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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BLOOMBERG 室
2009年12月1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疫情,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
远在1982年有专家已发现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
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
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
部门。这些重要举措,负责人民生死的父母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
,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200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
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蔓延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
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
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
病,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
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对艾滋病属于“保密”范
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
村,调查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
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
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1996 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
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
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
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
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
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
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
自1996 年秋,我开始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0万份,发往全国各地
。同时,我又编写了七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100多万册。
这些费用包刮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各项奖金,
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未接受过任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
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2000年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
座,包刮艾滋病知识。
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叫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
,不准许我出国领奖。
2003年,当局利用骗子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
2007 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
。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他们马上找我,要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
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
(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
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不忍心离开他们。
抱着这种态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还送我电器。其
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电脑和信件。
2007年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
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
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
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我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
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样的书。
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替他们说假话来骗人。
2009 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
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经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警方去堵
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保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
折腾了两天她没有找到我。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
我说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
月。
5 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
了。”于是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个多月后我又去了
四川,六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
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同时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书稿
发给出版社,否则我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啊,走啊。现在走投无路了!
官方悬赏500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他人赏50元)。他们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
2003年3月 14日,我和高燕宁教授,杜聪及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抓住。我往贫困疫
区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电脑被监控,外出
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无法进展。
6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
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他。我与谭
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
鉴,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
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
流的泪有时把枕头湿透。我已经80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异地。为了中国
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3~4年来,艾滋疫区出现的一些情况,结合本人的遭遇,我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严峻,血站
已转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
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
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能保住乌纱帽,总结他们用的五种
妙法:
1金钱收买,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物质诱惑,
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等。
3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赫、监控、软禁,甚至造谣毁谤等。
5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
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话了,有些“
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
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艾滋病防冶得力,现在局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
以吸毒传播,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
小集团的利益之目的,管他小民的死活。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
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想尽方法捂盖子,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吧
?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上的看法不同是学术上的争论,竟被官方看成异己人士。救助艾滋病病人
是一件好事,在物质上接济,精神上支持,为了他们更好地生存。
高耀洁2009年12月1日
開放出版社 对华援助协会首发
200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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