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成：我差点成为周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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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出于一片好心，而衷心赞同政府颁布执行《最低工资法》，他们认为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肯定对底层民众有利。但如果他们和我一样，有过一些身无所长、在外流浪的经历，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广州火车站人口密度高 抢劫偷窃犯罪活动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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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成为周克华
　　最近悍匪周克华被击毙的地方居然也成了旅游景点。但我想，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一个人愿意让自己成为周克华。而我们社会的制度，也应该是考虑怎样可以最大化防范、减少这类人的出现，而不是相反，出台一些法律制度，把人逼上绝境，让一些人走上周克华这样的不归路。从这角度看，我们对周克华案的反思可能还远远不够。
　　2000年当我独身一人来到广州的时候，差点就成了周克华。
　　当时我流落街头，身无分文，整天饿得眼睛发绿。如果你体验过真正的饥饿，应该就会相信，一个人在饿到极点的时候，真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更不要说当时的广州街头，有一些流氓团伙，就是专门在街头寻找这种流浪汉，要你跟着跟着他们去偷偷抢抢的。见到你饿得不行，他们只要一个盒饭就可以收买你，而当你吃了他一个盒饭之后，要不要跟着他们走，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我可以感到庆幸的是，当时自己能保持警惕和清醒，没有接受这种盒饭。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广州并没有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让我可以很快就找到一份工作，从而不必继续接受饥饿的考验，从而不必走出那么危险的一步。（2012年9月7日）
　　幸好没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
　　周克成（财经评论员）
　　许多人出于一片好心，而衷心赞同政府颁布执行《最低工资法》，他们认为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肯定对底层民众有利。但如果他们和我一样，有过一些身无所长、在外流浪的经历，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2000年我刚到广州的时候，虽然已经有18岁，但并没有什么文凭，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因而非常难找工作。身上本来只有100来块钱，白天找工作被职业介绍所骗走30块，剩下的60多块钱，也在晚上被小偷偷走了。我刚到广州一天，就变成了真正的穷光蛋。而广州对我来说是一座非常陌生的城市，没有亲戚朋友，也联系不上家人。情况最坏，肚子最饿的时候，我甚至想能不能加入当地的黑团伙，和他们一起去干偷偷抢抢的勾当。当时整天在火车站周围逛，能看到许多这样的人。
　　但我没走到这一步，许多和我一样身无分文的人也没有走到这一步。这得益于当时实际上比较宽松自由的就业环境。我在广州只流浪了七八天，就找到了一个工作。是在一个洗车场洗车，又脏又累，但有很简单的工作，只要愿吃苦就能做。月工资是250块。这样的工作，在那些“天子骄子”大学生、公务员和普通都市白领看来，是极其糟糕，不可接受的。
　　但我清楚记得，找到工作的几个月之内，每当走上广州街头，我都可以昂头挺胸的，感觉非常好，因为见到本地人的白眼，我都可以告诉自己：我是有工作的！这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直到许多年过去，那时候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这么一个又脏又累工资又低的工作，怎么能给人以满足感、自豪感呢？因为这是对比出来的。这份工作虽然辛苦，收入低，但我毕竟每天都有饭吃了，不用吃完上顿愁下顿了；晚上有个地方睡觉了——虽然是和许多工友挤在一个小地方，但总算不用躺街头，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况且不到三天，就能跟工友借到钱，给家里人报平安，说自己已经有了落脚的地方，还能和村里的朋友吹牛自己总有一天会出头的。想到月底还会有一笔钱拿，真的从心底感到高兴。
　　我能体验到这些幸福，皆因我流浪了七八天，饿了七八天，在街头露宿了七八天，被人当乞丐送白眼了七八天。而这样的人，在街上不止我一个，有许多，每天都会产生许许多多。他们和我一样，家境贫寒，出门不大可能带太多的钱，而这点钱，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很容易就被无良中介骗走或在街头被偷走。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也会像我一样，在流浪过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找到一份可以让自己安稳下来的工作。
　　我在广州的那家洗车场就是如此。我到后不久，就又有很多新的同事加入进来。为什么这么一个洗车场，人员流动这么大呢？因为洗车这个行业，有很简单、只要有力气有耐心就能干的工作（比如拖地、刷轮胎、搽车身），也有很专业、需要多加钻研才能干好的工作（比如打蜡、补胎、贴防爆膜）。而人都有进取之心，几乎所有的工友，都进来一段时间，就要主动去学一门简单的手艺，学到手之后，要么老板加工资，要么自己跳槽到别的洗车场去。
　　我在广州、深圳两地洗车多年，收入就不断上涨。月薪从最初的250块到400块、450块、600块，800块，直到最多的时候有上千块。别的工友，有类似经历。我上个月刚和以前的一位工友吃过一顿饭，他以前和我一起洗车，而现在他是一位汽车修理工，收入比以前多多了。而这些修理技能，都是在工作中学回来的。
　　很显然，是宽松自由的就业环境给许多底层人员打开了进入城市谋生的大门。2000年左右，广州名义上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500块左右，假如当地政府严格执行这些标准，那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恐怕就找不到工作。因为不仅在老板看来，而且从实际情况看，许多人所拥有的劳动技能、劳动力就不值500块。
　　若认为严格执法，老板最终会被迫给所有工人支付至少500块的月工资，那肯定会适得其反。因为劳动力上涨了，洗车费就得涨，洗车费上涨，洗车的人必定减少。这样，是有一部分工人的收入会在一开始就有500以上，但更多的人，会连250块的收入都没有。因为在这样的价位上，没有那么多人去洗车，老板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了。
　　反观任由工人与老板约定工资数额，倒是真正有利于工人、老板双方的。认为工人天然处于弱势一方，无法和老板谈判，那是一种误解。否则工人们的工资怎么会从250涨到400、600？这显然不是因为最低工资法，也不是因为老板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工人的劳动技能上升了，他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了。
　　是为了防止工人跳槽出去，是为了吸引工人跳槽过来，老板们才提高工资的。记住，和工人竞争的不是老板，而是其他工人——看谁更勤快、工作技能更熟练，也看谁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而老板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工人，而是其他老板，他们竞争的是，看谁更能准确判断市场，为工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供更高的工资。
　　今天回想起来，我得庆幸2000年的广州没有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否则，我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我很可能继续被饥饿折磨，我很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去干偷鸡摸狗的事。所以，我请求那些为底层朋友横眉竖目的人们，先冷静下来想想，真正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是否真的有利于他们？想从理论的角度知道执行最低工资法的效果，请看薛兆丰《最低工资法不可取》、《争取福利不宜越俎代庖》、《经济学角度看剥削》等文章。
　　（200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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