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司法权利落实到国民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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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被起诉的重大刑事案件，将接受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公民审判员构成的合议庭的审判，这将成为日本现代司法制度的分水岭。

据日本媒体报道，5月21日，历经八年准备，旨在司法领域落实国民权利的“审判员制度”付诸实施。从这天以后被起诉的杀人、盗窃、纵火、交通肇事等重大刑事案件，将接受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公民审判员构成的合议庭的审判。这将成为日本现代司法制度的分水岭。

   长期以来，日本的司法审判，特别是刑事案件，一直由检察官、法官、律师等法律专门家包办。一方面由于司法本身的专业性，另一方是对司法公正、审判“正确性 ”的重视，司法审判成了普通国民难以涉足、置喙的禁域，裁判所（法庭）的门槛之高，超乎市民社会的常识。对此，舆论的批判声浪始终不绝，尤其是对诸如奥姆真理教那类特殊案件的审理，认为久拖不决不仅浪费了纳税人的税金，且国民缺席，纳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贯彻。

   在西方国家，英美有市民参与评议，判断有罪或无罪的“陪审制”；法德有法官与市民一起评议，共同判决的“参审制”，两者均以市民参与审判程序为特征；连东亚邻国韩国，也先于日本半年左右导入了有普通国民参与的司法审判制度。有鉴于此，2001年6月，日政府“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在反复论证、检讨的基础上，向国会建议实行“审判员制度”。3年后，国会出台了“审判员法”。按政府的说法，启动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让健全的社会常识反映到刑事审判中”。

考虑到该项改革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在2004年5月法律颁布时，特意附设了5年后实施的法律细则，目的是为了在实施前，使国民有充分时间做好心理、知识的准备，消弭不安。同时，从司法机关到大众传媒，以各种形式对国民进行普法教育，为确保审判工作万无一失，展开了长达5年的试错、“彩排”，仅“最高裁”（最高法院）便为此投入了多达65.8亿日元的预算。

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审判员呢？每年秋，由全国50所地方法院管辖内的市区町村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抽签结果，确定候选者，并登记造册；然后，相关地方法院据此在年底前做成《审判员候补者名簿记载通知》，并将文件寄送有关候补者；被送达文件者则有可能在翌年度的一年内，被选为审判员。

   当有被认为适合由审判员参与审判的对象案件发生时，负责审理的法院从候选者名簿中按每个案件50-100人的比例抽签。被抽中者被要求在初次开庭前的6周前前往法院（具体日期由法院在送达通知时与本人确认）。一旦拿到法院送达的书面通知，候选者原则上不能拒绝前往法院。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前往者，将被课以 1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候选者经过审判长的面试，除因这样那样的理由（如已通过报道活动等知晓了事件的内幕，或其参加审判可能影响结果的公正等，但“工作繁忙”、“家务过重”等泛泛的理由将不被认可）须回避者外，余者再次抽签。通过此次抽签确定的6人将成为正式审判员。如此，审判员的产生，完全基于抽签结果，既可能是公务员、老板、教授，也可能是引车卖浆者流，真正做到了人人平等。6名审判员与3名法官一起，落座于公开法庭的审判席。对被告的有罪或无罪，有罪的情况下，量刑的轻重，审判员不仅将全程参与评议，且拥有法律效力上完全等同于法官的一票。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指出，陪审制度“是确立人民主权最有效的方法”。而如此改革，在保障法治社会国民的民主权利，使司法审判这种从来由身穿法袍的专业人士垄断的神秘重地，也能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问题上，确实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为打消国民的不安，鼓励有效参与，切实降低司法的专业门槛，政府甚至在宣传资料上说“不需要法律知识，只需按日常生活标准来提供判断”，在拂拭国民不安心理的同时，强调社会常识、良知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从合议庭“6+3”的构成上亦能看出，审判既然是专业人士与门外汉的共同作业，作为专业人士的法官便不复是主导，而是公民审判员的支持、合作者。这种“去专业化”的姿态，事实上反而对审判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即践行、贯彻法治社会的“无罪推断”原则：如无确实的有罪证据，则被告无罪。

   应该指出的是，如此大胆的司法改革，能在日本落地生根，实非一日之寒。从战前1928年到战时的1943年，日本司法的陪审制，对人权保障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而战后实行并广受好价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即检察官做出的“不予起诉”决定须经市民代表审核），某种意义上，也是此番改革前的实战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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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被起诉的重大刑事案件，将接受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公民审判员构成的合议庭的审判，这将成为日本现代司法制度的分水岭。

