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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组织起来的人群具备改变的意愿,那么如论如何,都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并且并不妨碍对组织本身稳定性的存在,一个政府和国家的改变更是如此。因为即便是一个年轻人,也会慢慢明白很多事情需要等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会显现出它们的结果,一个有意愿的组合体完全可以有很多办法,很多策略,曲折或者迂回地完成这些改变。
在清王朝的晚期,上上下下,从皇家到百姓还都因为救危存亡而表现出一种一致的改变意愿,即便是拖拖拉拉也派出了留洋的五大臣,有目的有计划的地大规模派出了留学生,兴建铁路、电报、轮船局、招商局,允许民间报纸,至少这种意愿我们是看得到的,是有所表达的。(当然革命团体的意愿表达地更为强烈和激进一些,就像一场野火,烧灭了整个大楼,以至于在清王朝倒塌以后中国再也无力支持任何大规模例如组建世界第六北洋舰队这样的实力,直到现在。)
遍观任何一个具备改变愿望的组织,政府,国家乃至社会,莫不如是。
在当下的中国,变革的希望早已经孕育,和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一样,诉求变化的希翼在社会舆论早已存在,并且一直在持续壮大,但是我们的政府在做些什么呢?剿灭异议,封站刑人,牢牢的抓住自己手里的缰绳,最为明显的证据,是在教育领域的固步自封,即便是做出很细微看不见的改变,这些种子也可以在未来十来年到几十年的历史里慢慢发芽长大。
然而我们看不到这些动作,相反的,整个政府的意愿只企图维护当下的稳定,宁愿以此而牺牲任何其他长远的代价。除了给自己歌功颂德,它自己都已经放弃了凝聚群众、带领人民前行的意愿,而只愿意安坐在庙堂深处,等着这个群体慢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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