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贺卫方与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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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天听会，听得很累。用我们时下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很不上档次的会——不要说部长、市长，连一个科级干部都没有光临捧场（不排除没有亮身份者可能有）。不过，精神上却是快乐。会上聆听了袁伟时先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高论，董健先生（原南京大学副校长）关于教授和大学的惊世之语，更领略了章诒和先生关于戏曲必然死亡的悲声。当然，更高兴的是见到了日日挂念的老贺。这一切当感谢德源（姑苏）文化论坛（一）“2009德源学术年会暨春季学术报告会”的举办者。


看来老贺在那里生活得很滋润，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并没有想象中的落魄。当有提问者用到“流放”一词时，老贺特别站起来辩误。说是他去石河子是支教，不是流放。当地人对于流放的说法很是不满，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天天在被流放。他说，“让我到新疆去教书，我觉得挺好。”但是老贺也说走得仓促，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并没有抱怨。我也认为流放一词用在老贺身上是明显不妥的，这次他可以飞来苏州就是证明——如果是流放，是不能从流放地“出走”的。如果有谁硬要说，制度会发展，这是一种新的流放，我也没有办法。


既然贺卫方到了，就没有不讲话的道理，这不光不合他的个性，相信会议主办方也不会放过他。老贺讲的题目是《胡适与中国历史》。


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贺的专业是外国法制史，不知什么时候研究起胡适来了，而且卓有成效。上得讲台，老贺就飞起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可谓妙语连珠。老贺说，胡适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关注的是胡适的人权与法学思想。老贺从胡适留在大陆的二儿子的惨死，讲到胡适的藏书今安在，最后归结到胡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四大贡献：


第一，胡适为中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好的文化基础——提倡白话文。老贺说，法律需要特殊的语言来表达体现。从古罗马发展起来的特殊语言是法律特有的载体。物权法公布出来，有人说看不懂，看不懂就对了，法律有专业的语汇。河南提倡“脱下法袍”，说一穿法袍就与老百姓有了距离。老百姓热天干活都光膀子，不知河南的法官会不会光膀子办案？古典时代中国官员所使用的语言讲究对仗，甚至判决书是一首诗。明朝传教士吃惊地看到中国人见面的问候是“写诗了没有？”于成龙在广东有一妙判。美则美，但是，过分追求美，与事实离开太远。要有精确的语言，精确的语言人民才能监督。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为法律文书的写作提供了方便。


二是胡适提倡学习西方。胡适早期思想是激烈的反传统。他说，少年朋友们，我们只有承认什么都不如人，我们才能学习人，才能造就好的国家。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人。


三是提倡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老贺说，胡适认为建设宪政国家特别需要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比如，胡适强调要学会开会，他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孙中山也看到，中国人不民主，有些是不会民主。老贺说，现在有些事决定下来了才开会，上访都不成了。那样的会还不如不开。要学会开会，学会开人人讲真话的会，其实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的要件。胡适认为不要追求激进的社会改造。胡适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梦幻感。罗素、罗曼%26#8226;罗兰、鲁迅也是，鲁迅没有觉悟。马克思主义是很伟大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是良药，不是饭。斯密才是饭。我们吃了60年的药。西方有人说，剥夺财产是将财产从更多的私人手里转到更少的私人手里。如果一个社会中社会改良被推到对立面，这个社会会走极端。胡适身上体现了健全的思考。


第四，提倡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对话关系。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30年代蒋介石非常尊重胡适，但是胡适不入党。因为人一入党，说话就不大可信了，胡适对政党处于警觉中。知识分子是统治者的批评者，但是不是敌人。当时追求自由的人希望胡适起来组织反对党，但是他不愿意。胡适死了，蒋介石不知是不是真悲哀，如果真，那是失去了一位诤友。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应当是一个对话的关系。胡适平等待人。现在有些人不会笑，标准笑。人的尊严在于如沐春风。胡适不求回报。为民主而抗争不要过分，否则就是革命家了。两党长期打，打到最后大家很相象了。我一朋友办一网站，专门批评学术腐败，乐此不疲。我说，偶尔干干可以，不要太投入。因为与小人打架，久之自己也变成小人了。追求民主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空间。


在回答提问时，老贺提到评法批儒。他说，小时候评法批儒，好一点的人都归入法家，毛泽东喜欢法家。有人认为法家是赤裸裸的专制，儒家是温情脉脉的专制。任何专制者都喜欢将人变成原子，如此则没有办法与国家抗争。我们建设法治社会不是法家社会，需要特别警惕法家。法家与儒家是配合的，不是对立的。历史有效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儒家和法家）都不能开出法治花。本土法治资源太少，宝贝在西方，这并不否认偶尔用一下中国古代思想。他说最近在研究孟子的独夫思想。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判处查理死刑是要论证的，说查理叛国，当时叛国就是背叛国王，怎么证明“国王背叛国王”。但是英国人还是在法律范围内论证它。


