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华斌：中国老百姓最容易得“精神病”和“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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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6月06日

中国老百姓最容易得‘精神病’和‘心脏病’

-----与领导闹矛盾的老百姓是‘精神病’，死在官员面前的老百姓是‘心脏病’

文/汪华斌

今天碰到了当初我上访时的一位领导，他退休了但却记得我的上访材料与情况；他对我说，虽然当时大家都同情我，但却没有人敢出面主持正义；因为民告官本身就决定了只能是失败的结果，从来没有代表组织的官会真的被民告下来的。所以当时他们折衷处理，说我精神‘偏执’（精神病中的一种类型）；目的是为我争取一点补偿费，也就是尽量减少我的一点损失而已。因为代表组织的领导决定了我必须下岗，这些同情我的人只能这样折衷处理；这也是对老百姓仁慈的一种表现呀，难怪我们很多上访者都被领导以‘精神病’的名义领回；实际这是对老百姓的仁慈呀。而我竟然还不知道自己下岗的原因，因为组织上定义我为‘精神病’了；所以才不得不下岗的。而我自己竟然还不知道，反而国内外到处谋生。

我们同样从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政府官员邓贵大的案子中领悟到了领导的仁慈，因为领导们得出了邓玉娇有抑郁症或者干脆就是“精神病”的结论；当我们网民说领导是‘官官相卫’时，我们领导说邓玉娇由于患有“精神病”杀人是可以免除法律责任的呀。既然能免除法律责任，难道我们的领导还不为老百姓着想吗。如果邓玉娇没有‘精神病’，那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呀。所以领导定老百姓的‘精神病’，千万别说领导有私心；因为人家领导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不定老百姓的‘ 精神病’，那么上访的老百姓就要坐牢；如果不定邓玉娇的‘精神病’，那么邓玉娇就要受到“过失杀人”的法律处罚。这么看来，我们社会的领导的确是为老百姓着想；连定老百姓的‘精神病’，实际还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

由于我们是处在改革的年代，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于是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也是经常性的事。然而这应该的事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理解，所以上访的老百姓依然不少；这时要按照我们领导的真实想法，巴不得把这些刁民全部送去坐牢。如我单位负责人当初对我的态度就是，组织三十多人的一个调查小组专门查我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全部要放大处理。谁知这个调查小组竟然也不争气，竟然查到我只有无私奉献却没有任何索取；就连公款吃喝玩乐也从来没有一次。所以最后只能用‘精神病’来开除我，因为一个国有单位难道能容一个‘精神病’人吗。那些上级领导附和单位的决议，竟然是为了减少我的损失；因为‘精神病’是可以得到补偿的呀。然而我却没有得到单位的一分钱补偿，连我当年的奖金（因为我是12月15日下岗的）也都全部扣除了；只是他们的法律文件上有据可查，这就是我们领导的仁慈。

看我们如今的和谐社会，只有‘精神病’的老百姓才不去巴结领导；所以上访的老百姓肯定是不正常的老百姓。至于老百姓把官员杀死，那这个老百姓一定患有“精神病”；因为我们的官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有‘精神病’的老百姓才不领情呀。即使老百姓如此对待官员，但我们领导不能失去平常心态；所以领导依然还是“以德报怨”地为老百姓着想，定老百姓的‘精神病’实际是为老百姓着想；这就是我们领导的仁慈，也是我们和谐社会领导的高尚品德。

当然在当今社会里，‘精神病’是不需要什么诊断检查的；因为领导的高瞻远瞩就能得出‘病案’。所以我们很多老百姓的‘精神病’并不是医生诊断出来的，而是在党委会上集体制定出来的。因为‘精神病’在当今高科技的现代医学面前还是束手无策；所以这种“疑难杂症”就由我们的党委会代劳了。看我们社会现在上访的日益减少，这就是我们领导对老百姓‘精神病’合理诊断的结果；它对我们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是领导能一心一意地腐败而不担心有人上访了，二是我们领导没有对老百姓痛下毒手；反而网开一面而为老百姓着想。这和谐的局面是领导一手造成的，所以功劳同样也只属于领导个人的。

中国的老百姓除了容易得‘精神病’外，还有一个病也是老百姓的专利；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还容易得‘心脏病’。君不见只要是我们社会的官员打死的老百姓，那老百姓肯定千篇一律地患有心脏病；所以官员没有‘精神病’，因为他们不会打人；而老百姓的死的确不是官员殴打致死，而是老百姓自己的心脏病爆发而死。如我们网络上公开的哈尔滨警察打死人的案子，最后的结果是被打死的人有心脏病；所以他的死与警察的群殴无关。而湖北省天门市城管打死人的案子，最后的结果也是被打死人的死因是心脏病爆发；同样与城管群殴无关。至于一个中学生的嫌疑犯致死，最后的结论还是这个中学生死于心脏病爆发；与“刑讯逼供”无关。

中国的老百姓最容易得‘精神病’，也容易得‘心脏病’；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从老百姓有了这两个病后，我们的社会更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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