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到新闻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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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21世纪评论

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到现阶段，政府评价、经济发展、观念更新等许多任务已经不能不通过自下而上唤起人民支持的途径来实现，这就需要解决社会动员的问题。而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公民参与，则必须经由新闻出版自由和公民表达权利才能实现。

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是我国第一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强调，将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国家如此重视新闻出版自由，并将其作为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提出，应该说是由新闻出版自由的特殊重要性决定的。(4月14日《羊城晚报》)

在一个以“民主”命名的社会中，禁绝或事实上禁绝新闻出版自由是荒谬而有害的。荒谬之处正在于许多人担心新闻出版自由的理由。他们认为面对真相的人民会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实上，“每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的裁判者”，什么有利、什么不好只有人民自己才有发言权。民主制度的伦理前提正是充分地信任人民有自己判断是非和选择统治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只能在民主实践中形成和完善:一个人不下水又怎能学会游泳？不把事实和观点公开地交给人们去判断，人们又怎么可能学会判断呢？一个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真相和观点无法流通的社会永远学不会明智地选择；同样，缺乏自由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的政府也永远学不会明智地行动。

另一方面，禁止或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有害之处在于人们将因此而真的变成白痴。经历文革的那代知识分子都免不了经历如下尴尬:当写下每一个字都要小心翼翼地思考它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时、当稍微犀利一点的文字因政治原因被大删大砍时、当有可能因自己的文章而获罪时，作者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提心吊胆于文章的安全性，又剩下多少精力于文章本身呢？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头脑和心灵，当社会知识精英群体的文化和道德水准已低得可怜并且还在“与时俱退”之时，便意味着整个民族心智的降低———这代价实在可怕。

也许有人试图在出版完全自由和禁止新闻出版自由之间寻求一条“折中路线”，但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却否定了这样天真的想法:现代中国追求有限新闻自由的努力总是在实践中屡屡碰壁，即使是“有限的新闻自由”也从来没有得到封建统治者、军阀、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或被暗杀、迫害者不计其数。事实证明，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折中路线”是行不通的。托克维尔曾分析过民主社会为什么必须实行完全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他指出，如果从一开始就限制新闻出版自由，那么以后将不得不对限制层层加码，最后一定会导致暴君式的统治:“从极端的自主走到极端的屈从，在如此漫长的途中，连一个可供歇脚的地方都没有。”

此外，在当代社会，不完全的禁止新闻出版自由反而带来了新的危险。在一个开放已成大势所趋的现代社会里，我们不可能禁绝人们知道一切，反而只能因此增加人们对禁止者的厌恶和蔑视。而且，与强大的物质力量相反，思想的威力却往往因表述它的人为数甚少而增加。而且更危险的是:如果整个社会思潮不是多元的，而是被强制性地单一化，那么反对的声音也必将走向单一化和不宽容，针锋相对的动乱就在所难免。在当前一些群体性事件中，言论开放和言论封锁的势不两立便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相比之下，多元化的思潮可能带来混乱，却极少导致动乱。

总之，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本就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强行限制定会带来不测的风险———这一点早已成为我们最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到现阶段，政府评价、经济发展、观念更新等许多任务已经不能不通过自下而上唤起人民支持的途径来实现，这就需要解决社会动员的问题。而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公民参与，则必须经由新闻出版自由和公民表达权利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出台，算得上正当其时。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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