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内行”房宁

bridged

荣剑：“内行”房宁
发布时间:2012-11-05 10:09 作者:荣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4456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研究机构，至少从这块正局级的招牌来看，它应当是出政治行家的地方，或者用它现在所长房宁的话说，那是一个说“内行”话的权威机构。在二十多年前，如果有人这么评价这个所，我是心服口服的，那时的那个所长，写了一本《首脑论》，风靡一时；所刊《政治学研究》，也是国内政治学研究的顶级刊物。我虽不才，却曾有幸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有被置于头条的（《论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3期），有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从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看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而那个时候，好像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政治学界有“房宁”这么一个人，更不用说这个人以“内行”的身份出来讲话了。当然，任何地方总是要新陈代谢的，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房宁何时成为所长，何以能够成为所长，大概总是有其理由。据说他曾被邀请到中南海里讲课，如此看来，他也算是帝师了。肚里没有一些干货，嘴上没有一些功夫，是走不到那个位置的。


　　在房宁治下的政治学所，现在成了一个什么样子，达到了怎样的学术状态，说实话，我并不太了解，按常识判断，大致是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学术风格。在“重庆模式”最火爆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倾巢出动，跑到重庆可谓好话说尽，重庆那个高人出事后又在网上把那些好话删的一干二净。我关注房宁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据“人民论坛”记者去年的一篇报道说：“房宁先生曾多次赴重庆调研，对重庆近年来的一系列举措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从一个资深政治学者的角度阐发了对‘重庆模式’以及‘打黑’、‘唱红’的独到见解。”至于这些“独到见解”究竟是些什么，我就不去翻那个老帐了，有兴趣者可去网上搜索，白版黑字留在那里，也算是这个政治学者的一个学术记录。


　　最近又看到房宁所长出来讲话了，这回是讲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他现在的身份讲这个话应是其优势所在。这篇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文章登在大名鼎鼎的《环球时报》上，文章不长，引发了多大关注，我还不清楚，但我注意到了司马南的微博已为其喝彩。这或许就是因为终于有了一个顶级的政治学者出来发声，指破了当前迷津，轻松地将那些主张宪政改革的论者置于“外行”者之列。这是多大的话语力量？请看房宁的言论：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学术界、舆论界一直以来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求‘突破’。这些议论和看法本意和初衷是好的，但坦率地说，它们大多属于似是而非的外行话。”


　　上来就以“内行”自居，把别人斥为外行，这要有多大的学术底气？这个学术底气是他头上戴着的“所长”帽子赋予他的呢？还是来源于所谓“帝师”身份的一贯政治正确？读了他的文章，我相信读者会有判断。这个按理说以理论和学术谋生的人，说了一堆“理论无用”的话，倒是为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开了眼界，也为那些并不掌握深奥理论的读者解除了阅读障碍。因此，我们可以来逐条分析下房宁所长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独到见解。


　　1、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理论指导。


　　这话从房宁嘴里说出来，我看是需要勇气的。他所说的理论指的是什么呢？是他平时言必称“马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他一直致力于批判的自由主义理论？他没有交代，看来是一竿子把所有理论都打翻了。不必讳言，反对自由民主的理论，主张几个“不搞”，是房宁这些年来的职责所在，但同时否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那是要犯政治错误的，不知房宁是从哪里借来的胆？和房宁这样的学者是没法讨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基本概念，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思想工具，岂能在中国实行。那么，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总是可以吧？我在《政治学研究》发表的《论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一文，就是想阐明一个道理，在被房宁们奉为圭臬的马克思著作中，有着极其系统的民主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然是有指导作用的，怎么能被一下子打入冷宫？列宁同志也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房宁不应该忘记这个话吧。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作为中国尚未开展的伟大实践，怎么可能离开理论指导？怎么可能没有价值选择？怎么可能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一个网民的批评倒是一语中的：明明河上架着一座桥，你为何不走偏要摸着石头过河？你究竟是想不想过河？


　　房宁倡言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理论先行，并非一时失言。在我看来，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他深知现有的意识形态教条已经完全丧失了理论动员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在教条主义的阉割下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和指导能力。这印证了毛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党真信马列的人不多。那些每天高唱马克思主义高调的人，有几个是真信马克思主义的？包括这个房宁，不妨问他：你信吗？另一方面，房宁公开拒绝用理论指导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拒绝宪政民主的一套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不过是“‘一管之见’、‘片面的深刻’之类具有部分真理与价值的认知，往往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以房宁的政治学基本知识，起码是能够让他知道，这些所谓“一管之见”的宪政民主理论在制度转型和政治改革中，其实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们直接决定着转型和改革的方向。房宁说理论无用，真实的意图无非就是想彻底消解人们对宪政民主理论的认识，将其打入无用之列。问题是，当马克思主义失效时，难道其他理论也会同时失效吗？


