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在地震的废墟上寻找和重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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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季冰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一年前的今天，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识过的山崩地裂夺去数以万计的手足同胞的鲜活生命，留下了数十万计的残破家庭，也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身上又烙下了一道深重而持久的伤痕。汶川、北川、都江堰、映秀……这些美丽的名字，不仅成了许多灾区同胞的噩梦，现在也变成了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伤痛。

然而，一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视线穿越泪迹未干的眼帘投向那里时，除了绵延无尽的哀思外，我们总希望能够为健在者和后来者寻找到一点积极的东西。

这些天来，国内媒体都在纪念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许多报道、分析和评论都相当有见地和有深度，大家普遍看到了这次大地震之后的救援及重建工作背后的以人为本、公民精神和信息透明等过去在中国社会中不多见或被遮蔽的闪光点。对比历史，我们欣喜地还看到，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后并没有出现史书上记载的瘟疫和流民现象，受灾群众的生活基本得到了妥善安置。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积累起来的充裕实力，另一方面也再次体现了执政党和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政效率。

这些大多聚焦于宏观的政治层面，亦可称之为“高层”，它们所涉的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的控制力和稳定规范。它们无疑都是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然而，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急速转型的国家，转型的目标是有共识的，就是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国家，这仰赖于持续而深刻的制度变革。就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而言，制度变革的突破口或许的确如大多数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人士所呼吁的那样，应当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制度变革能否最终获得成功而不是陷入混乱和衰退，则取决于社会微观层面的承接能力，我称之为“低层”。

由于历史上过早地形成了统一的大帝国，中国历来呈现“ 大（强）国家、小（弱）社会”的格局。加之几十年计划经济及相应政治体制将社会中的每一个主体无一遗留地整合进国家这台超级机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无社会状态”。换言之，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基础，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建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被连根拔除的社会生态系统。事实上，它是由组织化的不同利益共同体在相互协作和博弈的过程中组成和延展的。然而，当下最大的悖论是，在既有的运转自如的这台名为“国家”的机器中，“社会”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的空间极其逼仄，很多时候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汶川大地震撕裂了昔日的美好河山，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在这台严丝合缝的机器中震开了一道缝隙。正是在这道有限的缝隙里，我看到了“社会”顽强生长的翠绿嫩芽。

地震爆发之初，所有的基层行政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残垣断壁间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自发的自救、营救行动，虽然效率不高，但秩序丝毫不乱。在我的记忆里，震中汶川县城由于对外的交通、通讯全部中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孤城”。但当一个星期后电视记者们进入那里，给我们传回期待已久的影像信号时，我们在荧屏上看到，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挖掘、医疗抢救乃至日常生活。虽然伤亡惨重，但数万人口的县城依然一派井然。从这里，我感受到的是“社会”处于原生态时的强大自发力量。

在旋即展开的救援行动中，我们第一看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志愿者”。更准确地说，所谓“志愿者”，之前我们见得也很多，但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决不是那些不领薪酬的劳动力。以前如参与北京奥运会服务工作的许多志愿者，实际上都是政府或依附于政府的各种官方色彩浓厚的“群众社团”组织起来的。但这次，活跃在大地震废墟上的那些韩寒之类的志愿者们却是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在这种紧急时刻，政府既无力、也不可能把满怀赤子之心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赶赴四川的志愿者们纳入其“领导”和“管理”。事实也证明，这一支支的自发形成的志愿者队伍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

汶川大地震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崭新历史，迄今为止各类捐献款项均创下了记录。虽然绝大部分民间捐款都是通过政府掌控的慈善基金会和红十字会进入灾区的，纯粹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至今阙如。但毕竟还是有像影星李连杰“壹基金”这类富有民间意味的慈善组织参与了灾后重建，还有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以个体的形式资助灾民生活、学习，参与灾区的各类建设。这些都为日后的公益性社会活动积累的重要的经验，只要形势需要，今天的慈善家明天也许很可能变身为弱势群体的维权者。更重要的是，全社会空前的热情捐赠发酵了空前的监督意识。一年来，各地媒体在管制重重之下依然曝光了多起灾区政府部门或官员的违纪事件，这是另一种社会力量勃兴的前兆。

值得列举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只是“社会”的零星嫩芽，距离生长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园地还有漫长曲折的路要走。况且即使这样，它们也是极为脆弱的，很有可能随着地震废墟的清理被一起清理掉。因此，未来我们更应该花力气思考和做的，是如何有意识地悉心呵护这些稚嫩而又珍贵的幼苗，留住它们的种子，并不失时机地将它们移植到更加正常和广阔的天地中去。这将为它们拓展更大的空间，也注定会置它们于更大的风雨考验之中。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可能的重要误解，我决没有认为，所谓“社会”应当完全由上述这类公益性的团体构成。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中的绝大部分“细胞”恰恰是因无数具体的利益目标而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但在当前中国这种政治条件下，我们或许只能寄希望于从这些志愿者、慈善家团体那里寻找到重建“社会”的突破口，这是一个十分无奈的现实。

时下大家都在谈论灾区的重建，我虔诚而热切地启盼，在废墟上重建起来的汶川、北川、都江堰、映秀……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条条整齐的大街和一幢幢漂亮的房子，在它们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自生自发、自我管理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政府及一群被政府组织起来的单个的人。我不敢对此抱太大的奢望，惟有希望劫后余生的人们能够比在常规状态下获得更大的智慧、勇气和耐心。

