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震校舍倒塌报道被禁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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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的「五．一二」大地震，集罕见天灾与社会矛盾於一体，新闻报道亦呈现极其複杂的局面，难以或褒或贬简单评说。救援之初的资讯传播，曾让世界看到「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语），而中國传媒因报道「校舍倒塌」遭遇的压制，给世人的印象则截然相反。

　　从燃烧到熄灭

　　校舍倒塌现象，在地震发生当天就被关注。直接原因是，「汶川」被标定为震中，第一时间赶赴震中的救援队伍和新闻记者，因道路毁断而均被阻滞在必经之地都江堰市。而在灾情并非最严重的都江堰，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民房损毁，而是学校倒塌和师生伤亡。《南方都市报》五月十三日凌晨赶制的号外，在最突出位置刊登了从广州飞赴现场的记者传回的图文《都江堰大批学生被埋》。新华社也在零点三十九分发出了《地震造成四川广元青川县一中学四百余学生伤亡》的电讯。

　　有关校舍倒塌的报道，大量集中在震后的三周内。这期间，宣传部门并非没有禁令（中宣部在五月十五日即下令「在报道汶川抗震救灾中不提抢救学校的事例」）。但是，正如中宣部不许各地传媒派记者去灾区的禁令很快变成一纸空文，救灾初期的其他「紧箍咒」也有气无力。截至五月十八日，都江堰市、北川县、汶川县、什邡市、青川县、绵竹市、平武县大批学校的校舍倒塌状况被媒体曝光。这些学校多属「脆性倒塌」，地震时在瞬间夷为平地，和周围没有大量倒塌的建筑物形成鲜明对照。

　　和《南方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并无二致，黨的新闻喉舌如人民网、新华网、四川电视台等，最初也都高度重视校舍倒塌问题。人民网五月十六日邀教育部、建设部、地震局官员学者就此与网友在线交流，官员表示「学校倒塌若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将从严查处绝不姑息」。

　　有关校舍倒塌的第一波报道潮，在全国哀悼日（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期间出现。《南方都市报》连续三日刊出《学殇》系列报道，将更多惨烈的真相公诸於众。因校舍倒塌失去子女的绵竹市富新二小学生家长集体上访请愿，市委书记下跪劝阻。这一新闻引发了校舍倒塌报道的第二波报道潮，也引起当局对校舍倒塌报道加紧控制。但力度更大的第三波报道潮随之到来。《南方周末》在五月二十九日发表《建设部专家认定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是问题建筑—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倒塌悲剧调查》、《东汽中学：惨剧或可避免》、《绵竹富新二小：垮塌校舍是怎样建成的》，《瞭望》新闻周刊六月三日发表《震区垮塌校舍调查：旁边陈旧民宅为何屹立不倒》。六月九日，《财经》杂志刊载《校舍忧思录》，这时，中宣部和各地宣传部已全面禁止校舍倒塌报道，这是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也是最有份量的一篇报道。

　　真相探究屡禁不绝

　　使用「慧科新闻搜索」， 检索川震后一年中國大陆媒体中全文中含有「地震 and 校舍倒塌」字样的文章，可以看到校舍倒塌报道有明显的涨落曲线：

　　地震发生一个月后，传媒上的地震校舍倒塌报道几乎销声匿迹。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媒体刊登《地震是毁房罪魁 倖存者需理性看待未来》一文，各省媒体则被强令撤回记者。追踪校舍问题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主要媒体均受到严厉批评，日后更遭整肃。

　　对校舍问题，当局曾有三次重要表态。一次在救灾初期，一次在地震半年后，一次在二零零九年春「两会」。对查明真相、追究责任，调子一次比一次低。

　　传媒最初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对抗禁令。新华社记者朱玉采写了《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讚扬安县一位校长多年来坚持加固危楼，以致地震时校舍未损。报道在五月廿三日发出即遭中宣部批评。《南方都市报》在屡遭批评后，在五月底已无法再做校舍报道，但仍利用六一儿童节的机会，表达对死难学生的怀念。零九年二月六日，《中國经济时报》发表的《绵竹中行大楼「五．一二」垮塌真相调查》，所揭露的问题与校舍问题极为相似。该文遭中宣部严厉批评，被责令收回已发出的报纸。

