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巢父：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的舆论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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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降斋 | 评论(3) | 标签:程巢父, 抗战胜利, 新闻审查, 新闻检查, 大公报, 王芸生, 观察,

废除战时新闻检查

中国自1937年“七七事变”，迄1945年8月中日本宣告投降，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获得胜利。一个多月后，国民政府即于10月1日自行宣布废除战时新闻检查。近代以来凡国与国交战期间，对新闻必有所控制，这是无疑的。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新闻法令法规，订立得较晚，是在1944年6月20日公布施行的。其一是《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共四十条。所称战时出版品为：新闻报纸、图书、杂志、影片、戏剧剧本。规定对报纸、影片、剧本，施行事前审查（即原稿审查），对图书、杂志施行事后审查（即成品审查）。凡未自动送审或送审后不遵检之出版品，由著作人或发行人负法律责任。规定出版品禁载标准计十二项：违背立国最高原则；危害国家利益；破坏公共秩序；泄露外交、军事、国防机密；妨碍与同盟国间团结；泄露战时财政经济情况及敌后党政军教人员姓名与活动等。由中央审查机关负责随时解释，公告施行。

其二为《战时书刊审查规则》，共十七条。规定战时书刊包括图书杂志及戏剧电影剧本，依国民政府的《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审查。凡发行人或著作人印行图书杂志，概送所在地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印行剧本或摄影、发行影片，概送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并规定无原稿送审或自愿送审，于发行前四日，均应以两份送所在地审查处。如有抵触禁载标准或违背审查机关决定者，一律禁止发行或依法取缔。（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中华民国史辞典》3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里举一例可略窥战时新闻检查之一斑。1941年12月23日，资深的能干的外交家郭泰祺，突然被免去外长职务（4月2日才任命）。远在驻美大使任上的胡适在24日日记中记：“下午我得雪艇一电云：‘复初去职，系因《大公报》指摘其私行不检，并无其他背景。弟甚惋惜。……’”接着他又大发感慨：“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伟大哉《大公报》！中国真是一个民治国家！”而《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日记所记：

今日在九中全会开会时，苗培成委员询问参政会何故不举行纪念周。予自信三年来任参政会秘书长，为国为党，均一本至诚，于国事党信，不无小补。然不能见谅于党中幼稚狭隘之人耳。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今日在报端著一文，题曰《拥护政治修明案》（因九中全会昨日之决议案中有一案，其案题标有修明政治字样），题中主旨在抨击孔庸之与郭复初，惟未明著二人姓名耳。午后九中全会开会时，有人询予何故未将该文检扣。（案：王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予即席声明，该文一部分原经检察机关删扣，该报故意违检，仍将被删之部分刊出。但予决不主张因是而停该报（检查局有罚其停刊数日之拟议）云云。复初细行，颇有不检，但大事则不苟且。《大公报》之指摘，大体上虽属事实，究不免见小而遗大。在外交形式如斯严重之时，倘非外交当局在大政方针上有何错误，初不宜轻率攻讦，毁其信誉，俾国家亦蒙不利。（《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三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3月初版）

王芸生违检刊出的被删部分，是这样的内容：“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雀笼老妈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国家昇平时代，为壮观瞻，原不妨为一部之长置备漂亮的宿舍，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踞办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再从财政的观点看，政府因此放出巨额的钞票或信用益增艰难，而房主把不动产变成钞票，他绝不会呆锁在铁柜里，这笔款子若跑到商业游资方面去，物价就要被它搅乱，国家社会，并受其祸，何苦来？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总之，非分妄为之事，荡检逾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忌。此等事例，已传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要知道一个国家若是正气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现在九中全会虽有修明政治的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就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悖中央励精图治之旨。

“现当国家艰难之会，正政府奋发之时。本报同人为国载笔，在过去数年中，所以未敢坦率指摘内政，深恐暴露弱点，沮国人之气，损政府威望；现在国际大势已定，国家此后之存亡兴废，端视我们自己在内政上努力如何为定。中央既有修明政治的决心与英断，全国人心，闻风而振，本报岂惜这一张烂纸，而不为国家效驰驱，而不为政府作后盾?”

