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重庆的神化与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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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重庆的神化与祛魅
发布时间:2012-05-07 10:46 作者:荣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958次
——回望重庆之五

　　现在无疑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人们除了能记住那些稍纵即逝的娱乐英雄和被口水泡大的意见领袖之外，大概很难会去崇拜那些看起来声名显赫的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近20年来，每天都占据着电视和报纸头条或头版位置的那些忙碌的政治家们，其实并未给社会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也未获得什么好评。在公众眼里，这是一群穿着相同衣服，讲着一些相同话语，脸上浮现着大致相同表情的特殊人物，他们的权威和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并非相等，他们的真实状态和才情，或许要在若干年后，由那些严肃史家所写的传纪中才得以披露。这可能是后现代解构时代的一个普遍特征：消解宏大叙事，颠覆英雄崇拜，20世纪伟人辈出和强人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返。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重庆风云人物上来下去，似乎印证了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在他主政重庆的这几年里，狂飙突进的施政行为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特别是在民粹和左派的眼里，仿佛毛式领袖再世，“唱红”掀起的红色动员也让人们重温文革场景，政治重现个人色彩，以一个人的名字大致即可概括一条发展路线，一个施政纲领，一个可以想象的前景。这在执政党六十余年的执政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由一方诸侯扮演着一个全局中的主要角色，以一己之力搅动死水微澜的政坛，进而引发一系列现实的和潜在的危机，显示出庸常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变数。这样的事情决不能限于茶余饭后的闲谈，需要冷静反思和理性总结。重庆事变虽由一人主导，看似偶发事件，后果尚难预料，但是应该看到，这绝非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事件，他是在无数人的簇拥下形成了一股现实力量，是左派长期失却公开的政治领袖之后所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折，他的出局显然具有多重意义。司马南对此叹曰：“半壁西南一柱倾，”说的确是实话，整个左派阵营对这个人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而今希望破灭，英雄梦碎，他们自己应该如何总结呢？

　　重庆事变之后，曾经积极鼓吹“重庆模式”的杨帆教授，是有反省和总结的，他认为是极左势力毁掉了他们自己的英雄，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的一系列吹捧文章，完全是文革腔调，以极左逻辑诠释重庆经验，把重庆领导人视为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头人。这个说法其实是抬高了毛左势力的能量，书记的最终出局有着更深层的原因，绝非几个文人几篇文章就能坏事。但是，“乌有之乡”的确不遗余力地在进行一个新的造神运动，他们像崇拜毛一样地崇拜这个看起来好像已经不可阻挡的政治明星，有人还谱写出一首《薄熙来之歌》，在网上到处传唱，听到这充满深情的歌声，崇敬和感恩之心会油然而生。对于那个“打黑英雄”，左派也寄予巨大期望，视为正义化身，以致他的“出走”让他们痛心疾首。学者们则以学术的方式表达感情，在对“重庆模式”进行学术论证时，理性难掩激情，字里行间充斥想象和赞美，应有的冷静和客观早已弃之不顾。这些现象在我看来，既是意识形态问题，也是政治文化问题，其实质是以政治迷信和个人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神化政治，”通过各种主动的或自发的造势活动，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对此影响和后果，应当给予足够的估计。

　　文革结束之后，由执政党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文革形成的原因和毛的政治错误，有过深刻反省和清算。人们普遍认识到，文革的实质是一场现代造神运动，通过大树特树毛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到个人迷信的程度。“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就有一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正是在这种迷信和盲从的政治环境中，党内民主制度根本无从建立，国家法制荡然无存，毛的“圣旨”就是政策，他的一言一行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文革爆发，完全是由毛一己之力策划推动，全党全民均被其绑架，无人能够制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在毛的操控之下奔向深渊，直至其自然死亡，人民方能逃过一劫。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党的领袖人物从政坛进入神坛的现象，起初并没有任何合法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大致是按民主的方式来设计“第一国际”的组织架构，主张用民主选举的方式彻底堵塞“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96页），用马克思的话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为防止党的领袖权力膨胀，他们强调“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同上书第30卷，第33页）。在他们看来，党的领袖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给运动以坚定有力符合实际的指导，而领袖的力量在于他们置身于群众之中，不断地从群众的丰富实践中吸取营养，如果他们自吹自擂，狂妄自大，以老爷自居，那么就可能蜕化为运动的废物和绊脚石，最终被群众所抛弃。我在这里引经据典，就是想表明，从后来列宁组党以来的一系列做法，实际上完全背离了马恩的传统，列宁型政党是强调集中制，强调党的纪律，强调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强调领袖的决定作用。这条组织路线到了斯大林那里，进一步被他改造成一整套独裁专制的控制体系，对党内反对派和不同意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灭，同时动员各种手段和方式，大肆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在斯大林晚年，党内到处洋溢着对他的无耻吹捧，赫鲁晓夫就虔诚地称他为父亲和太阳，由此开始了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绵延不断的造神运动。共产党的领袖基本上都是一手抓暴力专制，实行红色恐怖，一手抓个人崇拜，实行愚民政策。到了毛时代，政治造神运动可谓登峰造极，毛被誉为红太阳、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人民对他顶礼膜拜，五体投地，彻底信服。现在看到金三世治下的种种行为，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不觉得荒唐至极的，人民饿着肚子向其高声欢呼，载歌载舞，呈现幸福无比状态，这类顶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癫狂图景，恰是我们昨天的历史，殷鉴不远。

