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幼鸣：邓玉娇案中的文化心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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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我曾经一年之内两次赴长江中游一个大城市出差。一次是到当地一个五星级酒店参加会议，该酒店刚开张，与会者是第一批客人，前两天还清净，第三天就有女声打电话进来问是否需要“按摩”。第二次是应一个今天已被重组的证券公司之邀采访，到后住省政府所辖著名宾馆，公司方面接待的人在混熟了后称，就我住哪的问题是商量过的。另有一个方案是让我住名称中有“玫瑰”一词的大酒店，那边“生活方便”，省府宾馆环境幽静，但缺点是“生活不太方便”。我装傻没有搭腔，心里明白这个“生活”指的是什么，那个“玫瑰”大酒店赫赫有名，简直就是一个色情交易特区。

近日，长江中游巴东县野三关镇爆发邓玉娇案，随之出现社会舆论与当地政府的尖锐对立，我想起早在10年已经正常化与日常化的那个“生活”一词的涵义，认为文化心理隔阂是导致对立局面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这一看法为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接受媒体采访的说法所证实。透过杨立勇的谈话，我发现当地政府(直接反映在官员身上)一方的心理是:无论其是否合法，性产业日常化地客观存在(认识中，官员往往有本地比外地管得更紧，投资环境和三产增值将更差的“囚徒”思想)，在这一非公开地正常化的产业的经营场所中，就算邓玉娇不是从业人员，被“误以为”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产生纠纷致人死亡自然属于“故意杀人”的“普通案件”。巴东官方没有直接说邓玉娇因消费纠纷杀人，但在其表述中，明显含有案起消费引起的纠纷意思表达。于是乎，对于汹涌的舆情，起码巴东官方一开始是一头雾水的。

但舆情折射出的广大社会公众的认识与以上心理结构完全没有交集。虽然舆论光谱的两极均有不少虚构夸张和借机说事言辞，典型的有“修脚刀启蒙”说和“修脚刀挑战普世价值”说，但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站在巴东官方对立面的公众一致认为，即使按照其一再弱化邓贵大等人行为性质的案情披露，从被“误以为”是“异性洗浴”服务提供者(只能以这个拗口的词指称)开始，邓玉娇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就受到了严重侵犯，到邓贵大等人施以暴力并限制其自由时，已达到了可以奋起自卫的地步。

对立双方的认知谁是谁非呢？或许巴东官方的认知有既成“生活”的现实支撑，社会公众的认知则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可悲的是，这样的现实无疑是低文明程度的、低人权状况的，广大公众所诉求的理想则属于一个文明社会的再正常不过状态。这就难怪杨立勇的话一出口，舆论便一片哗然，因为它们虽有来源，却实在是上不得台面。

看清了这一点，不难发现，让正义步入邓玉娇案的起点是巴东官方换脑子，摒弃类似场所发生的类似纠纷甚多，也就邓玉娇一个人致人死亡，不以杀人罪追究说不过去的思维。你可以腹诽邓玉娇羞耻感太强烈了，实在是古怪，但不能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选择性办案。遗憾的是，至今巴东官方以“九头鸟”式的固执态度坚持着旧认知，甚至满腹委屈，看不出有换脑子的迹象。因此，巴东也就被动地与舆情死磕着，或许官员们十分焦急，却实在是想不出化解死结的有效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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