笔者将这些孤零的史料钩沉汇拢，庶几可使今日关心知识分子言论的朋友，藉此窥得一点历史的消息，所谓战时新闻检查，亦不过如此耳！

　　

常态的言论自由

　　

战时新闻检查废除以后，常态的言论自由是没有禁区的。自晚清民初以降，“报纸是民众的喉舌”已成社会通识。虽然《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但它从未宣称过它是国民党一家的喉舌。将“民众的喉舌”变成一党专有的“喉舌”，是对报纸性质的偷换。而且国民党在省党部以下不设机关报，在一个数以千计的民间独立报刊遍于寰中的时代，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有禁区的，因此国民党也不可能规定几项基本原则以控制全国舆论。譬如外交国际问题，乃是我们这几代人最无权置喙的领域，而那时确是一种处士横议的局面。马歇尔要来华了，储安平立即在《客观》周刊第七期上发表《敬告马歇尔元帅》的评论（1945.12.22）。接着又就杜鲁门总统十二月十五日的对华政策声明发表《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的专刊文章（12.29），指出：“不满国民党的浪潮，现已泛滥全国，泛滥各阶层，甚至泛滥于大多数超然于政治以外的人民的心底。”并且要求国民党对二十年的执政加以检讨、革新。各报刊对外交国际问题都是各说各话，独抒己见。如果跟随官方的说法，表态一番，就无发表的必要。因为政府的发言是政府的发言，民间的发言是民间的发言，对民间舆论议论或批评或反对某外交问题或外交政策、条约、协定，根本没有任何限制。亿万中国人里偶然有一个张三发表外交问题的议论，就以为影响国际关系或诬蔑友邦之类的指控，或扣以“反美”“反苏”之类的政治帽子的事例，是数十年间从未有过的事情。

在新闻界，在日本投降后的国共四年内战中，抨击国民党政府最为激烈的报刊和政论家，要数《观察》周刊和储安平。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他的第一篇政论文字就是《失败的统治》，指摘国民党20年的统治完全失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观察》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9月14日)

1947年3月8日，他又发表一篇长文《中国的政局》，分析政治形势。他率直地说：“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大势之下，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不幸得很，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像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观察》第二卷第三期) 这些锋利的文字，直刺当局的心肺，但这是言论、新闻自由的惯例，国民党只得任其抒发。学生刊物更是肆无忌惮，什么内容都敢登，而教授则什么话都敢说，不知 “顾忌”为何物。如张奚若对《清华周刊》编者的答问：

“马歇尔未作国务卿以前，美国一国单独调解的工作失败了，他做国务卿之后，大概也不会以全力帮助国民党政府，因为单独帮助国民党政府，也就等于帮助阻碍他调处工作的反动派……”

“国民党军事上不一败涂地，是不会容许联合政府成立的。”

问：对于政府的改组，先生作何看法?

答：今天的政府改组是骗骗各党派和美国人，为的是让人家说不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改组政府与制定宪法都是耍耍花样，不能起一点刷新政治或解决国共争执的作用。

问：中国要如何才有希望?

答：在这个政府垮台后，政治是否上轨道，虽然不容易说;但在这个政府垮台以前，政治决无好转希望，却是无法避免的结论。(《清华周刊》复刊第一号，1947年3月)

1947年2月初，上海黄金一日五涨，(南)京沪汉渝金潮泛滥，市场动乱，粮价暴涨。中央银行停止黄金配售。

2月11日，蒋主席召宋子文等筹商对策。次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金潮物价及经济情形，决定设立经济政策研究会。

13日，蒋再召宋子文等会议，商金融危机问题。

1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宪兵团，警察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会组经济监察团（郑介民奉派到沪查办金潮，特成立此机构）。

15日，立法院继续开会讨论金潮，多主黄金国有。参政会建议恢复和平，禁止黄金外汇交易。国民党中常会经济政策研究会商讨全盘经济方案。

16 日，国民政府宣布紧急措施方案：（1）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在国境内流通。（2）调整外汇，以法币一万二千元合美金一元。（3）取消出口补助进口附加办法。（4）标售敌伪及剩余物资。（5）国营事业酌售民营。（6）指定地点限定物价，薪工以本年一月份生活指数为准。（7）禁止闭厂罢工和怠工。（8）先于京沪试办民生日用品供应。

