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有最终赢家的内战-读《湘军崛起》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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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最终赢家的内战
十年砍柴 @ 2009-6-29 8:13 评论(0)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读谭伯牛《湘军崛起》

自晚清咸同以来一个半世纪，湘军是一个说滥了的话题。然说滥了的话题亦可常说常新。

谭伯牛的《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出版时，我曾写过一篇书评《湘军，耕读文化的最后守护者》。五年过去了，伯牛又有了新著《湘军崛起-----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面世。阅读完毕后，我觉得伯牛和我，对湘军乃至晚清史的看法，较之以前更为复杂和全面，至少我现在不会说湘军“守护某某文化”这种溢美之词。湘军的士兵和底层军官，和太平天国的士兵一样，多是普通的农家子弟，他们当兵吃粮，没有更多道义上的追求，无非首先是为了谋生，然后再希望发财升官。这和湘军后裔今日南下打工、做买卖没什么本质区别。而曾、左、彭、胡等湘军大佬，他们是绵延千年的科举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既得利益者”也无不可。他们打出“卫道”的大旗，来迎战毁孔庙、崇耶教的太平军，他们当然有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自觉，但若将他们名之为“耕读文化的最后守护者 ”，亦有大而无当之嫌。

用通俗的价值观评价，最后是湘军打赢了太平军，前者破城受赏，后者城破人亡。以卫孔孟之教为名，来解君父之忧的曾、左等湘军大佬，建立了郭子仪、李光弼那样的功业，他们的人生是成功的。可是这场湘军打赢了的战争，也仅仅延续了清廷半个世纪的国祚，他们维护的道统，要保护的政权最终消亡了。难道湘军真正赢得了历史？

那是一场没有最终赢家的战争。诚如伯牛在书末所言：“湘军也好，太平军也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只是在一场残酷的内战中相遇了，作为后来人，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任何一方的胜利叫好。”

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争，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较量。太平军以“民族革命”争道义优势，而湘军则捍卫“孔孟之道”。看起来太平军棋高一招，但“民族革命” 这样的宏大题目，必须辅之以切实可行的“民权、民生”措施，才有生命力，而不至于沦为空洞口号。太平天国政治上采取比旧帝国还要过分的等级制，士兵臣民个人权利丝毫没有保障，至于民生一途，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更是不堪。且“民族革命”与以拜上帝教为国教有根本的冲突。而维护孔孟之教，在道义合法性上能超越满汉之畛域。而在具体战争过程中，造反的一方若不能速战速胜，旧政权经受起前两波冲击，惊魂过后，那么危机将激发旧政权的行政效能，就可能攻守之势易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湘军和太平军之间也是如此。一旦给帝国的精英打造一支新军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就如伯牛书中所说：“作为读书人，他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有机会去接触、运用国家资源来为军队筹饷。”战争持久下去，湘军有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胜利是迟早的事情。

太平军空有“民族革命”口号，实则政治理念陈腐不堪，战败不值得惊奇和惋惜。而湘军胜利后，大佬们看到了帝国的种种不足，从而催生了洋务运动。但清廷革新之路没有超越技术层面，到政治层面就卡壳了。满清部族专权的帝国制度难以有根本的改变，曾国藩既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去革清廷的命，又不能促使清廷进行政治改革，在旧制度的藩篱内做忠臣孝子是他合乎逻辑的选择，他的弟子李鸿章也是如此。同光大佬最后一位代表张之洞尽管早就洞悉“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深知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宣统元年（1909）病榻上的他苦谏帝国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不能鲁莽从事，要重视民意，“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颟顸的载沣对之曰：“有兵在。”政治改革的大门被彻底关闭，帝国统治者只能坐视广州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这类暴力事件此起彼伏，直至宣统逊位。

从历史最后的发展路径来看，太平天国固然败了，但湘军也没赢。因为曾、左等人的胜利除了为湘军集团的人挣来富贵外，没能使他们所效忠的帝国有根本的改变，帝国延续五十年寿命后，仍然难免于鱼烂肉腐的结局。

因此，1905年8月20日日本东京的一幕就很有意思，让人感慨世事之难料，历史之诡吊。这一天，以两广人士在主体的兴中会、以湖湘人士为主体的华兴会合并，成立了旨在推翻满清的同盟会，广东人孙文和湖南人黄兴居同盟会的首席和次席。太平军起于两广，骨干是两广老兄弟，孙文的老家香山，民间褒扬洪杨事业很正常，所以青年孙文以效法洪秀全自居。而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湖湘子弟，少年时听得最多的传奇故事恐怕是湘军前辈的伟业。后投身革命，理性上他们无法肯定湘军的功勋，但从血缘、地缘上而言，他们不可能像孙文等兴中会的人那样恨湘军。但这种差异并不能阻挡太平天国的后裔与湘军的后裔携手，一起推翻清廷。洪秀全和曾国藩若地下有灵，不知会做何感想。

今天看来，太平军要消灭“清妖”的民族革命口号和湘军捍卫孔孟之道的大旗，已完全成为历史符号了，因为现实中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意识形态的争端终将湮灭在历史之中，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的是最朴素的人性和最基本的价值观。所以，我认为伯牛在书中最后讲了个故事大有深意：一位邵阳籍申姓湘军士兵，破南京后将一位黄淑华的民女作为战利品掳走，并杀死她的父母兄弟。黄氏随申某走到邵阳老家邻县湘乡某地，夜宿旅店，黄素华殷勤劝酒，将申某和其一位战友毒死，留下遗书后上吊。当地人感其刚烈，将其载入《湘乡志》的《烈女传》，另一位湘军元老李元度还写诗赞扬黄姓女子。要知道，湘乡、邵阳是湘军的老巢，两位被毒死的湘军士兵可是不折不扣的“自己人”。但是“自己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烈女黄氏所为，符合天理。这时候，湘乡、邵阳两地士民超越了地缘情感，完全站在“天理 ”的一边。就如邓玉娇刺死邓贵大一样，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异口同声声援邓玉娇。这说明，人世间有利益冲突、观念差异，但绝大多数人在基本价值观上，能取得一致。由此，再来看湘军和太平天国的战争，我看到的只能是普通人之间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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