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赵紫阳“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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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独家特稿2009年5月21日】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1989年5月17日， 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 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赵紫 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 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 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処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 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 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 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 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関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听。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邓小平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四”以后，有 时闲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覆思考各种大问题，海濶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 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 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 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 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麽“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 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麽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 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 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 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可这麽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 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年赵紫阳去世时，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1989年 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的变化，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 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 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 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



2009年3月22日


（本文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文版《改革历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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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独家特稿2009年5月21日】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1989年5月17日， 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 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赵紫 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 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 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処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 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 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 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 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関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听。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邓小平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四”以后，有 时闲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覆思考各种大问题，海濶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 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 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 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 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麽“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 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麽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 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 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 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可这麽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 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年赵紫阳去世时，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1989年 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的变化，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 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 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 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



2009年3月22日


（本文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文版《改革历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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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独家特稿2009年5月21日】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1989年5月17日， 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 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赵紫 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 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 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処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 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 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 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 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関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听。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邓小平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四”以后，有 时闲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覆思考各种大问题，海濶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 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 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 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 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麽“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 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麽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 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 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 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可这麽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 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年赵紫阳去世时，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1989年 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的变化，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 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 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 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



2009年3月22日


（本文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文版《改革历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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