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为什么要放弃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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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我们看到大学生头上的荣誉身份光环正在加速褪去。中国的大学生从未像今天这样过剩过：去年尚有100多万没找到工作，今年又将新增600多万毕业生。如此就业惨状之下。出现下面这样的新闻就不足为奇了：“状元村萌生读书无用论”、“重庆上万高中生放弃高考”、“湖南理工学院毕业生往母校校名上撒尿并集体合影”、“大学生当洗脚妹、争相应聘搓澡工”......

在中国人的传统里，一直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再加上过去几十年，高等教育一直是国家垄断的超级稀缺资源，读大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要去抢的肥肉，绝不可能有“读大学不合算的”想法。而近几年的教育产业化，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普及，似乎人人都有个大学可读，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高等教育不再是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的机会，几乎成了一项人人都可享有的权利。当然，“伪市场化”下的学费自然是不低的。在遭遇了空前的就业危机之后，很多人才意识到，读大学原来并不是只赚不赔的绝对福利，而像是一项投资，有时候是合算的，有时候就未必。

这一点在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充分，大部分农村家庭，为了供养一个大学生，都会花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债台高筑，他们衡量上大学是否合算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找到了，以前的辛苦和投入就值；否则就不值。

或许有的人会说，读书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关乎人的尊严和价值，不能光靠简单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计算来衡量。我认为，这种说法虽然也有道理，基础义务教育是必须保证的，但高等教育则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衡量自己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与产出还是第一位需要考虑的。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是理性计算，其实不光中国的低收入家庭是如此，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也还是很现实地把高等教育当作是一项投资，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益也是他们考虑是否选择读大学的主要问题。

很显然，读大学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金钱的成本，而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必须考虑一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既然是一项投资，就有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最佳结合点，投太多投太少都不好。因此，对于个人来讲，书并不是读得越多就越好。而对一个国家来讲，也并不是培养大学生越多越好。投入与产出的最佳结合点在哪里？国家根据本国的产业和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个人也是根据自身的天赋、特长以及家庭状况来考虑。我们必须看到“读大学无用论”背后的理性计算的合理性一面。

    各个国家因为产业结构的不同，对大学生多少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以德国为例，一般工业化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45%，而德国只有28%。在完成 9-10年的义务教育后，只有约30％的青年选择上大学，约70％的年轻人则选择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尽管德国的大学不需要交学费，但大多数青年还是愿意选择在职业学校学一门技术，因为职业学校的花费比大学更便宜，而且能更早的工作，就业也更容易一些。

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早在1971 年，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50％，上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也达到了这个水平。为什么英美会和德国有这么大的差距，这并非因为德国不重视高等教育，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所致。我们知道，德国是制造业大国，需要的更多的是实践型的技术性人才，因此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更多一些。而英美在基础科学、基础创新、信息技术等领域占据优势，金融以及其他高端服务业所占的产业比重也更大，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对“白领”的需求更多一些，也自然需要更多的大学生。

那我们中国的情况呢，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的固然有社会不公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学生就业难很大程度上也与我们的产业机构密切相关。可以说，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还是要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但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低端制造业依然是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必然选择。很显然，只要宏观制度层面的改变不大，我们的产业结构依然是一个洋葱型的结构，这样一种产业结构对大学生的需求是相当有限的。更糟糕的是，自1997年之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这也就是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断减少。对大学生的需求并没有扩大多少，但这时候突然扩招毕业那么多大学生，就业形势之严峻是必然的结果。

当然，改变的方法只能是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绝不是想升就升的，这依赖于一整套制度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道德环境的升级才能办到，很可惜，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政府在宏观制度方面的突破。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不会有太大改善，“读大学无用论”还会进一步扩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这个观点背后的合理性一面，也让中国人以更成熟的观念来看待大学教育。





——发表于2009年5月5日《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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