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民族品牌比民族债权人更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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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属“爱国青年教育系列”之一，没啥技术含量，非爱国青年就不必费神了。）

民族品牌比民族债权人更无辜？
辉格
2009年7月3日

据近日传出的消息，雀巢可能接手陷入困境的太子奶集团，这家企业由于盲目扩张和过度借贷，在去年遭受三聚氰胺事件打击之后，资金链断裂，一度处于停产状态，后被当地政府以租赁方式接管；如果与雀巢的交易能够达成，不仅株洲地方政府将从这个烂摊子脱身，三家外资投行股东得以全身而退，各家贷款银行和众多被拖欠了大量货款和集资款的经销商和供应商，也有望收回眼看着就要打水漂的欠款，而地方政府也保住了一个重要税源和数千就业机会，可谓皆大欢喜；唯一不满意的当事者，是当初放手豪赌，至今不甘认输的大股东李途纯，他表示坚决抵制雀巢收购，并理直气壮的扛出了保护民族品牌这面大旗；他的主张，得到了“品牌专家”王永的支持和同声响应，也被报道该事件的一些媒体所赞同。

李途纯声称雀巢对太子奶早有图谋，并暗示三家投行与雀巢配合作局，而实际上从事情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三家投行压根没有预料到也不想要现在的结果，这笔投资对于他们是一次巨大的失败，甚至可以说辱没了其专业声誉；在融资协议的对赌条款（VAM）中，规定了30%的业绩增长线，低于该线投行可获得控股权；这意味着投行尽管对李途纯的业绩保证有疑虑，但至少认为控股权是有价值的；而事实上，他们在VAM被触发、受让李的全部股权、并接管企业后，才发现他们得到的是个烂摊子，弃之唯恐不及，于是，在株洲政府决定介入救助之后，投行立刻将刚刚获得的股权重新还给李途纯；如果他们是与雀巢配合作局，当时直接卖给雀巢岂不省事？

近年来，经济民族主义这面大旗，已俨然成为一贴就灵的万能膏药，从娃哈哈-达能纠纷、凯雷并购徐工案，到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屡试不爽，成了国内企业和商人争取自身利益的杀手锏；可是我们只要稍许冷静想一想便会发现，把民族主义引入具体的经营和交易活动中，会引出何等可笑的结果；企业的每一项经营、借贷和股权变动行为，所影响的不仅是企业本身的利益，也影响着他的大小股东、雇员、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和保险承保人的利益，这些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你将国内企业及其本国籍大股东的利益视为民族利益，那么其他本国相关者的利益何尝不是民族利益？

几代爱国青年，都曾为传说中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愤怒，正如美国民权运动者曾为餐馆门口“本店不为有色人种服务”的告示而切齿；他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以民族利益为借口的贸易保护政策，其实给消费者带去的是相同的效果；区别在于，在个人种族歧视案例中，歧视者凭借私人财产权和个人选择权拒绝为某些民族的人提供服务，而贸易保护则是凭借政府权力，阻止本民族消费者享用其他民族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问题是，保护民族品牌这一理由，可否被用来限制民族消费者的选择机会、甚至任由他们遭受本民族厂商的商品侵权？

类似的，为了保护民族企业，可否听任民族银行承担额外风险？听任民族工人接受较低工资和更恶劣的劳动条件？听任民族经销商和民族供应商被拖欠更多货款？听任民族股民接受更多虚假信息和内幕交易？或许有人会设计一个公式，像环保专家计算碳足迹那样计算各项经济行为的“民族利益含量”，然而哈耶克在六十多年前便已指出，诸如此类的计算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由庞大而复杂的合作与交易网络所构成的经济系统中，在一个商品、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流动的开放市场中，你注定无法辨别一项具体的经济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增进或损害了民族利益。

市场经济的好处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秩序，在此之下，人们不必就集体利益和价值观达成一致看法，便可经由和平的合作和交易而谋求各自认为值得谋求的利益；或许你认为你正在为增进民族、地方、团体或国家利益而努力，但那也仅是以你的方式追求你所认定的集体利益，别人或许不同意你的认定，或许不赞成你的方法，或许更看重其他价值，在市场秩序下，人们大可各求所需，相安无事，但如果你借民族利益之名要求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迎合你的诉求，进而借民族口号所带来的正当性求诸政府权力来满足你的要求，那就越过了自愿和公正的界线，破坏市场秩序之时，将陷公众之民族热情于不义；珍视民族价值的人们，切不可受此蛊惑，用民族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一个民族赌徒的恣意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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