八字，他补来补去，补了一百七十多字，高高兴兴记在《附考》里，而赵一清校本与全祖望校本，早就据柳大中本补上这一页了，可见戴震并没有见过赵全二本，如果见了，岂有不补这一页的道理？
　　三，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四库馆分东西两院，东院整理《永乐大典》遗书，而西院整理各省进呈的遗书。其中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就被进送到了西院。而戴震被特召入四库馆，是在东院。那时两院互相妒忌，东院不知西院事，西院亦不知东院事。戴震此时依然无缘得见赵本。东院发现“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时，大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匆匆抄了呈给乾隆爷，乾隆看了高高兴兴题了一首诗，可见休说是东西相隔，就是本院究竟有哪些遗书，大家也是不清不楚的。东院发现大典本《水经注》，因有翰林在校，而戴震的本职工作是整理《仪礼》与古代算学，原本也没有机会见到，但他治《水经注》二十余年，听说有这样一部好书，就向纪晓岚询问可否借来看看，纪晓岚知他学问了得，又是郦学专家，不但借给他看，后来还干脆就把这工作从翰林手里转给他了。所以戴震的校本，多是依据大典本改订，赵一清校本则是依据柳大中本改订，这两个古本都是善本，不相上下，一般人都很难见到，而大典本中的郦道元自序是完整的，柳大中本是不完整的，这是戴本比赵本好的地方。
　　四，质疑者说戴本比之于赵本，是“十同九九”“正则同正，误则同误”，而那许多不同处，他们却不提。这些不同处，有许多是戴本不如赵本的地方。胡适《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一文，列举了赵本的十组特别优点——或是校改了毫无可疑的错误，或是解决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而戴本中却全都没有。如果戴震已决心要做一个贼来偷书，那这十组优点他为何不偷？“若单举一件两件，也许还有偶然遗漏的可能。多到了几十件，其中并且有几百字或几千字的校语，决不会被《水经注》专门学者忽略或遗漏的。”“（这些）都是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平日‘寤寐求之’的好宝贝。专治《水经注》的人，见了这些好宝贝，若不采取，那就成了‘如入宝山空手回’的笨汉了”。
　　然而胡适的二十年心血，反对者只一句“胡适乃是戴震安徽同乡”，就给全部抹杀了。这与所谓“韩寒利益链”真是何其相似！不错，胡适的确曾在做《〈水经注〉考》的演讲时，一开篇就说：“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的同乡戴震申冤。”但他之所以来“打抱不平”，来“申冤”，自然是因为有不平有奇冤之故，而并非单为同乡。反对者只看见这一句，却不看看胡适在审案之初，写给王重民先生的信中的话：“我并不想为戴氏洗冤，我只想先撇开一切成见，再作一次考订，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实’与‘求公道’的标准。”（这好像可以用来做胡适有代笔的铁证。）
　　无论怎么反驳，已有成见的学者，只觉得胡适是以其盛名，徒增风波，白费心力，于事无补。如杨家骆就说胡适“于静安先生肯定之论，终不能正面列证予以推翻”。静安先生就是王国维。我们试看胡适最初写给王重民的长信：“如静安先生谓‘永乐大典’第一二卷有涂改痕迹凡四处，这也许是可能的。但他就硬断定这是戴东原‘私改大典原本以实其说’，这就超过证据的限度了。（静安先生举的四处，其一处大典作‘遐记绵邈’，而戴校官本与自刻本均作‘经记緜褫’，戴改大典此句有何作用呢？）又如静安先生痛斥东原‘抹杀诸家本’，然而官本中曾七次（静安误作五次）引归有光本，静安先生忽又推断‘所引归本疑亦伪托也’，这岂是公道的论断吗？”静安先生竟是在以“很可能”“不可能”为证据——大典本有涂改，很可能是戴震所为；戴震校本引用了归有光本，那很可能是伪托；与赵本颇多雷同，很可能是抄袭；总之戴校本不可能是他自己校出来的。这样的推论，大家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在方舟子的质疑中，《求医》“很可能”是韩父写的，内容“很可能”写的是肝炎症状而“不可能”是疥疮；《书店》“很可能”是韩父写的，只有中年人才会注意《喂猪窍门》，少年韩寒则“不可能”去翻这样的书；《三重门》文字老练，“很可能”是韩父写的，至于所谓少年老成，那是“不可能”的。——除了静安先生的妄断，魏源曾说自己看到了扬州、镇江两处的《四库全书》，里面如何如何，证明着戴震抄袭了赵一清。而经胡适考证，许多证据都证明魏源根本就没见过扬州、镇江两处的《四库全书》，其断案乃是像方舟子一样靠幻想。杨守敬则根本连赵书任意一部单刻本都不曾见过，却侃侃而谈戴赵两本如何相似，戴如何抄袭。而孟森先生要否认赵一清家刻本曾据戴本校补，说他拿《四库全书》里的赵本对了五条，果然一字不差，可见没改。“《水经注》三十四万五千字，加上注解与校勘说明四十多万字。只查了五条，就下判断，太随便了。”（胡适《〈水经注〉考》）
