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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严家伟, 认识, 章诒和
——兼答“赫连勃勃大王”
作者授权发布
读了署名“赫连勃勃大王”题为《岁月的罗生门——与章诒和女士商榷》一文后，不竟回忆起一些本来不想去说的往事，于是也来凑热闹聊几句。
“ 文革”期中，章诒和与我作为“反革命”政治犯同被囚于四川省第四监狱。那时有“资格”关在那里的，首先是“长刑犯”（刑期在15年以上直到无期、死缓），其次，大多数都是政治犯。我虽属“右派”加“反革命”，但文革时我已坐牢近10年，残余刑期只有5年多了，按理不够“资格”。但当时关押我的芙蓉煤矿劳改队，认为我属于一贯“反改造”的“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于是将我和其他二十来个人一同送四监狱“收监执行”。后来我们这二十来个人中就有3人在文革中被枪毙了。可见我们这“一小撮”是名符其实的“精英”。
大约1974年前后章诒和被送到四监狱时，我已把15年的牢底坐“穿 ”了，但又成了强迫留队改造并戴有“反革命帽子”的“就业员”，戏称“二犯人”是也。由于自己多认识几个字，所以“就业”后分配我干“医务劳动”。人家把囚犯和就业员统称为“劳动力”，所以你干什么工作都不能称“工作”，只能叫“劳动”，这也可算是“中国特色”吧！
当时正在文革期中，社会上搞“革命大批判”如什么“批林批孔”、“批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批宋江”等等。监狱里就要组织犯人、就业员联系上述实际狠批自己的什么“思想根源，犯罪根源”。并要由犯人中队和就业中队出一期期的什么墙报之类的东西。当然不是“大鸣大放”更不是自由论坛。而是结合什么林彪、孔老二、宋江的“反动罪恶”，让自己“对号入座”去把自己痛骂一顿。各队之间还要互相比一比，看谁骂出了“水平”，骂得“精彩”。而狱吏们都是些“工农大老粗”，他们在给我们“训话”时竟能说出“你们这些家伙看一看，林彪、孔老二敢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要砸烂他的狗头，你们算老几？还不好好改造”这样“高水平” 的话。所以他们要想办好墙报，就只好把犯人、就业员中他们称之为的“吃屎份子”（知识份子）召集来一起开会布置。那时的犯人、就业员基本就是“一家人”，所以开会都在一起。因此我才认识了章诒和。
章诒和给人的印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低调。一般犯人对她的评价是“这人不讨厌 ”。在当时那个特殊“语境”中，所谓“讨厌”就是“靠近”政府，检举他人“反改造言行”，充当告密者，以求减刑宽大。章诒和不但不是这样的人，而且有时还能顶着压力讲真话。有一次有个姓熊的女犯，她想要去向当时监狱的一把手王政委（王宗政）申诉她个人的一个问题（具体申诉什么事，因过去几十年了，记不清了）。她当时出工站在监狱大门外，看见王宗政站在监狱内，她要求进监狱去见王政委，管教干部不许她去，这女犯一时冲动，就竟自往里冲，最终当然是被抓回来又捆又打。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那个女“管教干部”觉得这女犯伤了她的面子，一怒之下便称该女犯“冲击警戒线，妄图强行逃跑”。那个女犯已经判了“死缓” 的，“缓刑”期中再加这一条，那就只有绑赴刑场了。于是狱政科派员下来了解取证。当时在场的几个女犯都只敢顺着“管教”的话说。章诒和也在场，她却敢说了实话。她说：冲击警戒线虽是事实，但人家是往监狱里跑，怎能叫强行逃跑呢？（在监狱的大门口用红油漆在地上划了一条粗线称“警戒线”，犯人、就业员无论进出必须站在线内立正，向岗楼上的武警兵“报告”，获得允许方能进出，否则视为“冲击警戒线”。若武警兵在一声警告后，“冲击”者仍不停下，武警兵可以将此人当场射杀。对就业员同样如此）。由于章诒和讲了实话，那个女犯才免被处死，这就是良心和为人的道德。
至于“大王”先生在其文中称章诒和为“告密者”，导致张家凤被处死。这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张家凤原是军大学生，被她的一个“老首长”糟蹋后抛弃。始乱终弃后的“老兽长”为了堵住张家凤的嘴，又以“反革命”的罪名将张家凤送上军事法庭判刑劳改，一个弱女子怎么受得了如此打击，于是精神失常疯了。不仅嘴里骂“老兽长”，更骂老毛。犯人听见还能不检举？于是狱吏叫章诒和在干活时停下干话，用纸记下张骂些什么。犯人干活都是多人在一起，这就是《犯人守则》上的“四集体、五固定”的条款。而且精神失常的张家凤骂“老兽长”骂老毛都不会是说悄悄话，那么多人听见，章诒和即使一个字不记也遮掩不过去。章诒和只是被指定作记录。这有何“密 ”，又怎能叫“告密”？当然，章诒和的行为即使是被迫的，也是不光彩的。而且是过错。但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沉痛的自责道“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听听，听听！这是沉痛的忏悔，向死者下跪谢罪了。
可是，尊敬的“大王”却置上述事实于不顾，更知道大多数读者都未进过中共的监狱，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实情。于是在“大王”笔下就成了：
“ 从章女士《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章诒和女士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告密者’！正是由于她处心积虑的记录和告密，一个名叫张家凤的女犯人被当局处决。为此，章女士煽情地写道：‘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
这难道就是一个民间史学家的“大王”先生的罔顾事实，欺骗读者的“春秋笔法”吗?别人的忏悔就是“煽情”，你的信口雌黄又该叫什么?