蒋氏当日发表谈话，说明经济紧急措施意义，指责共党肆扰，影响经济，勉国人努力，望友邦同情。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之下，上海《文汇报》于2月27日刊出马寅初的讲演稿，标题是《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政府在本月16日公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第一条就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在国境内流通”，马寅初叫“不要卖出来”，当然是提醒民众不要卖给中央银行。他开篇就说：“黄金本该集中归为国有，可是政府过去自己弄错了，将黄金早已散开，现在再要集中，实是很困难的事。……现在中国的情形，黄金已经集中在几个人的手中了，在多数人手里的少量黄金，不要再送给他们。现在黄金四百八十万，将来一千万，两千万，四千万也可能，因为黄金能够保持价值，所以有黄金的人千万不要卖掉。”他是191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以经济学家的高深修养，通俗地举出7条理由劝告老百姓不要卖出黄金美钞。最后说：“如果现在交出黄金美钞，就换军火进口;军火进口不要紧，还要杀人。如果爱国，不要拿出来，他给你的法币，不是他拿出来的，是机器轧、轧、轧，印出来的。你拿黄金美钞换法币，傻瓜!为了自己为了国家，都不要拿出来。如另有好政府上了台，而这个政府又真正能为大多数的老百姓造福，那时再拿出来亦不算晚。”这简直是跟政府的政策唱对台戏！正当经济监察团彻查金潮来源之际，他居然敢这样说，而《文汇报》居然也敢这样登。这就是一个常态社会(虽处于乱世)言论自由的正常现象。因为马寅初本人不参与黄金美钞投机，经济监察团只查鼓动金潮的行动，不问言论，故勿须将马寅初科以“破坏《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新闻检查机关对诸多激烈极端言论早已司空见惯，也就见怪不怪了。新闻的职能就是报道真实，它就是活的历史，是当下国事民生的记录员，这是社会，朝野公认的道理，故《文汇报》刊登马寅初的演讲词，披露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独立见解，并不犯法，固然对于政府整顿经济的措施极其不利，但也无从举出问罪之由，也就只得听之任之。

还有一个因素：当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早年出身于清华，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政治头脑和现代行政知识的官员，能干、温和，不主张仅因言论处罚一家报馆，亦不惯于以权力高压方式处理棘手的难题。我曾从他处理交通大学学潮中见出他的政治智慧。储安平的《论上海民乱》、《大局浮动 学潮如火》、《学生扯起义旗 历史正在创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场烂污》等极其尖刻且不无偏颇的时评文字能够顺利刊出而不被关门停刊，《观察》周刊能在短期内跃居全国抨击执政党和政府最为激烈严厉的诸多报刊之首，恐怕跟上海当时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不无关系。

　　

议政是近代报刊产生的根源，也是它的第一职能

　　

晚清以后，中国屡屡处于丧权辱国的危机中，志士仁人为了表达不同于政府的政治见解，促进变法，便起而办报。王韬是在身历西方，开了眼界，英法等国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以后，才于19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甲午（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签订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于是维新变法运动风起云涌，兴学堂，设学会，创报刊乃同时并举。梁启超于当年创办《中外纪闻》，次年（1896）八月又与汪康年创《时务报》于上海，一时成为舆论的翘楚。其系列政论《变法通议》十四篇约七万言，分二十一期长期连续刊载（后三篇载《清议报》），慷慨而谈，言言扼要，剀切详明，开守旧之蔽，士夫议论瞬时随之一变。百余年来，我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报刊，多是在国事阽危、政府无能、主国者颟顸或厄于实力，士大夫、知识分子不得不挺身立言的历史关头创办的。议论政事乃是近世报刊的一大自然传统。民国创立11年后，国家还是一番乱象，所以丁文江主张 “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胡适被他说服，他们于民国十一年 (1922)共同办起了《努力周报》。胡适在《周报》第一期公开交代了办报导因：

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 奉直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说的。在君常来往于沈阳、天津、北票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生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住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丁文江的意见是对的。腐败的政治必然要将一切良好的制度和传统摧残殆尽，比如司法、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社会自救、宗教新闻自由、公民教育、道德传承，理性、容忍和爱的普及，等等，无不受到腐败政治的糟践。可以说，人类生活的万恶之源，全在于政治的腐败;凡是不受人民控制的权力，必生出腐败，无限的权力和万能的政府，就是腐败政治。