据日本媒体报道，5月21日，历经八年准备，旨在司法领域落实国民权利的“审判员制度”付诸实施。从这天以后被起诉的杀人、盗窃、纵火、交通肇事等重大刑事案件，将接受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公民审判员构成的合议庭的审判。这将成为日本现代司法制度的分水岭。

   长期以来，日本的司法审判，特别是刑事案件，一直由检察官、法官、律师等法律专门家包办。一方面由于司法本身的专业性，另一方是对司法公正、审判“正确性 ”的重视，司法审判成了普通国民难以涉足、置喙的禁域，裁判所（法庭）的门槛之高，超乎市民社会的常识。对此，舆论的批判声浪始终不绝，尤其是对诸如奥姆真理教那类特殊案件的审理，认为久拖不决不仅浪费了纳税人的税金，且国民缺席，纳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贯彻。

   在西方国家，英美有市民参与评议，判断有罪或无罪的“陪审制”；法德有法官与市民一起评议，共同判决的“参审制”，两者均以市民参与审判程序为特征；连东亚邻国韩国，也先于日本半年左右导入了有普通国民参与的司法审判制度。有鉴于此，2001年6月，日政府“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在反复论证、检讨的基础上，向国会建议实行“审判员制度”。3年后，国会出台了“审判员法”。按政府的说法，启动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让健全的社会常识反映到刑事审判中”。

考虑到该项改革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在2004年5月法律颁布时，特意附设了5年后实施的法律细则，目的是为了在实施前，使国民有充分时间做好心理、知识的准备，消弭不安。同时，从司法机关到大众传媒，以各种形式对国民进行普法教育，为确保审判工作万无一失，展开了长达5年的试错、“彩排”，仅“最高裁”（最高法院）便为此投入了多达65.8亿日元的预算。

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审判员呢？每年秋，由全国50所地方法院管辖内的市区町村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抽签结果，确定候选者，并登记造册；然后，相关地方法院据此在年底前做成《审判员候补者名簿记载通知》，并将文件寄送有关候补者；被送达文件者则有可能在翌年度的一年内，被选为审判员。

   当有被认为适合由审判员参与审判的对象案件发生时，负责审理的法院从候选者名簿中按每个案件50-100人的比例抽签。被抽中者被要求在初次开庭前的6周前前往法院（具体日期由法院在送达通知时与本人确认）。一旦拿到法院送达的书面通知，候选者原则上不能拒绝前往法院。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前往者，将被课以 1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候选者经过审判长的面试，除因这样那样的理由（如已通过报道活动等知晓了事件的内幕，或其参加审判可能影响结果的公正等，但“工作繁忙”、“家务过重”等泛泛的理由将不被认可）须回避者外，余者再次抽签。通过此次抽签确定的6人将成为正式审判员。如此，审判员的产生，完全基于抽签结果，既可能是公务员、老板、教授，也可能是引车卖浆者流，真正做到了人人平等。6名审判员与3名法官一起，落座于公开法庭的审判席。对被告的有罪或无罪，有罪的情况下，量刑的轻重，审判员不仅将全程参与评议，且拥有法律效力上完全等同于法官的一票。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指出，陪审制度“是确立人民主权最有效的方法”。而如此改革，在保障法治社会国民的民主权利，使司法审判这种从来由身穿法袍的专业人士垄断的神秘重地，也能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问题上，确实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为打消国民的不安，鼓励有效参与，切实降低司法的专业门槛，政府甚至在宣传资料上说“不需要法律知识，只需按日常生活标准来提供判断”，在拂拭国民不安心理的同时，强调社会常识、良知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从合议庭“6+3”的构成上亦能看出，审判既然是专业人士与门外汉的共同作业，作为专业人士的法官便不复是主导，而是公民审判员的支持、合作者。这种“去专业化”的姿态，事实上反而对审判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即践行、贯彻法治社会的“无罪推断”原则：如无确实的有罪证据，则被告无罪。

   应该指出的是，如此大胆的司法改革，能在日本落地生根，实非一日之寒。从战前1928年到战时的1943年，日本司法的陪审制，对人权保障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而战后实行并广受好价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即检察官做出的“不予起诉”决定须经市民代表审核），某种意义上，也是此番改革前的实战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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