当然,“大王”先生的信口雌黄还远不止此。甚至从文学评论升级到了人身攻击的“高度”：
“惟独章女士对自己和有妇之夫冯亦代之间的微妙关系却一笔带过，让不知就里的人，对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出任何‘暧昧’的遐思……苍茫岁月中，革命时代的爱情，肌肤相亲所带来的绵长慰籍，难道抵不上几个肉包子和一些高级点心？”
恕我直言，在这里“大王”先生已经把他的文章从文艺批评降低到了地摊“文学”的水平。由于这位先生连个真名也没敢署（至少是不愿署），因此我们也无从知道他和章、冯二家有无任何来往，是不是仅凭“史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便可写出这些模糊而暧昧的文字。不过他这一手用于人身攻击的确能给读者留下“暧昧”的“遐想”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一再提倡“宽容”，“宽恕”的“大王”让我看到的更像是一个说东家长，道西家短的长舌妇。
“大王”行文至此，似意犹未尽，于是更甩出了下列一段点睛之笔：
“ 我认为，章女士如此安坐于北京自己由黄苗子先生题写匾名的‘守愚斋’之中，为了给境外各路‘有心人’大暴红朝内情，凭桌提笔，咬牙切齿，肆意宣泄自己那些如烟往事中的睚眦之怨，对那些无力、无势反击还嘴的故人亲朋大肆鞭挞。这，确实有些不可取。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口诛笔伐何时了呢？时代的罪孽，怎能让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化人来承担！”
如果说诗有“诗眼”，那么“大王”文中那段我斗胆给它染上了红色的文字，应该是此文的“文眼 ”。其意若用“我党”喉舌的语言，就是章诒和在为“海外反华敌对势力提供炮弹，妄图攻击、诬蔑、煽动……”云云云云，后面不言自明了。所以惹得“大王”怒从心上起，恨向胆边生。为了党国的尊严，“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凭桌提笔，咬牙切齿”把一记记重拳挥向一个已被毛泽东暴政害得家破人亡，受尽牢狱之灾，晚境凄凉的老年弱女子。借用“大王”文中使用过多次的一个词，那真是“情何以堪”啊？
我并非认为章诒和一切都完美无缺。其文章有缺失，有不慎的地方，像旅德作家王蓉芬女士那样提出质疑、批评都是应该的。但用红卫兵式的大批判，一棍子把人打死，甚至不顾事实比莫须有更莫须有地加上“告密者”之类的罪名，或者揭人隐私，制造“绯闻”叫你“从此做不起人”（毛泽东语）。这是文艺批评所不齿的。
我和章诒和非亲非故，在狱中淡淡相识而已。而且在那种环境下不可能有太多的交往。但阅人甚多的我，却能看得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处世不卑不亢。当时监狱里不时组织犯人（就业员被勒令旁听）大会发言谈所谓“改造犯罪思想”的心得。一些人为了争取“表现”，在会上声泪俱下痛哭流涕骂完自己还辱及亲人。章诒和以她的文才，再加上章家这样的家庭背景，她若要去“表现”一下，肯定能博得“满堂彩”。可她从来就一言不发只当个“收音机”。由于我“劳动”的工种特殊，经常要去女监给那些狱吏老爷、狱吏太太送药打针，所以也有机会看见女犯们的“墙报”，从来就未见章诒和在上面批判自己或别人。这对那种暴政而言就叫“最高的轻蔑是无言”（鲁迅语），这就是骨气。当时有个自命很有才，经常在大会上发言谈“改造心得”滔滔不绝的男犯叫王慕仁（曾是右派）当他看见章诒和《往事如烟》风靡海内外时，便一再去信以“叙旧”之名请章诒和回信。章未回信，他就去信挖苦章诒和，说些很不礼貌的话。一次章诒和在与我通电话时，很宽厚地说“他年纪大了，心态有问题”，让我劝劝他。这些看来都是些小事，足见章诒和决非某些人说的那么坏，什么“怨毒积胸”，“逮着谁就捅谁”。
因此，奉劝“大王”先生，还是多一点实事求是，少一点哗众取宠为好。否则正如您自己说的：“反而会暴露出知识分子长袍下面的那些“小”来”！
2009年5月3.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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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5-2009 0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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