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签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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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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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李承鹏在不少地方的签售，因为各种原因被取消了。



签售活动取消，最大的受损者，表面上看是书店，因为少了大一笔直接的销售收入，但是实际上，我会觉得是出版社，因为按照行规，书店拿出版社的书，和网站不一样，年底结款，卖不完可以退货，这也就是出版社，为何愿意低价卖给网站，因为对方愿意一笔结清，当然这对书店来说不是好消息。



对于作者来说，特别是有点名气了，签售活动对自己没有太直接的影响。同样按照行规，作者和出版社签约的时候，会有一个起印数，名气越大，起印数可能越高，这个时候，出版社就需要决定，是否承担这种风险，因为版税，是需要根据起印数，不管卖不卖的动，都要支付给作者的。



当然，签售对作者来说，也是有间接好处的，比如签售活动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增加知名度，从而带来新的读者，可以加速再版。不过有些作者，连签售都要收费的，我不太明白，加上接待费，出版社要卖多少本书才能把成本赚回来。



我的第一次签售是在2002年，那时关于阿富汗采访的书经过了一年多的审查之后，终于出版了，只是人们已经快忘记我这个所谓的“战地记者”，第一场的签售，现在回想，场面应该算是冷清。我还记得03年，当我从伊拉克采访归来，在北京采访非典的一个多月里面，完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在同一家书城，同一个经理，看着排队的人龙，很真诚的对我说：“你真的红了”。听完之后我还有点茫然，因为我以为，我不是已经“红“了吗？



不过我一直不喜欢签售，所以最近这两年，新书出版，和出版社商讨，不如做讲座，和读者有点交流，顺带签点书，也算是相互退让一步。很感激出版社的体谅，毕竟少了宣传活动，出版社销售压力会增加，而且在书店举行活动，也能增加书店对书的信心。



签售活动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读者会问非常敏感的问题，还会遇到上访的，有一次在东北某城市，讲着讲着，听到后面一阵骚动，结束之后才知道，几个访民被便衣带走了。我当然很好奇，他们还没有开口，怎么就知道是上访的呢？



倒是到现在为止，没有遇到公开批评，更不要说责骂我的读者，当然，网络上很多，实名的，匿名的。只有一次，觉得气氛特别紧张，是去一家网站采访，结束后被邀请和他们的一些年轻编辑聊聊天，用我的同事的话来形容，那气氛，已经不是咄咄逼人了，而是羊入虎口的感觉。于是从头到尾，同事们紧张的站在外围围观。而我当时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发火，忍住，忍住，和故意找茬的人辩论，不值得。



李承鹏在成都，只允许签售，不能交流，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临时要更换地点，到不觉得是在释放怎样的信号，或者是否上了黑名单，这完全是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做事手松手紧的有关。现在看来，成都还算手松，书还能卖，还能签，符合不谈政治，只做生意的原则。



至于在北京和深圳的签售，透过很多人的微博直播，觉得实在热闹，颇有竞选路演的架势，相信如果大眼再准备选人大代表，如果可以公开竞选的话，一定可以高票当选。



那么多人赶过来排队，是用行动表达支持，对之前他的被禁言表示不满。至于来踩场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有

人敢于表达少数人的声音了。我的意思是，排队来买书的，支持者肯定占了大多数，这个时候敢于站出来，也是需要点勇气的。就像我一直觉得，我去大学演讲，台下不以为然的学生肯定有，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只是，有些人没有学会如何表达。扔菜刀，扇耳光，这和表达以及言论自由无关。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不管出发点多么的正义，只显出一个人的暴虐。静下心来回想了一下，小时候，不管是课本还是电影，只要是为了社会除奸除害，消灭对方的身体，总是被描述的正义凌然。好吧，如果那个时候因为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那现在呢，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还是敌人吗？



可惜，很多人不会这样想，也听不进。区别在于，有的人这样想，但是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毕竟还顾忌法律。但是有些人，就好像那个西安砸伤车主的年轻人，在正义的理由之下，法律都看不见了，或者应该说，根本不知道还有法律，如果社会上这样的人多了，那又会怎样？



其实我并不在乎一个人是不是毛粉，还是带路党，是五毛还是五美分，也不在乎别人怎样称呼我，现在，你不站队，也无法阻止别人觉得你归了哪一方，然后开始针对。我只在乎，当一个人受到伤害，比如身体上遭遇的暴力，或者是蓄意诽谤，有没有法律可以保护？违法的人是不是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法律如果不管，我担心，暴虐之气和下三滥的手段会横行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