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韩寒喊：谈革命、说民主、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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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韩寒喊：谈革命、说民主、论自由
一月 20, 2012 by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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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他看到因比赛封路而导致县城里的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他很茫然：原来这里有那么多人。他们有什么需求？不知道。因为没有人问过他们。向下，他看到（或想象着）120多层高的豪华酒店楼下有怎样的现实生活。他呆想着自己没有原罪的罪恶感从何而来，而“如果大家都能够（住到这里）……”在他的“母语”上海金山话里，他的名字发音怪异，声似“元元”。他也曾嚣张：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会知道我是谁

2010年9月24日，内蒙古鄂尔多斯，韩寒参加中国房车锦标赛


2010年2月1日，福建厦门，韩寒（右）与易中天在厦门大学交流对话
2011年12月23 日6时9分34秒，韩寒发了一篇名为《谈革命》的博客。第一个发现它的可能是一个网名“冷娃”的人至少他（她）是第一个留言评论成功的网友。“冷娃”先后评论了五条，第一句是“沙发”，第二句是抢到了沙发很感动，第三句是希望韩寒注意身体，第四句是再次表达自己的激动，第五句终于说到了正题：“将革命进行到底！”
次日傍晚时分，韩寒以罕有的勤奋，又贴出一篇博文，《说民主》。26日一大早，他再接再厉：“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要自由》。
于是便有了大讨论。
“革命”、“民主”、“自由”3个对于中国大众来说熟悉得如隔壁传来夜夜笙歌却始终不及触摸的词汇，在年末以一种空前集中的方式涌将过来。学者们开始给网民普及政论，不同立场的派系开始吵架，老百姓开始在支持、反对、将信将疑和不知道应不应该关注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这3个宏大的词汇，通过韩寒这个赛车手、通俗作家、身份可疑的公共知识分子、青年意见领袖的桥梁作用，伸向民众的意识领地：一些人茫然，另一些人被或深或浅地刺痛。
“这种讨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是让大家知道这种讨论可能无害。”韩寒事后这样跟我们解释他的初衷。他倒是专门挑了个时机，即自己新书《青春》上市后两个月。文章是两个月前就写好的，但因为担心被指摘为“为新书炒作”，他一直押着未发。
“我还是想在2011年把这个发掉，眼看都2012了，就赶紧发了吧。”
对于他来说，这似乎是没有什么波澜的事。
作为另一种存在
他最艳丽的衣服大概是赛车服，通身上下五颜六色的广告logo。平时，他几乎只穿黑色。头发长了会戴黑色的曲线金属发箍，露出宽脑门，瘦削的脸有着漂亮的轮廓，眼睛鬼亮，喜欢笑，像个懂礼貌的孩子，温和而真诚。长相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人总是希望在他身上寻求视觉之外的收获。
两个月前他出版了新的杂文集《青春》。封面是白纸黑字上飘过一抹绿。他否定过红色字体版本的封面设计，尽管他喜欢某高端汽车品牌和某知名咖啡品牌的标志性的红色，但他不能忍受这个颜色用在自己的作品上“因为觉得压抑、邪恶”。这本书在上市两周后加印，并进行了微小的改版：应他的要求去掉封面“这一代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他说，“这句广告似乎意味着本书要进行解答，其实，我不知道答案。”
这是《独唱团》之后的第二次出版。上海郊区的“韩寒工作室”内，保持了《独唱团》编辑部原样：蓝色水笔在白板上反复写了多遍：“忘掉赞美，准备第2期”。韩寒就着字体描一遍，确定那是他写下的，好像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墙上挂着被迫改成《幼稚园》后的第2期《独唱团》纸样。在这套高档小区的公寓楼内，植物开始枯萎，但依然在生长。
为了写“韩三篇”，他是读了些书的，像哈维尔、托克维尔，他是知道的。但文章一见光，他的“不读书”再一次成为天下人的共知。
十多年前，大家觉得他不上学，但读书，对世事的洞见超越年龄。上世纪90年代，韩寒随父母搬到金山县，“他喜欢读书，但毕竟家里书有限”，父亲韩仁均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韩寒得以到“少儿读书社”看书，几个晚上的阅读让他萌生自己动手写的念头：“他们都没我写得好！”韩寒告诉父亲。从此他不再去图书馆，而是每晚埋头在家写，“写了十几篇散文和小说，然后寄出去。”
十多年后，韩寒开始被人说成“无知”、“缺乏逻辑”。
“我的杂文其实这么多年一直要坚持一点就是不用典。”韩寒在初二写《三重门》的时候还很酷爱掉书袋，“其实那些书袋都是我昨天现看的书，拿一个本记下来，要不是我哪会背得出这些话。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深刻了解那些掉书袋的人，书袋是怎么掉出来的。”
他总爱拿赛车打比方。
“比如说这个赛道可以做1分15秒，但事实上它是由天气、赛车、车手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永恒的东西来引用。你开着一台SUV在上面溜马路的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这个时间。很多人可能觉得有很多的书引号比较酷，表述知道的多显得自己很渊博”，“我初二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了。”
