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百年前的中国西北角（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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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月15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出发，火车到达河南
，他就改为马车或骑马，一路西行，从西安到甘肃，进入新疆，走穿整个中国西部，深
入中亚腹地。他除了给《泰晤士报》发回去一系列报道，沿途还拍下了上千幅照片。拉
开一百年的时间距离，等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照片时，或许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
照片的无比珍贵，百年前的西部中国就这样静静地横亘在我们的眼前，星星峡、嘉峪关
、哈密、伊犁……许多我们在纸上熟悉的地名，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呈现出来的一切
是那么的苍凉、辽阔，又是那么的坚实。

在我看来，最具有穿透力的乃是出现在他镜头中的西部人民饱经苦难的面容，以及他们
的眼神，那些风沙雕琢的老人的脸，阿克苏河边新娘的光脚丫，百年后仍能给我内心带
来一次次的震撼。横穿西北中国，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从莫理循的镜头下
，我看到的不只是百年前广大的西北给男男女女们提供的生存环境，我同时看到他们生
活在多样化的信仰中，从甘肃一路西去，每个地方像样的建筑常常都是与宗教有关的，
佛教的寺院，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院，顶着十字架的天主教堂，关帝庙，文昌阁、龙王庙
，道士、神父、喇嘛、基督徒、回教徒，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在中国的西
北部几乎无处不在，这是世代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能缺少的精神生活，也许只有在这
里面，他们才有可能找到生命的寄托，找到人生的慰藉。莫理循的镜头安静地记录了这
一切。

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他渴望走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早在1894年他年轻时就曾独自一人横穿中国西南部，并写下了一本出色的旅行记，由此
而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华记者。从1897年开始，他在中国的新闻生涯大致上经历了维
新运动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进步他都深为关注，对
于晚清新政、“预备立宪”等改革举措，尤其寄予了希望。当他目睹西北边陲要塞的防
务形同虚设，漫不经心，曾大为感慨，为中国而着急。在乌鲁木齐，在古城子的街头，
紧密挨在一起的商号，以及他们悬挂的广告：苏杭绸缎、京广洋货，让我们百年后可以
依稀感受到西北内陆城镇当时的商业景象。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些繁荣的街市时，他的内
心或许又有一种特别的欣慰。

他在万里跋涉的路上，目光所及，不仅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土地、山河、建筑，也不仅是
那些在艰难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土生土长的男女老幼，或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或是
来自北京的政治流放者。一路上他见到了许多传教士、牧师、神父，他们的眼睛安详而
镇定，他们兴办学校，帮助发展经济，这些都是我们以往忽略或不重视的。在新疆，他
见到了新闻同行、《京话日报》和《中华报》的创办人彭翼仲，这位在中国报业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的报人，因为大胆敢言而得罪权贵，被罗织罪名，1907年流放到新疆，在一
个官员家中做家庭教师。在他的镜头中，我们难得地看到了一代报人在流放地的生活。
一位因支持义和团而被流放到那里的王公载澜，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与当地官员往来
，并酷爱照相。因戊戌变法而被流放的大臣张荫桓就没有这么幸运，1900年7月，当八
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处死，莫理循找到了他受死的那个菜园，镜头中
只有空空的菜地，远处的树木、祠堂无言地沉默着。

他自述此次西北之行的初衷，就是想察看西部的商路和大中小学校，以增进对中国的认
识。一旦踏上了西行之路，他关注的就远不只这些。他有良好的职业训练，有开阔的视
野，对中国政情有深入的了解，对于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抱有善意的期待，他的观点
一度曾和他服务的《泰晤士报》主笔政者有分歧，最终他的观点被接受。他在凉州就发
现有教会办的学校，外观是漂亮的西式建筑。一路西行，他注意到了许多新事业在悄悄
成长，出现在他眼前的铁桥、教堂、织呢厂、邮政、咨议局、军容整齐的新军……这一
切绝不是西北大地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代表着新的文明，新的开始。当他捕捉到这
些新事业、新变化时，这个局外人的眼睛常常带有一种温情。

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更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人，一个毕生关注中国的西方人，他用照相
机把一百年前的西部中国保存了下来。要走进一百年前的中国，他的这些直接的镜头语
言，或许比许多文字记录的史料更来得可贵，也更为生动，更具有震撼力。这一年正处
于清王朝崩溃的前夕，历史的地平线下正在默默地孕育着巨大的变化，他记录的就是巨
变前西部中国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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