　　神学政治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有着强大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政治按神学方式运行，不可避免。欧洲中世纪实行政教合一，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帝和教皇的授权，其制度弊端也曾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对神学政治的颠覆，本质上是一场“祛魅化”运动，其核心内容是理性化和世俗化。所谓理性化，就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类，知识就是力量，愚昧是万恶之源，依靠理性的力量彻底祛除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神学枷锁；所谓世俗化，就是以人性的方式来对待人类自己，解放人性，顺从欲望，重视物质要求，按“经济人”原则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发展。理性化和世俗化在制度上的体现，是形成了工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安排，形成了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独立于教会进行知识传播的大学制度，和促使社会思想多元发展的新闻出版制度。这些制度安排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使得政教分离，神学不再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政治人物装神弄鬼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本质上也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所谓“非毛化”是对毛时代的政治神学的祛魅化。执政党领导全社会，一方面从思想上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初步清算毛的政治错误，把毛从政治神坛上请回地面，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是积极启动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和世俗化进程，按经济规律办事，尊重人性，顺应人民发财致富的欲望，由此形成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推动社会进步。经过三十年改革，经济迅速发展，世俗理性已成主流，毛式的意识形态教条虽然还被供在理论案头，但人民宁愿去庙里给菩萨磕头，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一个虚伪的政治偶像。从思想到制度层面的转变，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正在逐步进入一个全面的祛魅化进程，经济以市场规律运行，人以理性来思考，社会以法律为准绳，国家以宪政民主为架构。当然，这是从趋势上来讲的，现实的中国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不仅执政党存在着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其政治信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失，而且社会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公现象，贫富差距悬殊，公共道德资源几近枯竭。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社会分歧巨大，路径抉择困难。一部分人缅怀毛的时代，把那个时代普遍贫穷的平等视为理想状态，进而把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方案。向左转，已经不单是意识形态诉求，也是制度诉求和利益诉求。在此背景下，“重庆模式”应运而生，目标明确， 直接诉诸左派和民粹，诉诸政府主导，诉诸红色意识形态，诉诸超越法律的专政手段，以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这些“非同寻常之举”，力图“成后来居上之势”。

　　“重庆模式”偏于中国西南一隅，影响遍及全国，支持的声音除了来自于执政党内部和学界新左派之外，在民间也有相当大的回响，尤其是在民粹毛左阵营中，更是引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如果说，党内老左是以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为尺度来认可“重庆模式”，学界新左是以西方左翼思想资源为武器来确证“重庆模式“的合法性，那么，民粹毛左则是以文革遗留下来的“神化政治”的那套做法，全面神化“重庆模式”，不仅将其领导人和执行者视为毛泽东那样的英雄，而且将重庆实行的各项政策看作是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举措。在他们眼里，重庆红旗招展，红歌嘹亮，政顺人和，万象更新，一片社会主义大好景象，无疑是毛所开创的理想世界的再现。张宏良就兴奋地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把毛泽东思想重新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阻挡。”司马南也认为，“重庆的做法是恢复了社会主义的道统，马克思主义重庆化和恢复社会主义道统，两个说法加起来要恢复默认值，我们的默认值就是社会主义。”在司马南看来，这个社会主义的道统在文革后被改革强行中断，现在只有在重庆和朝鲜得到了恢复与延续。