《努力周报》既是为了议论政治、批评政治而创设，所以它就成了北京政府统治下的一个专门的政治评论刊物。它密切监视全国的政情，发表独立的评判，第二期就刊出了胡适撰稿，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领衔，由丁文江、胡适等16人共同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认的“好政府”，同心协力地向恶势力作战。“好政府”的涵义是（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当时南北对峙，北京一个北洋政府，广州一个以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胡适等力促召开一个在舆论监督下的公开的南北和会。《努力》的议政风度是：直率、无所顾忌，不用阴阳怪气的杂文笔法。它是一个四开四版的小报型周刊，但它在全国的新闻界却是一个领袖群伦的舆论机关。它的见解主张都在两个政府的领袖人物之上。他们的意见办法，当纳而不纳，可行而未行，各方一再迷信以武力解决一切，以致摧残了一个脆弱的宪政体制，导致了其后八、九十年的无穷灾难。

胡适把政论家分成三种：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 ”。其实这种政论家只有民主型的政党中才有。胡适说：“至于那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论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

他又指出：

……况且社会上确然不应该没有一个超然的政论，不但立于一党一派之上。（如上述的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并且立于各党各派之上，做他们的调解、评判与监督。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了！有时他们的责任还不止于评判与调解，他们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政论家与政党》，《努力周报》第五期，1922年6月4日）

可惜这“监督政党的政论家”1949年以后就没有了，1957年曾昙花一现地冒出一批，旋即遭到整肃消灭，第二年就出现蔓延全国的浮夸风，祸害绵延不绝了！

胡适后来将这种议政作风带到了《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自由中国》，其精神也影响了储安平的《观察》。《新月》说“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观察》更为干脆地宣称：“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监督政党的超然的独立的政论家，在自由思想分子里独多，在极权党里则绝无生存的空间。在一个常态社会，上述三种政治家都有活动施展的自由，如张君劢就是一位表率政党的政治家，当民盟丧失了独立性以后，他的民社党就退出了民盟而独立活动。他是一个非暴力的宪政渐进论者。而一个非常态的畸形社会，就只有服从政党的政论家，没有后两种政论家的存在了。

胡适一生都是一个监督政党的超然独立的政论家。他终其一生都在监督、批评国民党，做国民党的“诤友”、政府的“诤臣”。1926年8月在伦敦郊外 Silcock（西尔科克）的家中谈话，有沈刚伯在。那时北伐才开始一个月。胡适说这是中国的一大转机，因为要使中国近代化，就非除掉割据的军阀，让国民党完成统一，来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可。他并且郑重声明这是全国民意之所归，因而断定国民党必可迅速顺利地成功。后来他在英国各大学公开演讲，也随时发挥这种议论。沈刚伯问他是否有意在宣传。他说他本来反对武力革命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已爆发，便只能助其早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支持他的。这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开始。

在晚年，他一再对国民党有所批评、规劝：劝蒋介石不要三连任，不要修改宪法，做一个守法守宪的总统;不要去修改出版法，抗议“雷震案”由军法审判。建议国民党自行分化为两个党，结束一党执政，走政党政治的道路。这些批评和建议，蒋介石都没有采纳。但他对胡适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容忍和尊重，没有对他的“异见” 发动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胡适对左翼政党也曾有所建言。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初，他从纽约拍电报托王世杰转交毛泽东，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归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来和平奋斗，其所创立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思考。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

当时毛泽东正应蒋中正之邀到重庆共商国是。知识分子和全中国人都期望和谈成功，不起内战。但中共的党义高于民意，不屑于走英国工党道路，没有采纳胡适的规劝。这通电报就是以礼貌劝告的方式的“监督”。胡适以“监督政党的政论家”的身份尽到了他的历史责任。

当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起对国民党的“人权与约法”批评时，所争的是“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自由”和“党部与政府机关因侵犯人权及违犯法律，人民有揭露、控告和要求按法律制裁的权利”。其实当时北伐初成，很多问题是军阀割据时期的遗留。其后20年，社会舆论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的自由问题已基本解决。傅斯年1947年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之后，行政院长宋子文就下了台。

抗战8年，又加上几年内战造成的经济凋敝，人民已经在贫困线上熬了10年以上。知识分子大多情绪烦躁，气也大，便跟着浑叫“要言论自由”、“反饥饿”。大量复杂的反政府自由与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自由两类问题搅在了一起，此一难题也加大了国民政府解决矛盾的难度，导致其在大陆的失败。这段历史如今已过去一个甲子，今天也该把它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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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降斋 | 评论(3) | 标签:程巢父, 抗战胜利, 新闻审查, 新闻检查, 大公报, 王芸生, 观察,