　　2、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顶层设计。


　　房宁这话看上去就像是在给执政党帮倒忙。政治体制改革需不需要“顶层设计”，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和民间议论，普遍主张不提顶层设计，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要充分发挥党和人民的双重积极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要同步进行，不宜离开公民社会建设而纯粹依靠执政党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改革。这种看法，对于主张顶层设计的人来说，无疑是要求实现更为彻底的宪政民主，而这肯定会让房宁们唯恐避之不及。和宪政民主相反的是，顶层设计的预设前提是要坚持执政党的最大利益，是坚持自上而下的改革，至少在程序上要首先保证执政党对改革的主导性。房宁反对顶层设计，岂不是在帮执政党的倒忙？岂不是在削弱党的领导？其党性何在？说实话，我是赞成顶层设计的，这是基于现有制度安排的一个特殊考虑。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现在无可动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其主导下才能进行，提出“顶层设计”这个环节的目的，就是为了照顾到“设计者”的偏好和利益，可以让其统筹兼顾，快慢有序，排除干扰，下定决心，推进改革。


　　执政党的“设计”特权，本来在法理上并无依据，也就是说没有程序正义，之所以赋予执政党，是历史和现实使然。现在房宁所长要打破执政党这个特权，难道真的是良知发现了？是要把政治设计这项权利完全还给社会？当然，房宁即使借五个胆也绝无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在他看来，政治改革“鲜有”顶层设计的理由是：政治问题的综合性和关联性强，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政治决策责任重大。凭着这三个理由，房宁的结论是，政治改革不能设计，政治改革不能决策，他的担忧是：“重大政治决策一旦做出，往往会决定一、两代人的生活。政治决策一旦出现失误，往往没有挽回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毫无政治学逻辑可言。稍有政治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恰恰是因为政治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决策的重要性，相关的研究和设计，不管是来自顶层还是底层，都是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为何一个政治学权威，会如此拒斥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设计？其实，原因并不难找，从他提到的戈尔巴乔夫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房宁所长拒斥“顶层设计”的真实原因，原来是潜藏其心底的一个真实忧患：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担心顶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当民间在普遍议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和蒋经国式的改革时，房宁是知道的，“顶层设计”的真正威胁来自于哪里。


　　3、“摸着石头过河”。


　　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理论，不需要顶层设计，惟一的招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房宁所长的忠告。看起来他提供的说法也没错，比如，他提到的三点经验是：问题推动，经过试点，统筹兼顾。所谓“问题推动”，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无先例可循，又难于做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只能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中选择突破口。所谓“经过试点”，是因为试点可以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具有分散风险的意味。“政治体制改革最忌‘一揽子’方案，一旦失误满盘皆输。”所谓“统筹兼顾”，是因为政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体制改革重在评估其整体的效应”，不能图一时之快。基于这三项经验，房宁认为：“那种‘图虚名，招实祸’的事情不能再做了。”


　　“摸着石头过河”，是执政党改革的重要经验。在改革初期，由于理论封闭，思想禁锢，教条主义一统天下，加之改革没有现成经验可鉴，提倡“摸着石头过河”，重在探索实验，是当时惟一可行的办法。用小平的话说，大胆试，容许看，不争论。成功了就大范围推广，失败了再调整方向。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甚至实用主义的做法在取得了一些发展效果之后，也制造了理论和实践长期不能统一的种种矛盾，形成了说的和做的完全分裂的状况，以致也形成了许多学者的人格分裂症状。明明是科学的、可行的和有价值的理论，偏偏就是不用于实践；明明是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践中也无法推行的教条，还偏偏要当做意识形态的正统而加以坚持。房宁的问题也在这里，当他说理论无用时，他长期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已经无用，而那些有用的理论他又不敢用或不想用；当他说顶层设计无用，顶层设计酝酿巨大风险时，他又不主张来自底层的民主；当他说惟有“摸着石头过河”时，他又对这种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根本没有信心。他在文章的结尾透出了这样的无奈：“‘摸着石头过河’缺乏诗意，是句大实话，但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在大家都普遍认为有办法时，房宁却选择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即不走现成的桥却下河摸石头，这大概是他这篇文章中最真实的表达。


　　作为内行、专家或权威的房宁，同时也是党的理论工作者，他的“独立见解”是否“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以及他是否具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专业知识、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宽阔的国际视野”，这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而是要根据他的文章来加以判断。上述分析是力图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房宁的真实面目：他既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因为他抛弃了执政党一贯倡导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传统；他也缺乏维护执政党掌握改革主导权的党性立场，因为他把执政党的顶层设计视为是改革的最大政治风险；更重要的是，他缺失了一个学者坚持学术独立的基本操守和人格，因为他的偏见和偏执把他引向了学术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