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安：袁厉害：能否质疑，该如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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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逆潮流而动都需要付出代价，这次撞到枪口上的是《人物》。这个刚刚改版不久的杂志刊发了一篇质疑袁厉害的文章，遭到不少媒介同行的围攻。这篇文章我仔细看过，不能说没问题。证据的采用，信息源的比对，都有可批评之处，许多批评在业务范围内也都成立。但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把此前《南方周末》做的报道拿出来，用此标准衡量，同样未必经得起检验。为什么，后者大家都没觉得需要苛责，但前者却必须用放大镜来审视？

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篇报道冒犯了许多人对袁厉害的道德定位。《南方周末》此前报道的标题是“那么多的爱，那么少的钱”，差不多概括了众多媒体，也包括大多数读者对袁厉害的评判。这个过去二十年来收养了100多名弃婴的乡村妇女，承担了本该政府承担的责任。质疑她，的确需要勇气。

但是，我依然认为，当下的袁厉害是可以质疑的。

要知道，这一次袁厉害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因为7个孩子的死。不管怎么说，袁厉害作为收养人，都负有监护责任。只是，媒体的报道不约而同都把焦点对准了政府，袁厉害成为了在政府未尽责任之下勉力支撑的弱者，对她的质疑，显得有些不厚道。

在袁厉害事件中，我关心下面这个问题：在现有的环境下，怎样的收养对这些孩子们最好？或者说，孩子被烧死的悲剧，可以避免吗？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询问被袁收养的孩子，没有多少价值。因为这些孩子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很难建立比较标准。即便他们的境遇再差，也会把袁当做再生父母，救命恩人。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是。尽管媒体在更早就有披露，在袁厉害收养的孩子里，有十几个夭折病亡，这些死亡的孩子都被草草处理，没有人关心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因为如果袁厉害当年不把这些孩子捡到家里，可能这些残缺的生命连统计病亡率的机会都没有。正如谢作诗说得好：“不能更好，就是最好。”早年间，政府对遗弃孩子的救助，的确未尽其责。当袁厉害带着残疾的孩子找到政府的福利院，却被拒之门外之。对于这些孩子来讲，被袁厉害收养，已经是“不能更好”的状态。即便袁厉害并没有收养这么多孩子的能力，即便她收养的孩子里有十几个早夭，即便他们在外人员中也许仅仅只是活着，我们也不能苛责袁。因为她一直在做政府和其他人没做的事情。没有袁的收养，这些孩子的境遇只能更差。

问题是，这几年形势逐渐变了。早在几年前，政府部门就有心将袁厉害收养的孩子归入福利院，这些孩子其实可以被选择，是在政府的福利院还是袁厉害的家里，但袁厉害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袁厉害的收养不再是没有比较和竞争的单一模式。分析这一问题的方法和视角，也该随之调整。

当然，我并不认为政府想撒手时就做甩手掌柜，想接手时袁厉害就得无条件把孩子交给政府。即便政府有心承担义务，也不该彻底禁止民间的善举。更何况，袁本人和孩子之间已经有多年的感情。

但我认为，当政府提供竞争抚养模式的情况下，袁厉害的行为责任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袁此前的行为近乎属于可以免责的行为，但现在，她必须努力证明，她收养的孩子，至少不会比政府收养的境遇更差。因为环境的变换，对她的要求提高了。她必须让她的收养，看起来越来越像一家正规的福利院，如果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人们也有权问：您现在是否还适合领养这么多孩子？为此，她也应该接受一定的第三方监管。监管方，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来自捐款人或者其他民间组织。

从这个角度讲，面对7个孩子的死，袁应该面对质疑，也必须面对质疑。

可是，无论袁厉害本人，还是媒体，还都没有适应这一变化。袁觉得自己过去的二十年含辛茹苦，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质疑的对象。而媒体此前的报道，也多数用袁过去的不易，来忽略她现在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还在努力塑造一个道德楷模。因此，我认为《人物》杂志的报道，至少弥补了同行的不足。

但是，《人物》杂志的文章，质疑的方向也多少有些跑偏。袁厉害本人究竟有多少套房子，只有在特殊的证据链上价值才会凸显。也就是说，袁厉害是否只是把孩子当做招牌，而为自己谋利。如果真是如此，袁就成了在街上用残疾孩子来乞讨的那些人，当然需要谴责。但是，这个指控证据链相当漫长，《人物》杂志远没有穷尽疑点。如果袁厉害利用慈善的招牌捎带做点生意，这属于一般的人情世故。我们不能指望做好事的人完全没有私念，在某种程度上，无私才是最大的自私。

真实的质疑也许是，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这些身世悲惨的孩子，能否因为袁厉害的某种选择，可以过得稍微好一点点？如果，仅仅是如果，当年这些孩子的救命恩人，逐渐变成了妨碍他们境遇变得更好的障碍，我们该怎么办？

谁来接力调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