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民：转型中的中国更需要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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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中的中国更需要公民社会
                                         ——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社会（三）

              文/ 陈健民

　　公民社会的概念，过去几年在中国也开始热起来，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是这概念对应着当前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
　　公民社会着重人的自由和权利，正是对应着中国传统社会太过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的权利没有适当的尊重。改革开放之后，人的自由空间扩大了很多。西方有时候看不见，很多时候以为中国老百姓很苦，没有什么人权自由，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这样的。
　　当个人的权利和集体有冲突时，个人权利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呢？不一定。改革开放好像是释放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又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个人和政府是不是在法律上并列站着呢？不一定。所以就变成很多时候出现官员滥权、腐败等问题。过去十多年社会经常谈到维权，这跟公民社会对自由权利的信念是息息相关的。公民社会理念可为老百姓进行维权、监督政府提供一种精神支柱。
　　另外一点是参与。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以前的社会是相对整合的，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单位进行管理，因此单位变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把一些公共的问题处理掉。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单位制度渐渐就崩溃了，我们现处于“后单位时代。以前很多公共问题如卫生或治安会由单位来处理，现在没有单位了，就需要当地的居民、业主一块来合作处理公共的问题。公民社会强调要合作、要参与，正好对应着转型中的中国如何重新整合社会的问题。
　　第三，公民社会培育的公民性，如参与和宽容等，正好对应中国面对的价值混乱甚至失范的问题。譬如在做义工的过程里，人们学习将目光移离自我的世界去关注更广阔的问题。参加义工也可以学懂怎么处理公共生活的问题，如怎么处理矛盾的问题，如何文明地跟别人辩论，如何协商妥协。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民社会，人们可以建立一些新价值、新规范。
　　社会学家说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社会失去规范的状况，譬如说很多父母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好。其实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到工业社会，就会出现旧的文化、价值和规范在新的社会里不能使用的情况，家庭作为一个“社教化”孩子的地方，已没法满足公共道德教育的功能。在公共生活中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等，家庭伦理已不足以应付公共生活的
挑战。而公民社会包括行业组织、居民组织、业主组织等，提供一个场所，让该领域的成员透过互动慢慢发展一个规矩出来，通过这个过程，人参与当中，学懂在这个领域里怎么处理公共问题。简单来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来建构新的社会规范和教导我们新的公共道德。在西方或者香港，公民社会在这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公民社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沟通对话。德国社会学家哈贝玛斯批判现代生活太过受工具理性影响，就是说我们不谈目的，只谈手段，很多事情好像已经不用再问其价值，而只问怎么做最快、最有效。工具理性越来越厉害了，我们都谈效率，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很多其它东西。
　　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发展出一些大型的组织，如政府、医院、工厂的规模愈来愈大，为的是更有成本效益地生产和服务。但由于大组织有太多规章制度、严密的等级，人在其中，很多时候感觉到没有办法影响到整个组织，个人就像是大机器里的一个小螺丝。这样的情况下，人的自由、自主性和创造力就受到压抑了。企业是工具理性的领域，要赚钱，这是很清楚的目标，不用再问了，只需要说怎么赚得快和多就行了。
　　如果工具理性慢慢渗透到我们其它生活的领域，就很可怕了，譬如说家庭、学校都以工具理性为做事原则就很可怕了，就不讲人情味了。公民社会强调要对话、要沟通，有一些事情在公民社会里可能做的过程比较慢的，但却可发挥参与的精神。
　　公民社会有时候做事情会比较慢，但它对个人的尊重，强调平等对话、真诚沟通，和给予一般人贡献智慧、参与创新机会，使人人在政府和市场以外，活得像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单是一个工具。

陈健民，著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关注公民社会，同时也热心参与行动。

《@民间》在线：http://atminjian.ngo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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