　　胡适谈治学，说：“最要紧的要养成某种良好习惯，就是要勤，要谨，要和，要缓。”勤，指勤于搜求，多得材料证据；谨，指不轻信，不武断，反复推求；和，指心平气和，不要因成见而动了“正谊的火气”；缓，指不要急于下结论，倘无确证，宁可悬而不断。“骂戴东原这一班人，又没有下多的工夫，做到勤，又不仔细的校勘，做到谨，同时动了正谊的火气，没有做到和，稍为查了一下，就发表文章，也没有做到缓。”
　　勤谨和缓，方舟子大概只做到了一个“勤”字——勤于编造谣言，勤于转发谣言。
　　
　　8：此案至今已经两百多年。——请韩寒做好心理准备，任何反驳，最多只能证明其历史错误，而不能证明其未来错误，所以泼粪是可以连绵不绝的，只要他们乐意，你恐怕永远也飞不出他们的射程。你越是才高名盛，就越是遭人妒恨，往后的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你恐怕都要承受着这种不白之冤，就算再有一个胡适愿意为你花二十年时间辩冤白谤，也还要被人认为是以其盛名，徒增风波，白费心力，于事无补呢。要到什么时候，世人才会不再关注你的“代笔事件”呢？与“《水经注》案”一样，直到几乎没有人知道戴震、赵一清、全祖望是谁，也没有人知道王杰（不是歌星）、朱文藻、孙沣鼎、魏源、张穆、杨守敬、孟森是谁，而知道王国维、胡适是谁但并不看他们的书的时候，这事就算了结了。
　　
　　
　　后记：
　　
　　我不敢说自己已做到“勤谨和缓”，但写成此文，资料查了十天，算是在向这个标准努力。而此案实在复杂，光胡适一个人的相关文字就多达数百万言，所以此文也只能是粗略转述，长话短说（说短也已经一万字了）。
　　
　　主要参考了如下书籍：
　　《水经注》戴震校本，赵一清校本。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杨守敬《水经注疏》。《戴震全集》。《胡适全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梁启超《清代学术论稿》。耿云志所编《胡适评传》（主要是方利山《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与陈桥驿《胡适与〈水经注〉》两篇论文）。陈桥驿《水经注校证》。
　　声明，都是临时查考，不曾熟读。
　　
　　
　　附记一：
　　
　　《三国演义》写益州别驾张松欲献蜀中地理图本给曹操，却遭到冷遇。期间主簿杨修将曹操所撰《孟德新书》给张松看，以示丞相大才，不料饮宴之间，张松过目成诵，伪称此书乃战国无名氏所作，“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杨修不信，张松遂当面将《孟德新书》背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后来杨修将此事告知曹操，曹操沉吟道：“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随后“令扯碎其书烧之”。在电视剧（旧版）中，杨修还曾试图阻拦，惋惜道：“丞相撰写此书，殚思竭虑，二十年心血，何必因几句荒唐之言，就此毁于一旦？”曹操毅然答道：“与其留污名于后世，何如先自焚之……”这虽是小说情节（查《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有张松观书过目成诵的记载，而无曹操焚书的记载），但已足见无端说人抄袭，实在是一项很重大的指控，而作者无法自证，要留清誉，只能焚书。
　　
　　
　　附记二：
　　
　　原本在《夏虫不可以语冰》之后，接着要写的就是这一篇，《方舟子与红楼梦Ⅱ》是个偶然的插曲。《夏虫》篇结尾处，我说决定在下一篇花一点篇幅正经回答“一个作者为何不能持续保持同一风格”，如今过了十天，已对这个弱智的问题完全失去了兴趣，而最关键的是，原来我早已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回答过相似的问题，一个礼拜后竟然忘记了。——这是不是代笔的铁证？
　　
　　
　　附记三：
　　
　　《方舟子与红楼梦Ⅱ》最后一段说：“另，方舟子、张放原微博里所附视频，是经过剪辑的，使韩寒不断重复一些词语，有意造出一个韩寒口吃的假象，这真是太无耻了。希望方叔叔自觉掏出两部手机，左手打，右手接，然后就像对深圳电视台那样，吼道‘你太无耻了’，以便‘无耻’二字可在方叔叔耳边久久回响。”
　　有人以为我说的是分析“单”“代”的那些视频。其实我说的那一段（如上一篇文末截图所示），乃是有人将韩寒各种访谈，剪辑拼凑在一起，足有十四分钟之长，通过剪辑刻意使韩寒说话变得结结巴巴，仿佛口吃，有的地方没剪好，还时不时跳出刺耳的杂音，我查过原视频，可以确定那视频绝对作假。一个多月来，方舟子一直在捕风捉影，而这个视频，连捉影都是捉的假影。这还不能骂他们无耻吗？有朋友劝，还是不骂为好，免得被批没素质。古人讲“礼义廉耻”，《管子》开篇就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泼粪派，从枉无耻，邪事丛生。“无耻”在中华文化里，实在是极其典雅的骂法。素质要高到什么程度，才会连见了无耻之人都不能骂无耻啊。
　　
　　
　　附记四：
　　
　　此前列举民国诸先生干净手稿时，曾截取了几张胡适治“《水经注》案”的手稿，那也是我头一回在韩方事件中提到“《水经注》案”。现在再附两张精致的胡适手稿：
　　

　　　　　　　　　　　　　　　　　　　　　　　　　　　　　　　　　　　　司马少，2012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