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敞开与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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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崔卫平

迄今为止涉及的“讨论”，指的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那种，不论大小，不论议题。所谓“公共空间”，是一个敞开的场所，人人都可以走得进去，人人可以看见他人，他人也可以看见自己。而且这种所见所闻，是与他人一道分享完成的。你能够见到的，我也能够见到，对你是熟悉的，对我也不陌生。这个公共空间本身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讨论的性质。

西方学者阿伦特称之为“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与他人一道见闻，这让人产生关于自身的存在感，即感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与他人共同在场，保证了人的现实性，也维护了这个人的常识感。相反，当一个人完全陷入私人世界，他说话没有人听，他的认知没有人响应，他就会越来越步入一种模棱两可的精神状态，此也是非，彼也是非，乃至失掉了起码的善恶是非的判断。“极权主义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

然而，有一种情况阿伦特没有遇到过——与远离公共生活相反，而是剥夺了这个人的个人生活，只允许人们处在无遮无拦的“强光”之下：不允许有个人财产和利益，不允许有个人私密空间及个人隐私，甚至不允许有个人情感和感受。那就是我们在“文革”中所经历的，连一个人头脑中临时冒出来的想法，都需要大声说出来，这叫做“狠斗私心杂念一瞬间”。

我小时候随父母下放，上学沿着小河走在田埂上。某天一位小伙伴突然指着路边经过的一座房屋说，“这个是新砌的”。她接着告诉我，那是几年前，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家中的大人晚上必须集中学习，结果家中突然起火，房屋被烧毁，困在室内的三个年幼孩子全部烧死。大的只有八九岁，小的才一两岁。

这是一种虚假的公共生活，虚假的公共空间。人们被强制性地放下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事情，被迫放弃个人所关心的真正对象，不得不取消个人生活的目标和乐趣。个人的根基被铲除，个人在世界上的立足点被抹杀。这样的人互相走在一起，他们需要把自己做成“焕然一新”的“空心人”，做成光滑闪亮的空弹壳，一个没有知觉和痛感的蜡像。

不难想见，这样的人如果发言，离他们真实的想法将有多远。很可能，即使当他以为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时，也包含了相当的虚假性。在他身后存在着那样一种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他不能表示异议。如果他背过身去，仅仅是表示沉默，他便顿时失去任何保护。偌大一个世界，没有他的藏身之所。那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个人小天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才有了诗人北岛在那个年代写下的诗句：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

——《雨夜》

在一切必须“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诗人感到需要重新调整光线。“夜晚”则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遮蔽，他宁愿把个人秘密藏在夜晚昏暗的光线之内。在他万般珍藏的个人秘密之中，才保证了这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提供了这个人存在的深度。这是一条返回的道路：将自己从虚假的公共性中赎回，返回自身、立足于自己和决意对自己负责。

通过回顾可以见出，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公共空间”，与人们曾经经历的“集体空间”是多么不同。由于存在着某种强制性的力量，这种力量视任何个人为潜在的威胁和挑战，因此，这样强求一致的“集体空间”是表面化的，空洞的和单一的，它只允许发出一种声音，而这个声音来自某个更高的地方，“集体空间”更像是一个回音壁。人们互相之间并没有实际对话，也只是互为回音而已。“公共空间”则完全不同。它充分肯定每个人自身的真实起点，尊重每个人本身的要求欲望。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立足点，那些杂音和噪音，正是构成了这个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公共空间”本身，是受到欢迎和得到肯定的。没有它们，不能称之为“公共”。

一个人需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边界，才能找到公共生活的边界。一个人需要熟悉自己，并通过精通自己，掌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比例尺寸，他才有可能记住自己手掌上的纹路，运用自己正好合适的嗓音来说话，不至于迷失在人群当中。一个人在料理自身事务所养成的练达和实事求是，会令他在公共发言中，显得有根基和有底气。

说到底，公共生活是为了个人生活而存在的，而非个人是为了公共生活而存在。人们创造出互动的公共空间，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中可能包括与他人一道的好生活，或其他一些超越个人的目标，但是归根结底，它仍然是这个人的理想，而不是脱离这个人的理想。任何事情或事业，需要这个人本身的意愿作为前提。

在我们自身背景前提之下，需要如此强调个人本身，反复确立个人的起点，才不至于将今天谈论的“公共空间”，归并到曾经的“集体空间”一类，并葬送于其中。实际上我们经常遇到诸如此类模模糊糊的看法，只要一提“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公共利益”，人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从前的整齐划一，认为是回到了“文革”或者“极左”年代。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原来很多富有意义的命题，这些命题中所包含的富有意义的能量，因为过去某个时期不恰当地谈论而提前释放了。当人们需要某个维度时，却发现它们不能激活，再也不起作用。比如“公民团结”这个话题。这只能说明，我们周围一些人的知识视野以及感受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停留在某种伤痕记忆当中，不能从那种伤感中迈出脚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伤痕记忆”，正是从另一个角度固化了那个颠倒乾坤的时期，将它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了这里谈论的“敞开”与“遮蔽”这两个概念，我们不妨说，所谓“亮起来的公共舞台”，是需要个人生活的某种“遮蔽性”作为前提的：只有存在一定程度的这种遮蔽，让个人的归个人，允许个人扎根于自身，从内部拥抱自身，将自己裹紧，才可能发展出恰当的公共空间。所谓光亮，是从隐蔽处升起之后才看到的，这就需要同时有所隐蔽及隐藏，而不能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余。

不只是历史的原因，也包括人性中天生具有的“逃避自由”及责任，确立个人这个起点，运用自身的理智来面对世界和自身，仍然是一项长远而漫长的任务。80岁的资中筠先生，通过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面向，始终不懈地呼吁独立的个人脱颖而出，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能够用双脚站立在这个世界上。以她丰富的经验阅历，这背后的沉痛沉重可想而知。

人们无法自持的一个表现形式是，无所顾忌地在任何场合大声谈论自己。现在的网络尤其微博，则提供了这种方便“平台”。有人喜欢将自己的一切所见所闻，事无巨细，全都公布出来，乃至引用他人在饭桌上私下里说的话，两个人之间在互相信任的情况下所谈论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申一句：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

物理学家海森堡的研究表明，因为不断地在实验中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会出现微妙的改变。“观察”的行为本身，参与改动了小小粒子运行的轨道。那么，在微博上不停地发布有关自身的各种信息，过度地迷恋、观察和描述自身，也许会改变自己生命的轨道，改动了自己生命的密码。你以为谈论的是自己，其实也许早已经是别人。

过于私人化的话题，具有一种任意性和独断性，仅仅适合单方面的发布，而他人无法置喙。这个人晚上见了什么人，吃了什么饭，然而那个人并不在现场，他听来有多大意思呢？还有纯属个人爱好类，比如他是爱吃茴香馅的饺子还是韭菜馅的饺子，这件事情除了对于爱自己的人来说，对他人没有什么意义。总不能将在世人面前说话，看成在情人怀里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