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云楼：公共知识分子缘何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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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云楼 于 2012/4/10 6:41:5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公共知识分子缘何挨骂？
南云楼


为区别于相对模糊的知识分子概念，有媒体创造了“公共知识分子”（逐渐被调侃简称为“公知”）一词，用来更准确地描述关注公共事务的一个群体。

依照百度所得《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标准——“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跨越社会阶层利益、追求至善政治的人。无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值得尊敬。

但近来，公共知识分子挨骂，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这种责骂，不是来自于左派立场的集体主义者，按网上流传的《从笑蜀贺卫方于建嵘被辱骂看中国“公知”困境》一文的说法，是“有不少‘右派’网民也经常讥讽‘公知’，甚至恶言相向”，进而“对社会感到有些忧虑”，认为这种“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唱衰、抹黑“公知”的现象，有碍于推动社会和民主进步。

该文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他们曾把一些著名的‘公知’视作‘民族脊梁’，并寄予太高期望……然而现实却是：‘公知’们的言行，往往与人们的期盼相差太远……这样一来就成了：‘寄望越高，失望越大’，从冷嘲热讽到恶言相向也就成了必然”。我想，该文作者只看到了某些现象，并未了解到公共知识分子挨骂的更多原因——或者说，是自作主张抬高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挨骂，就笔者平常所见，实在是太多了。近来引起反弹，也是必然结果——但凡社会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激烈分歧以为征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事实上，更多责骂者并非因对公共知识分子“寄予太高期望”，而是认为有些公共知识分子的某些行为表现得与其称号格格不入——用莫之许的话说，是“伪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本应该有公共情怀。可在中国知识界，随着经改需要、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强势崛起，一些知识分子选择性地认定了利己主义是文明的起点，这种认知扩大到其他学术领域，成为中国知识界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并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这种思潮，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进入政府决策层，为最终扭曲为权贵经济的“市场化”提供理论依据；在今天，为各种既得利益团体提供维持现状的道德与智知借口。可问题在，利己主义仅是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并非行动起点，实践上必须把握好其边界。在每个个体均拥有完整政治权利的文明社会，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人人利己，通常都能获得公共利益最大化结果。而在“转型社会”，如果一味坚持利己主义，拥有庞大社会资源的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侵害与经济压榨必然固化。公共知识分子如果刻舟求剑只专注于利己主义，不能超越自身所处阶层利益，就丧失了公共情怀，背离了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原旨，遭到激烈批判在所难免。

2011年年末出炉的“韩三篇”，尽管文章支离破碎，却集中体现了这种只追求自身自由、不惜诋毁他人追求自由权利的利己主义，而这样的观点却受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热捧，并被贴上“个人自由天然神圣”的标签。争取自由，从个人做起，这的确没错，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却在利己主义的狂热之下突破自由的边界，其结果与集体主义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并无二致，挨骂当在情理之中。

专制环境之下的利己主义，挟掌控社会资源优势，其追求自由的最好结果也仅仅是将大多数社会成员排除在外的“贵族共和”——在西方历史上，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对立面。我们看到，二十多年来，一些知识分子在暴力制造的恐惧阴影之下转而对民主进行过度反思，与利己主义一拍即合，以“暴民”、“文革”、 “撕裂社会”、“民粹”等贬义或成功进行了污名化的词汇对必须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进行攻击，鼓吹着“素质论”，极力反对、诋毁全民参与政治，制造新的恐惧并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大肆扩散，与专制主义遥相呼应。

我们当然应该反思、警惕集体无意识在群体行动中的负面性，但这种反思与警惕应不以拒绝、反对群体行动为代价，更不能以群体素质的高低为借口。人类文明，来自于互动；人类的社会理性，是实践的理性。如同言论自由，必然需要一个实践过程，才能在规则与互动中进入良性状态。民主政治，同样需要实践过程，才能得到提升。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在实践过程中、在集体无意识的负面性可能爆发之际发出呐喊——而事实上，除非已经丧失了公信力和影响力，这种呐喊始终成为社会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阻止有害的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当然，还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努力发挥应有的知识理性作用，而是以理性自居试图充当社会矛盾冲突当中的利益调停人。而事实上，在利益冲突面前，除了上帝，没有人可以做决断者；在人世间，只有利益相关方有权表达自身感受。这种企图充当利益调停人的理性必然成为虚伪的代名词。

也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动辄以专业人士自居，对来自于公众的意见嗤之以鼻。事实上，所有公共议题均与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相关，从中总结出来的方法论方才构成专业知识的主体，而这些专业知识均以可分解为简单而合理的最小知识部分为前提，同时，知识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同见解的交流与展示，成为公众对任何公共议题进行有效评议的坚实基础。如此，这些在公共议题中对公众意见嗤之以鼻的公共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

可见，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挨骂，不是没有缘由。观点与立场不同，在公共领域必然产生批评与攻击——这种现象永远不会消失。至于激烈言词，恐也难以避免，因为每个人的性情不会相同。当然，我们常常说“对事不对人”——真实意思是批评时应留有余地，始终假设对方某一天或许会放弃某个观点——此时的言词自然会有分寸。但这也仅是一种从来就难以统一的道德要求，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力的道德要求是自律——始终要求自己，逐步影响更多的人。

事实上，在这个“转型社会”，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内，我们都从封闭社会中走来，借助互联网平台才有限接触到开放社会气息，我们都没有完全习惯开放社会中言论自由的状态，权威不可亵渎的思想在我们的脑袋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尽管处处宣示自己大度豁达，实则内心里难以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与抨击，容不得自己在公共场合的形象被他人进行丝毫污损——才会对针对自己的批评言论以及激烈言词太过敏感。

人类的理性能力有限、知识有限，谁都难以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我们只能在已有的知识范围内比较出更稳妥的见解。事关利益立场时，更是从来没有对错之分。但是，超越自身阶层利益，拥有公共情怀，是公共知识分子名称之义，否则，唱衰、抹黑“公知”的，只会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自己。

201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