两点说明：第一，上面转述老贺的话是本人的记录，未经老贺审阅，肯定不尽合原意，为避免可能的谬种流传，请勿转载；第二，对老贺提一点批评，当称“胡适之”或者“适之先生”，称“胡适”是不礼貌的。不知当否？另外本人未带照相机,有朋友能提供老贺演讲的照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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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天听会，听得很累。用我们时下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很不上档次的会——不要说部长、市长，连一个科级干部都没有光临捧场（不排除没有亮身份者可能有）。不过，精神上却是快乐。会上聆听了袁伟时先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高论，董健先生（原南京大学副校长）关于教授和大学的惊世之语，更领略了章诒和先生关于戏曲必然死亡的悲声。当然，更高兴的是见到了日日挂念的老贺。这一切当感谢德源（姑苏）文化论坛（一）“2009德源学术年会暨春季学术报告会”的举办者。


看来老贺在那里生活得很滋润，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并没有想象中的落魄。当有提问者用到“流放”一词时，老贺特别站起来辩误。说是他去石河子是支教，不是流放。当地人对于流放的说法很是不满，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天天在被流放。他说，“让我到新疆去教书，我觉得挺好。”但是老贺也说走得仓促，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并没有抱怨。我也认为流放一词用在老贺身上是明显不妥的，这次他可以飞来苏州就是证明——如果是流放，是不能从流放地“出走”的。如果有谁硬要说，制度会发展，这是一种新的流放，我也没有办法。


既然贺卫方到了，就没有不讲话的道理，这不光不合他的个性，相信会议主办方也不会放过他。老贺讲的题目是《胡适与中国历史》。


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贺的专业是外国法制史，不知什么时候研究起胡适来了，而且卓有成效。上得讲台，老贺就飞起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可谓妙语连珠。老贺说，胡适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关注的是胡适的人权与法学思想。老贺从胡适留在大陆的二儿子的惨死，讲到胡适的藏书今安在，最后归结到胡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四大贡献：


第一，胡适为中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好的文化基础——提倡白话文。老贺说，法律需要特殊的语言来表达体现。从古罗马发展起来的特殊语言是法律特有的载体。物权法公布出来，有人说看不懂，看不懂就对了，法律有专业的语汇。河南提倡“脱下法袍”，说一穿法袍就与老百姓有了距离。老百姓热天干活都光膀子，不知河南的法官会不会光膀子办案？古典时代中国官员所使用的语言讲究对仗，甚至判决书是一首诗。明朝传教士吃惊地看到中国人见面的问候是“写诗了没有？”于成龙在广东有一妙判。美则美，但是，过分追求美，与事实离开太远。要有精确的语言，精确的语言人民才能监督。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为法律文书的写作提供了方便。


二是胡适提倡学习西方。胡适早期思想是激烈的反传统。他说，少年朋友们，我们只有承认什么都不如人，我们才能学习人，才能造就好的国家。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人。


三是提倡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老贺说，胡适认为建设宪政国家特别需要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比如，胡适强调要学会开会，他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孙中山也看到，中国人不民主，有些是不会民主。老贺说，现在有些事决定下来了才开会，上访都不成了。那样的会还不如不开。要学会开会，学会开人人讲真话的会，其实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的要件。胡适认为不要追求激进的社会改造。胡适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梦幻感。罗素、罗曼%26#8226;罗兰、鲁迅也是，鲁迅没有觉悟。马克思主义是很伟大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是良药，不是饭。斯密才是饭。我们吃了60年的药。西方有人说，剥夺财产是将财产从更多的私人手里转到更少的私人手里。如果一个社会中社会改良被推到对立面，这个社会会走极端。胡适身上体现了健全的思考。


第四，提倡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对话关系。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30年代蒋介石非常尊重胡适，但是胡适不入党。因为人一入党，说话就不大可信了，胡适对政党处于警觉中。知识分子是统治者的批评者，但是不是敌人。当时追求自由的人希望胡适起来组织反对党，但是他不愿意。胡适死了，蒋介石不知是不是真悲哀，如果真，那是失去了一位诤友。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应当是一个对话的关系。胡适平等待人。现在有些人不会笑，标准笑。人的尊严在于如沐春风。胡适不求回报。为民主而抗争不要过分，否则就是革命家了。两党长期打，打到最后大家很相象了。我一朋友办一网站，专门批评学术腐败，乐此不疲。我说，偶尔干干可以，不要太投入。因为与小人打架，久之自己也变成小人了。追求民主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空间。


在回答提问时，老贺提到评法批儒。他说，小时候评法批儒，好一点的人都归入法家，毛泽东喜欢法家。有人认为法家是赤裸裸的专制，儒家是温情脉脉的专制。任何专制者都喜欢将人变成原子，如此则没有办法与国家抗争。我们建设法治社会不是法家社会，需要特别警惕法家。法家与儒家是配合的，不是对立的。历史有效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儒家和法家）都不能开出法治花。本土法治资源太少，宝贝在西方，这并不否认偶尔用一下中国古代思想。他说最近在研究孟子的独夫思想。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判处查理死刑是要论证的，说查理叛国，当时叛国就是背叛国王，怎么证明“国王背叛国王”。但是英国人还是在法律范围内论证它。


两点说明：第一，上面转述老贺的话是本人的记录，未经老贺审阅，肯定不尽合原意，为避免可能的谬种流传，请勿转载；第二，对老贺提一点批评，当称“胡适之”或者“适之先生”，称“胡适”是不礼貌的。不知当否？另外本人未带照相机,有朋友能提供老贺演讲的照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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