　　在毛左的理论仓库中，是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包括新左从西方左翼引进的那些高深的学术，他们只满足于“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推崇毛在文革期间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此从不掩饰他们自己的文革立场和造反派传统。张宏良在重庆事变之后公开宣扬：“文革这个大棒之所以能够一棒便置重庆改良运动于死地，一是文革能够唤醒官僚集团共同的阶级意识；二是对文革的妖魔化会使官场之人避之惟恐不及；三是最为重要的，文革后对造反派的镇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清算和政治镇压，具有极大的政治震慑作用。”正是从文革逻辑和文革思维出发，毛左控制的“乌有之乡”居然公开把打到“四人帮”说成是一场“硬性政变”，把小平南巡讲话说成是一个“软性政变”，而这一回孔庆东也同样提出了他的“政变”说，在一个视屏节目中公开把中央免薄说成是“反革命政变”。如此胆大妄为，走火入魔，有恃无恐，凭借的是何种法术？依靠的是哪尊高神？

　　很显然，毛左依靠的就是毛，施行的法术就是“神化政治”那一套。他们公开以“毛派共产党人”自居，全面攻击执政党改革开放路线，诋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深情赞美朝鲜式社会主义和金氏世袭政权，要求重新回到文革时代，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派的这些政治主张，不仅和社会主流民意为敌，而且也根本违背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明确地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邓小平在反思毛泽东的错误时也说过：“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执政党的决议和邓的讲话，是执政党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础，是执政党在新时期重铸合法性的基础，但这居然不能有效制止毛左势力的蔓延，让它们在近十年内肆无忌惮地发表各种复辟文革言论，公然以文革路线挑战改革路线，以极左理论挑战执政党现行的指导思想，以毛式社会主义挑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奇怪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和执政党没有彻底清算毛的错误有关，1981年的“非毛化”运动不彻底，为毛的思想留下了很大余地，继续将其置于执政党意识形态法统之中，以致在近十年中，党内左派和民间毛左势力形成暧昧关系，互送秋波，互相利用，互为犄角，条件成熟时，必然同流合污。

　　“重庆模式”大张旗鼓的登场，对毛左势力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机遇。原来他们只限于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几个网站，在社会主流层面上一直声名狼藉，正经的人没把他们当一回事，缺乏制度整合和经济资源也对他们扩散影响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重庆模式”开张，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制度整合的机会来了，先是新左派的人去重庆当官讲学，接下来就可能轮到毛左，网上就有传言，张宏良等人已经开始做上省部大员的好梦了。有了制度整合，开发经济资源就不成问题，拿到了钱，说话的动力会更大，随声附和的人也就会越来越多，影响自然越来越大。因此，毛左抓住时机，不遗余力，全体总动员，掀起了宣传“重庆模式”的大高潮。那段时间，“乌有之乡”网站上，首页基本上都是重庆的人和事，对重庆的一系列做法，热情歌颂，全面神化。把重庆的民生经济视为解民于倒悬的重大经济转折，把“唱红”视为人民重返毛时代的重要举措，把“打黑”视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措施。而毛左神化重庆的核心，则是重树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大旗，不仅像歌颂毛那样的歌颂重庆书记，把他看作是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事业坚定无畏的领导者，而且对那个头戴“重庆卫士”的公安局长也给予了至高评价，把他描绘成一个除暴安良的英雄，一个所向无敌的象征。这两个权力和暴力的拥有者，在毛左们看来，恰是毛派共产党人实现权力更替完成路径转换的最有力的保证。他们深信列宁同志的格言：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毛左神化重庆的种种言行及其影响，其实并不限于民间民粹和“乌有之乡”这些范围，在执政党内部，在学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阿谀之声和变相的“劝进”之声。用来歌颂斯大林、毛和金氏家族的那些热的发烫的词，比如他们最喜欢听到的“太阳”，现在可能是说不出口了，但掩藏在那些学术名词和意识形态话语下面的歌功颂德，则依然清晰可见。这些直接受惠于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层官员和专家学者，在高调赞扬重庆经验和相关人物时，不仅彻底丢弃了执政党最起码的政治伦理和学者的应有学术道德，而且也彻底丢弃了社会的基本正义和做人底线，他们所占的位置和冠冕堂皇的言论，表明他们不过是“乌有之乡”的升级版。