　　对校舍倒塌的调查禁而不绝。尽管废墟很快被清理，证据大量流失，但死亡学生家长和震区民众仍用相机、摄像机甚至手机保留下若干现场资料。有多位中外电视制作人冒着危险在震区拍摄有关纪录片，尽管多人被拘，但至少有三部纪录片完成问世。四川作家谭作人数十次进入灾区调查，他公佈的对六十四所学校的不完全调查，确认有 5，781名师生遇难及失踪，多数死於豆腐渣工程（二零零九年三月廿八日，谭竟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北京艺术家艾未未也在网上发起公民调查，尽管他有关公民调查的博客文章，每出现即遭删除，截至四月廿七日，已获 4，481 名死难师生的详细资料。

　　新闻控制的政治逻辑

　　川震救灾初期的新闻开放，有目共睹。包括对校舍倒塌报道，最初控制也较松，黨的媒体新华社、人民网等均投入其中。当局最初也作出了一定追查校舍问题的姿态。由松到紧，到禁，原因有三。其一，校舍倒塌报道牵连到越来越多负有责任的官员。许多曾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已升任高职（如地震期间负责管理媒体的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任都江堰市委书记；而中央高层，亦有四川前任领导），报道对他们的「政治生命」明显不利，盘根错节的官场势力，开始官官相护，抗衡中央查处校舍问题的决心；其二，校舍倒塌引发民间维权行动；其三，校舍报道触碰到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四川省教育厅干部林强，因校舍倒塌问题辞去火炬手，提出「真相比荣誉更重要」，《南方周末》对他的专访在网络广泛流传。

　　笔者曾在上期《传媒透视》撰文，提出「Control 2.0」（传媒控制升级版）问题。中國大陆对传媒的控制一如既往，但「控制」本身发生了诸多变化。除了方式和手段，控制的选择标准—什么要控制？什么不控制？什么从严控制？什么可以放松？—也在变。过去的控制，重意识形态，黨的宣传部门常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统卫道士的身份整肃媒体。后極權主义（亦称「市场列寧主义」）时代的中國，意识形态趋淡，中央权威趋弱，地方和利益集团的势力上升。当今的控制，最重要的出发点是现实政治利益。各级官员和利益集团常假手宣传部门封杀媒体，而他们攻击媒体的最严重罪名，是「损害国家利益」和「破坏社会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在四川地震的报道中，灾情报道比唐山地震时期及时、透明了许多，而校舍倒塌报道却遭封禁。校舍倒塌报道扯开了官场腐败黑幕的一角。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國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作者:钱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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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的「五．一二」大地震，集罕见天灾与社会矛盾於一体，新闻报道亦呈现极其複杂的局面，难以或褒或贬简单评说。救援之初的资讯传播，曾让世界看到「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语），而中國传媒因报道「校舍倒塌」遭遇的压制，给世人的印象则截然相反。

　　从燃烧到熄灭

　　校舍倒塌现象，在地震发生当天就被关注。直接原因是，「汶川」被标定为震中，第一时间赶赴震中的救援队伍和新闻记者，因道路毁断而均被阻滞在必经之地都江堰市。而在灾情并非最严重的都江堰，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民房损毁，而是学校倒塌和师生伤亡。《南方都市报》五月十三日凌晨赶制的号外，在最突出位置刊登了从广州飞赴现场的记者传回的图文《都江堰大批学生被埋》。新华社也在零点三十九分发出了《地震造成四川广元青川县一中学四百余学生伤亡》的电讯。

　　有关校舍倒塌的报道，大量集中在震后的三周内。这期间，宣传部门并非没有禁令（中宣部在五月十五日即下令「在报道汶川抗震救灾中不提抢救学校的事例」）。但是，正如中宣部不许各地传媒派记者去灾区的禁令很快变成一纸空文，救灾初期的其他「紧箍咒」也有气无力。截至五月十八日，都江堰市、北川县、汶川县、什邡市、青川县、绵竹市、平武县大批学校的校舍倒塌状况被媒体曝光。这些学校多属「脆性倒塌」，地震时在瞬间夷为平地，和周围没有大量倒塌的建筑物形成鲜明对照。

　　和《南方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并无二致，黨的新闻喉舌如人民网、新华网、四川电视台等，最初也都高度重视校舍倒塌问题。人民网五月十六日邀教育部、建设部、地震局官员学者就此与网友在线交流，官员表示「学校倒塌若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将从严查处绝不姑息」。