废除战时新闻检查

中国自1937年“七七事变”，迄1945年8月中日本宣告投降，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获得胜利。一个多月后，国民政府即于10月1日自行宣布废除战时新闻检查。近代以来凡国与国交战期间，对新闻必有所控制，这是无疑的。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新闻法令法规，订立得较晚，是在1944年6月20日公布施行的。其一是《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共四十条。所称战时出版品为：新闻报纸、图书、杂志、影片、戏剧剧本。规定对报纸、影片、剧本，施行事前审查（即原稿审查），对图书、杂志施行事后审查（即成品审查）。凡未自动送审或送审后不遵检之出版品，由著作人或发行人负法律责任。规定出版品禁载标准计十二项：违背立国最高原则；危害国家利益；破坏公共秩序；泄露外交、军事、国防机密；妨碍与同盟国间团结；泄露战时财政经济情况及敌后党政军教人员姓名与活动等。由中央审查机关负责随时解释，公告施行。

其二为《战时书刊审查规则》，共十七条。规定战时书刊包括图书杂志及戏剧电影剧本，依国民政府的《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审查。凡发行人或著作人印行图书杂志，概送所在地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印行剧本或摄影、发行影片，概送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并规定无原稿送审或自愿送审，于发行前四日，均应以两份送所在地审查处。如有抵触禁载标准或违背审查机关决定者，一律禁止发行或依法取缔。（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中华民国史辞典》3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里举一例可略窥战时新闻检查之一斑。1941年12月23日，资深的能干的外交家郭泰祺，突然被免去外长职务（4月2日才任命）。远在驻美大使任上的胡适在24日日记中记：“下午我得雪艇一电云：‘复初去职，系因《大公报》指摘其私行不检，并无其他背景。弟甚惋惜。……’”接着他又大发感慨：“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伟大哉《大公报》！中国真是一个民治国家！”而《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日记所记：

今日在九中全会开会时，苗培成委员询问参政会何故不举行纪念周。予自信三年来任参政会秘书长，为国为党，均一本至诚，于国事党信，不无小补。然不能见谅于党中幼稚狭隘之人耳。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今日在报端著一文，题曰《拥护政治修明案》（因九中全会昨日之决议案中有一案，其案题标有修明政治字样），题中主旨在抨击孔庸之与郭复初，惟未明著二人姓名耳。午后九中全会开会时，有人询予何故未将该文检扣。（案：王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予即席声明，该文一部分原经检察机关删扣，该报故意违检，仍将被删之部分刊出。但予决不主张因是而停该报（检查局有罚其停刊数日之拟议）云云。复初细行，颇有不检，但大事则不苟且。《大公报》之指摘，大体上虽属事实，究不免见小而遗大。在外交形式如斯严重之时，倘非外交当局在大政方针上有何错误，初不宜轻率攻讦，毁其信誉，俾国家亦蒙不利。（《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三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3月初版）

王芸生违检刊出的被删部分，是这样的内容：“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雀笼老妈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国家昇平时代，为壮观瞻，原不妨为一部之长置备漂亮的宿舍，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踞办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再从财政的观点看，政府因此放出巨额的钞票或信用益增艰难，而房主把不动产变成钞票，他绝不会呆锁在铁柜里，这笔款子若跑到商业游资方面去，物价就要被它搅乱，国家社会，并受其祸，何苦来？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总之，非分妄为之事，荡检逾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忌。此等事例，已传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要知道一个国家若是正气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现在九中全会虽有修明政治的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就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悖中央励精图治之旨。

“现当国家艰难之会，正政府奋发之时。本报同人为国载笔，在过去数年中，所以未敢坦率指摘内政，深恐暴露弱点，沮国人之气，损政府威望；现在国际大势已定，国家此后之存亡兴废，端视我们自己在内政上努力如何为定。中央既有修明政治的决心与英断，全国人心，闻风而振，本报岂惜这一张烂纸，而不为国家效驰驱，而不为政府作后盾?”

