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川震校舍倒塌報道被禁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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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震校舍倒塌報道被禁始末





　一年前的「五．一二」大地震，集罕見天災與社會矛盾於一體，新聞報道亦呈現極其複雜的局面，難以或褒或貶簡單評說。救援之初的資訊傳播，曾讓世界看到「前所未有的新聞開放」（《泰晤士報》北京分社社長馬珍語），而中國傳媒因報道「校舍倒塌」遭遇的壓制，給世人的印象則截然相反。



從燃燒到熄滅

　　校舍倒塌現象，在地震發生當天就被關注。直接原因是，「汶川」被標定為震中，第一時間趕赴震中的救援隊伍和新聞記者，因道路毀斷而均被阻滯在必經之地都江堰市。而在災情並非最嚴重的都江堰，給他們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民房損毀，而是學校倒塌和師生傷亡。《南方都市報》五月十三日凌晨趕製的號外，在最突出位置刊登了從廣州飛赴現場的記者傳回的圖文《都江堰大批學生被埋》。新華社也在零點三十九分發出了《地震造成四川廣元青川縣一中學四百餘學生傷亡》的電訊。



　　有關校舍倒塌的報道，大量集中在震後的三周內。這期間，宣傳部門並非沒有禁令（中宣部在五月十五日即下令「在報道汶川抗震救災中不提搶救學校的事例」）。但是，正如中宣部不許各地傳媒派記者去災區的禁令很快變成一紙空文，救災初期的其他「緊箍咒」也有氣無力。截至五月十八日，都江堰市、北川縣、汶川縣、什邡市、青川縣、綿竹市、平武縣大批學校的校舍倒塌狀況被媒體曝光。這些學校多屬「脆性倒塌」，地震時在瞬間夷為平地，和周圍沒有大量倒塌的建築物形成鮮明對照。



　　和《南方都市報》等市場化媒體並無二致，黨的新聞喉舌如人民網、新華網、四川電視臺等，最初也都高度重視校舍倒塌問題。人民網五月十六日邀教育部、建設部、地震局官員學者就此與網友在線交流，官員表示「學校倒塌若確實存在質量問題將從嚴查處絕不姑息」。



　　有關校舍倒塌的第一波報道潮，在全國哀悼日（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期間出現。《南方都市報》連續三日刊出《學殤》系列報道，將更多慘烈的真相公諸於眾。因校舍倒塌失去子女的綿竹市富新二小學生家長集體上訪請願，市委書記下跪勸阻。這一新聞引發了校舍倒塌報道的第二波報道潮，也引起當局對校舍倒塌報道加緊控制。但力度更大的第三波報道潮隨之到來。《南方週末》在五月二十九日發表《建設部專家認定都江堰市聚源中學是問題建築—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倒塌悲劇調查》、《東汽中學：慘劇或可避免》、《綿竹富新二小：垮塌校舍是怎樣建成的》，《瞭望》新聞週刊六月三日發表《震區垮塌校舍調查：旁邊陳舊民宅為何屹立不倒》。六月九日，《財經》雜誌刊載《校舍憂思錄》，這時，中宣部和各地宣傳部已全面禁止校舍倒塌報道，這是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也是最有份量的一篇報道。



真相探究屢禁不絕

　　使用「慧科新聞搜索」， 檢索川震後一年中國大陸媒體中全文中含有「地震 and 校舍倒塌」字樣的文章，可以看到校舍倒塌報道有明顯的漲落曲線：





　　地震發生一個月後，傳媒上的地震校舍倒塌報道幾乎銷聲匿跡。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媒體刊登《地震是毀房罪魁 倖存者需理性看待未來》一文，各省媒體則被強令撤回記者。追蹤校舍問題的《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等主要媒體均受到嚴厲批評，日後更遭整肅。



　　對校舍問題，當局曾有三次重要表態。一次在救災初期，一次在地震半年後，一次在二零零九年春「兩會」。對查明真相、追究責任，調子一次比一次低。

傳媒最初用迂迴曲折的方式對抗禁令。新華社記者朱玉采寫了《一個災區農村中學校長的避險意識》，讚揚安縣一位校長多年來堅持加固危樓，以致地震時校舍未損。報道在五月廿三日發出即遭中宣部批評。《南方都市報》在屢遭批評後，在五月底已無法再做校舍報道，但仍利用六一兒童節的機會，表達對死難學生的懷念。零九年二月六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綿竹中行大樓「五．一二」垮塌真相調查》，所揭露的問題與校舍問題極為相似。該文遭中宣部嚴厲批評，被責令收回已發出的報紙。



　　對校舍倒塌的調查禁而不絕。儘管廢墟很快被清理，證據大量流失，但死亡學生家長和震區民眾仍用相機、攝像機甚至手機保留下若干現場資料。有多位中外電視製作人冒著危險在震區拍攝有關紀錄片，儘管多人被拘，但至少有三部紀錄片完成問世。四川作家譚作人數十次進入災區調查，他公佈的對六十四所學校的不完全調查，確認有 5,781名師生遇難及失蹤，多數死於豆腐渣工程（二零零九年三月廿八日，譚竟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北京藝術家艾未未也在網上發起公民調查，儘管他有關公民調查的博客文章，每出現即遭刪除，截至四月廿七日，已獲 4,481 名死難師生的詳細資料。



新聞控制的政治邏輯

　　川震救災初期的新聞開放，有目共睹。包括對校舍倒塌報道，最初控制也較 鬆，黨的媒體新華社、人民網等均投入其中。當局最初也作出了一定追查校舍問題的姿態。由鬆到緊，到禁，原因有三。其一，校舍倒塌報道牽連到越來越多負有責任的官員。許多曾在地方任職的官員已升任高職（如地震期間負責管理媒體的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曾任都江堰市委書記；而中央高層，亦有四川前任領導），報道對他們的「政治生命」明顯不利，盤根錯節的官場勢力，開始官官相護，抗衡中央查處校舍問題的決心；其二，校舍倒塌引發民間維權行動；其三，校舍報道觸碰到當局最敏感的神經。四川省教育廳幹部林強，因校舍倒塌問題辭去火炬手，提出「真相比榮譽更重要」，《南方週末》對他的專訪在網絡廣泛流傳。



　　筆者曾在上期《傳媒透視》撰文，提出「Control 2.0」（傳媒控制升級版）問題。中國大陸對傳媒的控制一如既往，但「控制」本身發生了諸多變化。除了方式和手段，控制的選擇標準—什麼要控制？什麼不控制？什麼從嚴控制？什麼可以放鬆？—也在變。過去的控制，重意識形態，黨的宣傳部門常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統衛道士的身份整肅媒體。後極權主義（亦稱「市場列寧主義」）時代的中國，意識形態趨淡，中央權威趨弱，地方和利益集團的勢力上升。當今的控制，最重要的出發點是現實政治利益。各級官員和利益集團常假手宣傳部門封殺媒體，而他們攻擊媒體的最嚴重罪名，是「損害國家利益」和「破壞社會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在四川地震的報道中，災情報道比唐山地震時期及時、透明了許多，而校舍倒塌報道卻遭封禁。校舍倒塌報道扯開了官場腐敗黑幕的一角。



■錢鋼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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