　　有关校舍倒塌的第一波报道潮，在全国哀悼日（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期间出现。《南方都市报》连续三日刊出《学殇》系列报道，将更多惨烈的真相公诸於众。因校舍倒塌失去子女的绵竹市富新二小学生家长集体上访请愿，市委书记下跪劝阻。这一新闻引发了校舍倒塌报道的第二波报道潮，也引起当局对校舍倒塌报道加紧控制。但力度更大的第三波报道潮随之到来。《南方周末》在五月二十九日发表《建设部专家认定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是问题建筑—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倒塌悲剧调查》、《东汽中学：惨剧或可避免》、《绵竹富新二小：垮塌校舍是怎样建成的》，《瞭望》新闻周刊六月三日发表《震区垮塌校舍调查：旁边陈旧民宅为何屹立不倒》。六月九日，《财经》杂志刊载《校舍忧思录》，这时，中宣部和各地宣传部已全面禁止校舍倒塌报道，这是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也是最有份量的一篇报道。

　　真相探究屡禁不绝

　　使用「慧科新闻搜索」， 检索川震后一年中國大陆媒体中全文中含有「地震 and 校舍倒塌」字样的文章，可以看到校舍倒塌报道有明显的涨落曲线：

　　地震发生一个月后，传媒上的地震校舍倒塌报道几乎销声匿迹。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媒体刊登《地震是毁房罪魁 倖存者需理性看待未来》一文，各省媒体则被强令撤回记者。追踪校舍问题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主要媒体均受到严厉批评，日后更遭整肃。

　　对校舍问题，当局曾有三次重要表态。一次在救灾初期，一次在地震半年后，一次在二零零九年春「两会」。对查明真相、追究责任，调子一次比一次低。

　　传媒最初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对抗禁令。新华社记者朱玉采写了《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讚扬安县一位校长多年来坚持加固危楼，以致地震时校舍未损。报道在五月廿三日发出即遭中宣部批评。《南方都市报》在屡遭批评后，在五月底已无法再做校舍报道，但仍利用六一儿童节的机会，表达对死难学生的怀念。零九年二月六日，《中國经济时报》发表的《绵竹中行大楼「五．一二」垮塌真相调查》，所揭露的问题与校舍问题极为相似。该文遭中宣部严厉批评，被责令收回已发出的报纸。

　　对校舍倒塌的调查禁而不绝。尽管废墟很快被清理，证据大量流失，但死亡学生家长和震区民众仍用相机、摄像机甚至手机保留下若干现场资料。有多位中外电视制作人冒着危险在震区拍摄有关纪录片，尽管多人被拘，但至少有三部纪录片完成问世。四川作家谭作人数十次进入灾区调查，他公佈的对六十四所学校的不完全调查，确认有 5，781名师生遇难及失踪，多数死於豆腐渣工程（二零零九年三月廿八日，谭竟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北京艺术家艾未未也在网上发起公民调查，尽管他有关公民调查的博客文章，每出现即遭删除，截至四月廿七日，已获 4，481 名死难师生的详细资料。

　　新闻控制的政治逻辑

　　川震救灾初期的新闻开放，有目共睹。包括对校舍倒塌报道，最初控制也较松，黨的媒体新华社、人民网等均投入其中。当局最初也作出了一定追查校舍问题的姿态。由松到紧，到禁，原因有三。其一，校舍倒塌报道牵连到越来越多负有责任的官员。许多曾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已升任高职（如地震期间负责管理媒体的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任都江堰市委书记；而中央高层，亦有四川前任领导），报道对他们的「政治生命」明显不利，盘根错节的官场势力，开始官官相护，抗衡中央查处校舍问题的决心；其二，校舍倒塌引发民间维权行动；其三，校舍报道触碰到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四川省教育厅干部林强，因校舍倒塌问题辞去火炬手，提出「真相比荣誉更重要」，《南方周末》对他的专访在网络广泛流传。

　　笔者曾在上期《传媒透视》撰文，提出「Control 2.0」（传媒控制升级版）问题。中國大陆对传媒的控制一如既往，但「控制」本身发生了诸多变化。除了方式和手段，控制的选择标准—什么要控制？什么不控制？什么从严控制？什么可以放松？—也在变。过去的控制，重意识形态，黨的宣传部门常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统卫道士的身份整肃媒体。后極權主义（亦称「市场列寧主义」）时代的中國，意识形态趋淡，中央权威趋弱，地方和利益集团的势力上升。当今的控制，最重要的出发点是现实政治利益。各级官员和利益集团常假手宣传部门封杀媒体，而他们攻击媒体的最严重罪名，是「损害国家利益」和「破坏社会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在四川地震的报道中，灾情报道比唐山地震时期及时、透明了许多，而校舍倒塌报道却遭封禁。校舍倒塌报道扯开了官场腐败黑幕的一角。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國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作者:钱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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