笔者将这些孤零的史料钩沉汇拢，庶几可使今日关心知识分子言论的朋友，藉此窥得一点历史的消息，所谓战时新闻检查，亦不过如此耳！

　　

常态的言论自由

　　

战时新闻检查废除以后，常态的言论自由是没有禁区的。自晚清民初以降，“报纸是民众的喉舌”已成社会通识。虽然《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但它从未宣称过它是国民党一家的喉舌。将“民众的喉舌”变成一党专有的“喉舌”，是对报纸性质的偷换。而且国民党在省党部以下不设机关报，在一个数以千计的民间独立报刊遍于寰中的时代，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有禁区的，因此国民党也不可能规定几项基本原则以控制全国舆论。譬如外交国际问题，乃是我们这几代人最无权置喙的领域，而那时确是一种处士横议的局面。马歇尔要来华了，储安平立即在《客观》周刊第七期上发表《敬告马歇尔元帅》的评论（1945.12.22）。接着又就杜鲁门总统十二月十五日的对华政策声明发表《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的专刊文章（12.29），指出：“不满国民党的浪潮，现已泛滥全国，泛滥各阶层，甚至泛滥于大多数超然于政治以外的人民的心底。”并且要求国民党对二十年的执政加以检讨、革新。各报刊对外交国际问题都是各说各话，独抒己见。如果跟随官方的说法，表态一番，就无发表的必要。因为政府的发言是政府的发言，民间的发言是民间的发言，对民间舆论议论或批评或反对某外交问题或外交政策、条约、协定，根本没有任何限制。亿万中国人里偶然有一个张三发表外交问题的议论，就以为影响国际关系或诬蔑友邦之类的指控，或扣以“反美”“反苏”之类的政治帽子的事例，是数十年间从未有过的事情。

在新闻界，在日本投降后的国共四年内战中，抨击国民党政府最为激烈的报刊和政论家，要数《观察》周刊和储安平。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他的第一篇政论文字就是《失败的统治》，指摘国民党20年的统治完全失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观察》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9月14日)

1947年3月8日，他又发表一篇长文《中国的政局》，分析政治形势。他率直地说：“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大势之下，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不幸得很，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像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观察》第二卷第三期) 这些锋利的文字，直刺当局的心肺，但这是言论、新闻自由的惯例，国民党只得任其抒发。学生刊物更是肆无忌惮，什么内容都敢登，而教授则什么话都敢说，不知 “顾忌”为何物。如张奚若对《清华周刊》编者的答问：

“马歇尔未作国务卿以前，美国一国单独调解的工作失败了，他做国务卿之后，大概也不会以全力帮助国民党政府，因为单独帮助国民党政府，也就等于帮助阻碍他调处工作的反动派……”

“国民党军事上不一败涂地，是不会容许联合政府成立的。”

问：对于政府的改组，先生作何看法?

答：今天的政府改组是骗骗各党派和美国人，为的是让人家说不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改组政府与制定宪法都是耍耍花样，不能起一点刷新政治或解决国共争执的作用。

问：中国要如何才有希望?

答：在这个政府垮台后，政治是否上轨道，虽然不容易说;但在这个政府垮台以前，政治决无好转希望，却是无法避免的结论。(《清华周刊》复刊第一号，1947年3月)

1947年2月初，上海黄金一日五涨，(南)京沪汉渝金潮泛滥，市场动乱，粮价暴涨。中央银行停止黄金配售。

2月11日，蒋主席召宋子文等筹商对策。次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金潮物价及经济情形，决定设立经济政策研究会。

13日，蒋再召宋子文等会议，商金融危机问题。

1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宪兵团，警察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会组经济监察团（郑介民奉派到沪查办金潮，特成立此机构）。

15日，立法院继续开会讨论金潮，多主黄金国有。参政会建议恢复和平，禁止黄金外汇交易。国民党中常会经济政策研究会商讨全盘经济方案。

16 日，国民政府宣布紧急措施方案：（1）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在国境内流通。（2）调整外汇，以法币一万二千元合美金一元。（3）取消出口补助进口附加办法。（4）标售敌伪及剩余物资。（5）国营事业酌售民营。（6）指定地点限定物价，薪工以本年一月份生活指数为准。（7）禁止闭厂罢工和怠工。（8）先于京沪试办民生日用品供应。