1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地高举民主的大旗，不断地梦想通过思想文化的启蒙推动上层政治的彻底变革。他们先后都失败了。从我今天的角度来看，根源在于他们始终没有明白这一点：民主不是一件礼物或战利品，而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蕴藏于“社会”之中，而之前的中国始终缺乏一个成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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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今天，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识过的山崩地裂夺去数以万计的手足同胞的鲜活生命，留下了数十万计的残破家庭，也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身上又烙下了一道深重而持久的伤痕。汶川、北川、都江堰、映秀……这些美丽的名字，不仅成了许多灾区同胞的噩梦，现在也变成了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伤痛。

然而，一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视线穿越泪迹未干的眼帘投向那里时，除了绵延无尽的哀思外，我们总希望能够为健在者和后来者寻找到一点积极的东西。

这些天来，国内媒体都在纪念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许多报道、分析和评论都相当有见地和有深度，大家普遍看到了这次大地震之后的救援及重建工作背后的以人为本、公民精神和信息透明等过去在中国社会中不多见或被遮蔽的闪光点。对比历史，我们欣喜地还看到，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后并没有出现史书上记载的瘟疫和流民现象，受灾群众的生活基本得到了妥善安置。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积累起来的充裕实力，另一方面也再次体现了执政党和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政效率。

这些大多聚焦于宏观的政治层面，亦可称之为“高层”，它们所涉的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的控制力和稳定规范。它们无疑都是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然而，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急速转型的国家，转型的目标是有共识的，就是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国家，这仰赖于持续而深刻的制度变革。就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而言，制度变革的突破口或许的确如大多数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人士所呼吁的那样，应当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制度变革能否最终获得成功而不是陷入混乱和衰退，则取决于社会微观层面的承接能力，我称之为“低层”。

由于历史上过早地形成了统一的大帝国，中国历来呈现“ 大（强）国家、小（弱）社会”的格局。加之几十年计划经济及相应政治体制将社会中的每一个主体无一遗留地整合进国家这台超级机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无社会状态”。换言之，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基础，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建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被连根拔除的社会生态系统。事实上，它是由组织化的不同利益共同体在相互协作和博弈的过程中组成和延展的。然而，当下最大的悖论是，在既有的运转自如的这台名为“国家”的机器中，“社会”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的空间极其逼仄，很多时候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汶川大地震撕裂了昔日的美好河山，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在这台严丝合缝的机器中震开了一道缝隙。正是在这道有限的缝隙里，我看到了“社会”顽强生长的翠绿嫩芽。

地震爆发之初，所有的基层行政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残垣断壁间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自发的自救、营救行动，虽然效率不高，但秩序丝毫不乱。在我的记忆里，震中汶川县城由于对外的交通、通讯全部中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孤城”。但当一个星期后电视记者们进入那里，给我们传回期待已久的影像信号时，我们在荧屏上看到，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挖掘、医疗抢救乃至日常生活。虽然伤亡惨重，但数万人口的县城依然一派井然。从这里，我感受到的是“社会”处于原生态时的强大自发力量。

在旋即展开的救援行动中，我们第一看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志愿者”。更准确地说，所谓“志愿者”，之前我们见得也很多，但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决不是那些不领薪酬的劳动力。以前如参与北京奥运会服务工作的许多志愿者，实际上都是政府或依附于政府的各种官方色彩浓厚的“群众社团”组织起来的。但这次，活跃在大地震废墟上的那些韩寒之类的志愿者们却是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在这种紧急时刻，政府既无力、也不可能把满怀赤子之心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赶赴四川的志愿者们纳入其“领导”和“管理”。事实也证明，这一支支的自发形成的志愿者队伍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

汶川大地震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崭新历史，迄今为止各类捐献款项均创下了记录。虽然绝大部分民间捐款都是通过政府掌控的慈善基金会和红十字会进入灾区的，纯粹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至今阙如。但毕竟还是有像影星李连杰“壹基金”这类富有民间意味的慈善组织参与了灾后重建，还有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以个体的形式资助灾民生活、学习，参与灾区的各类建设。这些都为日后的公益性社会活动积累的重要的经验，只要形势需要，今天的慈善家明天也许很可能变身为弱势群体的维权者。更重要的是，全社会空前的热情捐赠发酵了空前的监督意识。一年来，各地媒体在管制重重之下依然曝光了多起灾区政府部门或官员的违纪事件，这是另一种社会力量勃兴的前兆。

值得列举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只是“社会”的零星嫩芽，距离生长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园地还有漫长曲折的路要走。况且即使这样，它们也是极为脆弱的，很有可能随着地震废墟的清理被一起清理掉。因此，未来我们更应该花力气思考和做的，是如何有意识地悉心呵护这些稚嫩而又珍贵的幼苗，留住它们的种子，并不失时机地将它们移植到更加正常和广阔的天地中去。这将为它们拓展更大的空间，也注定会置它们于更大的风雨考验之中。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可能的重要误解，我决没有认为，所谓“社会”应当完全由上述这类公益性的团体构成。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中的绝大部分“细胞”恰恰是因无数具体的利益目标而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但在当前中国这种政治条件下，我们或许只能寄希望于从这些志愿者、慈善家团体那里寻找到重建“社会”的突破口，这是一个十分无奈的现实。

时下大家都在谈论灾区的重建，我虔诚而热切地启盼，在废墟上重建起来的汶川、北川、都江堰、映秀……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条条整齐的大街和一幢幢漂亮的房子，在它们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自生自发、自我管理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政府及一群被政府组织起来的单个的人。我不敢对此抱太大的奢望，惟有希望劫后余生的人们能够比在常规状态下获得更大的智慧、勇气和耐心。

1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地高举民主的大旗，不断地梦想通过思想文化的启蒙推动上层政治的彻底变革。他们先后都失败了。从我今天的角度来看，根源在于他们始终没有明白这一点：民主不是一件礼物或战利品，而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蕴藏于“社会”之中，而之前的中国始终缺乏一个成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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