　　在文革已经被执行理论死刑的三十年之后，在改革开放事业也已经深入人心地进行了三十年之后，为何文革话语还会死灰复燃？为何毛的极左思想还会被人一再招魂？为何政治迷信愚弄百姓的神学伎俩还会不断重演？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为此，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实质是个人专制，是大权独揽，是家长制，是权力崇拜。毛的权力无限，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是因为拥有了不可限制的权力，才会导致对他无以复加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人们只能服从和盲从，否则，只有身败名裂。重庆最高执政者，在重庆这个地盘内，显然也是拥有无上权力，党委一班人都是他的摆设和陪衬，他的所有指令必须无条件执行，他的人事安排根本不需经过任何党内法定程序，他的一言一行是“重庆模式”赖以进行的依据。学者们把这种个人专制和个人独断的现象称之为“政治强人”，以同情理解的立场指望他推行符合中国社会转型趋势的政策，现在看来都是一厢情愿。他是渴望获得毛那样的政治权威，蓄意诉诸民粹，鼓励和纵容毛左势力的神化运动，推行国家主义的极端政策，企图通过这些方式，为问鼎高位造成势在必行的态势。“重庆模式”之所以最终破产，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独断专行，无所约束，无所畏惧。不受制度和法律约束的权力行为，最后必定导致权力腐败和权力失控。

　　2、政治迷信和权力崇拜，必定是和愚民政策联系在一起，把欺骗民意愚弄百姓作为主要手段，把民智未开不明真相的人群作为其社会基础。许多人都引用过林肯的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人民的奴性和愚昧，是个人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前提。在毛时代，愚民政策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教育和世界观改造等方式来进行，通过洗脑让人民安于贫困，满足现状，认可现行统治，正如我们现在在朝鲜看到的那样。而在重庆新政中，传统的愚民手段已经失效，赢得民意支持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调整，利用地方政府的巨量投资和工程来发展“共富”和民生经济，迅速改变重庆落后面貌，以此赢得民意，赢得口碑。同时，用“唱红”进一步凝聚人心，培养归顺，实行思想一律，认同重庆式治理。据说“唱红”最红火时，都唱到了监狱和精神病院，让犯人和精神病人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个传说无法证实，也许是个反讽，但重庆卫视显示出来的宏大的“唱红”场面，其讽刺意义绝不亚于精神病患者的不正常行为。重庆卫视最后消灭广告，办成红色卫视，致力于让重庆百姓每天都沉浸在革命理想之中，这绝非是开启民智，而是新的愚民行为。当重庆的民生经济最后不堪承受其巨大债务而崩溃时，相信那些至今还沉迷于民生经济一时效果的人们，会彻底醒悟。

　　3、个人高度垄断公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为所欲为，绝非是个人行为，而是制度现象。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过的，毛的错误有他个人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搞家长制，对此，邓坦诚“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答法拉奇问）这是执政党的领袖迄今为止所能做到的最深刻的自我反省，无异于以前皇帝的“罪己诏”。这次总结“重庆模式”及其相关人物的经验教训，必须审视制度弊端，剖析权力腐败和权力失控的制度原因。从“重庆模式”启动以来，随着其日趋暴露出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打黑”过程中发生诸多公权力严重违法事件，社会各界有良知的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对此予以批评、质疑、劝告或提醒，希望那些非法和反常的权力行为提前中止，悬崖勒马，但是，这些善意言行均无济于事。相反，执政党内的一些高层纷纷前去重庆站台，政法领域的相关领导居然公开赞扬重庆“打黑”是“打的好，打的准，打的狠，打的合法”，司法主管部门居然告诫前去重庆为当事人辩护的律师，在这个时候要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惟独不提讲法律。一些大报为宣传重庆经验，慷慨付出版面，连篇累牍，高谈阔论，实则是混淆视听，误导民众。这种由一个地方大员绑架整个国家机器的现象，或者说，让整个体制所有资源都动员起来为一个人背书的现象，表明这个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当制度丧失了自我纠错和自我修正的能力时，类似重庆事变那样的人和事还会不断出现，最终必将耗尽执政党的所有政治信用和合法性。

　　我的一个有着丰富政治阅历，从执政党开始启动农村改革即已参与核心政策制定的朋友，在阅读了我的四篇“回望重庆”之后，写下了四个字的体会：“反常即妖”。此言极是，一语中的。常理，常识，常态，应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常规，反常者，尤其是身居高位手握大权的反常者，违背规律，违背人性，违背世俗，虽带有自己铸造和众人赋有的各种神圣光环，早晚都会被现实击得粉碎，撒落一地，露出原型。神圣化其实就是妖魔化。

来源: 共识网特稿 | 来源日期：2012-5-7 | 责任编辑：左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