蒋氏当日发表谈话，说明经济紧急措施意义，指责共党肆扰，影响经济，勉国人努力，望友邦同情。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之下，上海《文汇报》于2月27日刊出马寅初的讲演稿，标题是《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政府在本月16日公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第一条就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在国境内流通”，马寅初叫“不要卖出来”，当然是提醒民众不要卖给中央银行。他开篇就说：“黄金本该集中归为国有，可是政府过去自己弄错了，将黄金早已散开，现在再要集中，实是很困难的事。……现在中国的情形，黄金已经集中在几个人的手中了，在多数人手里的少量黄金，不要再送给他们。现在黄金四百八十万，将来一千万，两千万，四千万也可能，因为黄金能够保持价值，所以有黄金的人千万不要卖掉。”他是191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以经济学家的高深修养，通俗地举出7条理由劝告老百姓不要卖出黄金美钞。最后说：“如果现在交出黄金美钞，就换军火进口;军火进口不要紧，还要杀人。如果爱国，不要拿出来，他给你的法币，不是他拿出来的，是机器轧、轧、轧，印出来的。你拿黄金美钞换法币，傻瓜!为了自己为了国家，都不要拿出来。如另有好政府上了台，而这个政府又真正能为大多数的老百姓造福，那时再拿出来亦不算晚。”这简直是跟政府的政策唱对台戏！正当经济监察团彻查金潮来源之际，他居然敢这样说，而《文汇报》居然也敢这样登。这就是一个常态社会(虽处于乱世)言论自由的正常现象。因为马寅初本人不参与黄金美钞投机，经济监察团只查鼓动金潮的行动，不问言论，故勿须将马寅初科以“破坏《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新闻检查机关对诸多激烈极端言论早已司空见惯，也就见怪不怪了。新闻的职能就是报道真实，它就是活的历史，是当下国事民生的记录员，这是社会，朝野公认的道理，故《文汇报》刊登马寅初的演讲词，披露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独立见解，并不犯法，固然对于政府整顿经济的措施极其不利，但也无从举出问罪之由，也就只得听之任之。

还有一个因素：当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早年出身于清华，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政治头脑和现代行政知识的官员，能干、温和，不主张仅因言论处罚一家报馆，亦不惯于以权力高压方式处理棘手的难题。我曾从他处理交通大学学潮中见出他的政治智慧。储安平的《论上海民乱》、《大局浮动 学潮如火》、《学生扯起义旗 历史正在创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场烂污》等极其尖刻且不无偏颇的时评文字能够顺利刊出而不被关门停刊，《观察》周刊能在短期内跃居全国抨击执政党和政府最为激烈严厉的诸多报刊之首，恐怕跟上海当时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不无关系。

　　

议政是近代报刊产生的根源，也是它的第一职能

　　

晚清以后，中国屡屡处于丧权辱国的危机中，志士仁人为了表达不同于政府的政治见解，促进变法，便起而办报。王韬是在身历西方，开了眼界，英法等国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以后，才于19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甲午（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签订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于是维新变法运动风起云涌，兴学堂，设学会，创报刊乃同时并举。梁启超于当年创办《中外纪闻》，次年（1896）八月又与汪康年创《时务报》于上海，一时成为舆论的翘楚。其系列政论《变法通议》十四篇约七万言，分二十一期长期连续刊载（后三篇载《清议报》），慷慨而谈，言言扼要，剀切详明，开守旧之蔽，士夫议论瞬时随之一变。百余年来，我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报刊，多是在国事阽危、政府无能、主国者颟顸或厄于实力，士大夫、知识分子不得不挺身立言的历史关头创办的。议论政事乃是近世报刊的一大自然传统。民国创立11年后，国家还是一番乱象，所以丁文江主张 “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胡适被他说服，他们于民国十一年 (1922)共同办起了《努力周报》。胡适在《周报》第一期公开交代了办报导因：

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 奉直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说的。在君常来往于沈阳、天津、北票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生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住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丁文江的意见是对的。腐败的政治必然要将一切良好的制度和传统摧残殆尽，比如司法、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社会自救、宗教新闻自由、公民教育、道德传承，理性、容忍和爱的普及，等等，无不受到腐败政治的糟践。可以说，人类生活的万恶之源，全在于政治的腐败;凡是不受人民控制的权力，必生出腐败，无限的权力和万能的政府，就是腐败政治。