他觉得用典过多是底气不足的表现，“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让自己的文章成为他人的典，我觉得这才更酷一点。”
在韩三篇发表之前的博文里，韩寒曾提出因为两年没有搞读者见面，所以希望大家向他提问，他汇总之后做解答。而韩三篇的确也是问答体写就。但实际上，有关宏大话题的讨论，是他早就想说的，他自问自答，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大众愿意看。
“这些东西我知道普通读者一点兴趣都没有，普通读者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看张柏芝、谢霆锋的兴趣大，你得尽量弄得让人家能够读下去。”
作家石康说过，韩寒拥有一种很实际的能力，即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而那些东西多半是别人需要的。
韩寒的父亲韩仁均觉得，在遗传方面，韩寒继承了他懂得换位思考的性格。母亲也佩服儿子：“出名以后，这小孩一点不发脾气，我也很喜欢听他讲话，他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我儿子一身正气，还很大气。”
这几年开拉力赛，韩寒去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乡镇，他愿意去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发现世界不是想象中那样。在贵州山里比赛，当地的路一封，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
“你当时是很茫然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什么需求，没有人问过他们是什么样的。中国有3亿多年收入还不过几千块钱的人，你从来不知道那些人的需求是怎么样，他们从来都不用互联网。”这样的茫然感让这个出生在中国最繁华城市的远郊区的80后青年觉得，“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去设想一个国家的未来”。
“拿一个海面来说，我们只是海面上的小波浪，东风吹的时候往东刮点浪，西风吹的时候往西刮点浪，当然执政者是希望一点浪都没有很平稳地让他们在一艘游艇上享乐。但事实上，海底下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我们都没有去关注过这些海底下的力量，只在那上面讨论浪花一朵朵。”
韩三篇的出现，更多地在提醒，社会中还有另外的存在。17岁的退学生韩寒曾是异类，让同龄人看到背叛中国教育的勇敢、不上大学的非主流式生存也是一种不错的生存。现在，成名12年的他，俨然不得不被划分于上流社会，用笔提醒高谈阔论者，注意海底暗流。
他能感到，在这个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是沉默的。他有时会购买《故事会》、《知音》之类的明显不符合他阅读需求的刊物，只为了看看，它们的读者在关心什么。
他承认自己有点“标题党”，韩三篇“也算不得写得很好”，他只是“不喜欢一天到晚喊大词的知识分子，喊这种词会显得很勇敢，但会造成一种负面效果：一些明显不可能做到的，成了大家的期待，这样的期待才是符合期待的，其他的期待都是没有达成目标，那人会不停地活在失望之中。”



离开地面的恐惧
如果韩寒的人生戏剧有台本，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比较合适，至少是吻合一部分。霍尔顿?考尔菲德害羞、愤怒、游荡、荤词挂口、天马行空、不愿读书、憧憬豪车、对性渴望，但并没有“垮掉”，却无比纯真地想在麦田里守望孩子，以免他们跌落悬崖。
小时候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的韩寒，在路过镇政府时说，“我们镇长怎么那么腐败啊，我一定要把贪官打倒。长大以后，我要做清官，把所有贪官都铲除掉。”
2006年以后有了博客平台，韩寒有了扩音器。他在与父辈作家白烨论战时说：“别搞得多高深似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艺术的，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
2012年元旦后，他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他去香港住120层的豪华酒店，经常坐在窗户旁，望着遥远的地面发呆，想的是“如果大家都能够（住进来）……”
在他的家乡上海，在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里，他依然住郊区，有时还回到更偏远的金山乡下跟爷爷奶奶住。韩寒自己的房子在一楼，他租的用来当作工作室的房子在二楼，能“嗅到一点地气”：“无论怎么样脚要踏上的土壤，总是最终能承载你的地方，你在高空中看的一切其实都是虚空的。”
“他交往的圈子还有很多是他的表弟、同学，还都是城乡结合部的人，他实际上的物理区域和心理空间都是在城乡结合部。如果你让他住在静安区的高级公寓里，他害怕高楼，他觉得那个不接地气，就写不出东西。”韩寒的好朋友、出版商并时而客串经纪人的路金波说。
接地气的表现是，他经常在博客里提到底层人民的事。比如一个17岁的农民工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回家，“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一次韩寒在内蒙古拍广告，路金波半夜去探班。好不容易完成当天拍摄任务的韩寒被他叫去吃东西。“他特意绕了几步，走过去找那些搬箱子的民工，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肩膀，说：收工了啊，辛苦了。”路金波注意到刚才还在跟自己大吐苦水喊累的韩少这样一个细节。但民工并不知道这个广告男主角是谁，也不感兴趣，“眼神很漠然”。
其实，在一百多层豪华酒店窗边时，韩寒是这样呆想的：“我觉得自己有罪恶感，但是不觉得自己有原罪，我也不知道罪恶感源自于哪里。可能就源自于中国这个社会很多的差距的确太大了。我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写文章都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用的电脑都是好的电脑，就能挣不少钱。很多人可能做得很辛苦，收入特别低，而且还没有保障……咳，反正就是一直很纠结。”
韩寒曾有一辆法拉力跑车，是朋友抵债给他的，作为“真心在机械上认可”这架豪华之物的车手，因住在郊区而对代步工具有着刚性需求的车手韩寒，一年开法拉力的里程，只有一百来公里。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开。
对底层的悲悯很快招来了各路的夸奖，他在2008年5月14日到达汶川地震灾区时，舆论惊呼：曾经的叛逆少年，已然成为社会中坚，有责任感的中流砥柱。在那一年，他还获得了各路“公民奖”。他在一段获奖感言中说，自己做得很少，能得这个奖，说明别人做的更少。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媒体形象变得主流和正面了不是因为“社会进步”或者“大家观念（更新）”，而是“80后的那批人当上记者了”，当年的小读者变得有话语权了，他也就变得主流和正面了。
与世界保持距离
一面倒赞誉下的韩寒，似乎哪里不对劲儿。他开始警惕，开始不自在，开始觉得被绑架他形容说，杂文作者越来越像哭丧的。
“2009、2010年的时候，大家都夸奖我，站在弱势群体那面老是为群众说话，……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那里哭丧的人，反反复复说着车轱辘话，大家也觉得你哭丧哭得好，哭得优美，哭得态度特别的漂亮。然后瞬间就散了，等着下次哭丧的时候看我哭丧。……而且有一两次缺席了哭丧，就会批评你：你他妈是不是成为了政府的走狗？！”
“有一阵子我变成了这样的人，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已经麻木了，但是我不得已还得去那里哭个丧。”后来他慢慢觉得，“操，后面有枪指着我，那杆枪未必是执政党的，有可能是民众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枪是真枪老百姓的枪可能是仿真枪，他可能打BB弹能够弄疼你但是未必能伤害你，但是执政者是可以伤到你，所以在同等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先批评执政者为优先。”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这么评价那个时候风头强劲的韩寒：“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韩寒觉得许知远说的是对的，“我特别理解他说的所有东西”。
浙江乐清发生钱云会案时，韩寒看了网上各种各样的现场照片，根据自己作为车手的判断，认为“这就是一场交通意外”，但他不敢下这个结论，而对钱云会为村里人做事的敬佩和对政府一向的不信任感，使“政府谋杀论”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韩寒在2011年元月初写下《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婉转地表达了对主流知识分子共识的质疑。
“我觉得很多知识分子去做有罪认定的话其实跟政府没什么区别，政府就是做有罪认定出身的，他们就是这样当恶人的。所以当时其实是一个挺明显的（与主流知识分子划清）分界线（的事情）。”
当大家对韩寒的印象还停留在对民众疾苦热情疾呼的公共知识分子符号上时，他已经悄悄地在自己与执政者、民众和公知之间，像孙悟空那样，用金箍棒画下一个不可见的圈。他的圈里只有自己。
曾在《纽约客》上长篇报道过韩寒的美国记者欧逸文，对于“韩三篇”这样评价：“他的言论之所以在网上引发如此骚动，是因为韩寒拒绝了人们对他形象的一贯解读。”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拉长了自己的战线，竖立了更多对手，其中包括曾一度对他钦佩有加的一帮人：中国最激情燃烧的民主主义者。”
韩寒对“得罪人”的态度是：“顾不上他们了，反正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你一味地拍民众马屁，一味地讨好民众，其实说到底跟当年老毛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什么区别，他心里再清楚不过：群众就是瞎的。这其实是另外一种不诚恳的表现。”
他也有点害怕被骂，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光屠杀政府不屠杀平民这不对”。“社会的组成、体制的组成其实就是一个民众的选择，当民众无法忍耐的时候，体制自然就可以消失，体制既然长久的存在，除了体制的强权以外，其实真的是需要有民众的配合。”他的原则很朴素，就是不希望流血，不希望害人。
“我特别不希望伤害到人，有的时候谈恋爱也是这样，分个手分5年分不掉，因为不希望去害人，或者伤害到任何人，所以我觉得跟我对于革命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我的观点也是尽量地少牺牲，我宁肯被人多骂一点。”
“但是”，他在《要自由》的博客里这样转折：“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