《努力周报》既是为了议论政治、批评政治而创设，所以它就成了北京政府统治下的一个专门的政治评论刊物。它密切监视全国的政情，发表独立的评判，第二期就刊出了胡适撰稿，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领衔，由丁文江、胡适等16人共同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认的“好政府”，同心协力地向恶势力作战。“好政府”的涵义是（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当时南北对峙，北京一个北洋政府，广州一个以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胡适等力促召开一个在舆论监督下的公开的南北和会。《努力》的议政风度是：直率、无所顾忌，不用阴阳怪气的杂文笔法。它是一个四开四版的小报型周刊，但它在全国的新闻界却是一个领袖群伦的舆论机关。它的见解主张都在两个政府的领袖人物之上。他们的意见办法，当纳而不纳，可行而未行，各方一再迷信以武力解决一切，以致摧残了一个脆弱的宪政体制，导致了其后八、九十年的无穷灾难。

胡适把政论家分成三种：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 ”。其实这种政论家只有民主型的政党中才有。胡适说：“至于那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论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

他又指出：

……况且社会上确然不应该没有一个超然的政论，不但立于一党一派之上。（如上述的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并且立于各党各派之上，做他们的调解、评判与监督。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了！有时他们的责任还不止于评判与调解，他们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政论家与政党》，《努力周报》第五期，1922年6月4日）

可惜这“监督政党的政论家”1949年以后就没有了，1957年曾昙花一现地冒出一批，旋即遭到整肃消灭，第二年就出现蔓延全国的浮夸风，祸害绵延不绝了！

胡适后来将这种议政作风带到了《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自由中国》，其精神也影响了储安平的《观察》。《新月》说“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观察》更为干脆地宣称：“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监督政党的超然的独立的政论家，在自由思想分子里独多，在极权党里则绝无生存的空间。在一个常态社会，上述三种政治家都有活动施展的自由，如张君劢就是一位表率政党的政治家，当民盟丧失了独立性以后，他的民社党就退出了民盟而独立活动。他是一个非暴力的宪政渐进论者。而一个非常态的畸形社会，就只有服从政党的政论家，没有后两种政论家的存在了。

胡适一生都是一个监督政党的超然独立的政论家。他终其一生都在监督、批评国民党，做国民党的“诤友”、政府的“诤臣”。1926年8月在伦敦郊外 Silcock（西尔科克）的家中谈话，有沈刚伯在。那时北伐才开始一个月。胡适说这是中国的一大转机，因为要使中国近代化，就非除掉割据的军阀，让国民党完成统一，来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可。他并且郑重声明这是全国民意之所归，因而断定国民党必可迅速顺利地成功。后来他在英国各大学公开演讲，也随时发挥这种议论。沈刚伯问他是否有意在宣传。他说他本来反对武力革命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已爆发，便只能助其早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支持他的。这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开始。

在晚年，他一再对国民党有所批评、规劝：劝蒋介石不要三连任，不要修改宪法，做一个守法守宪的总统;不要去修改出版法，抗议“雷震案”由军法审判。建议国民党自行分化为两个党，结束一党执政，走政党政治的道路。这些批评和建议，蒋介石都没有采纳。但他对胡适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容忍和尊重，没有对他的“异见” 发动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胡适对左翼政党也曾有所建言。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初，他从纽约拍电报托王世杰转交毛泽东，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归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来和平奋斗，其所创立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思考。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

当时毛泽东正应蒋中正之邀到重庆共商国是。知识分子和全中国人都期望和谈成功，不起内战。但中共的党义高于民意，不屑于走英国工党道路，没有采纳胡适的规劝。这通电报就是以礼貌劝告的方式的“监督”。胡适以“监督政党的政论家”的身份尽到了他的历史责任。

当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起对国民党的“人权与约法”批评时，所争的是“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自由”和“党部与政府机关因侵犯人权及违犯法律，人民有揭露、控告和要求按法律制裁的权利”。其实当时北伐初成，很多问题是军阀割据时期的遗留。其后20年，社会舆论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的自由问题已基本解决。傅斯年1947年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之后，行政院长宋子文就下了台。

抗战8年，又加上几年内战造成的经济凋敝，人民已经在贫困线上熬了10年以上。知识分子大多情绪烦躁，气也大，便跟着浑叫“要言论自由”、“反饥饿”。大量复杂的反政府自由与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自由两类问题搅在了一起，此一难题也加大了国民政府解决矛盾的难度，导致其在大陆的失败。这段历史如今已过去一个甲子，今天也该把它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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