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将恶化中国收入分配

Cromwell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国进民退将恶化中国收入分配
受访者：黄亚生（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王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采访者：林涵（媒体人） 2010-01-07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大举推出复兴经济计划。这一系列计划无疑延续了长期以来的政
府主导模式，在此背景下，国有经济大举进占民间经济领域，这很可能强化了原有经济模式
的结构性矛盾。2009年底，中央经济会议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应如何判断过去中
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利弊，如何重新定位新阶段的刺激经济政策的坐标呢？笔者于2009年7月
至12月，在珠三角五个城市进行了系列经济调研，并与指导调研的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
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王珺教授进行了对话。现经两位教授同意，将采访记录刊登如下。


一、国进民退，缘起“四万亿”引发的流动性过剩

林涵：最近一段时间，各个领域都似乎出现了新一轮国进民退热潮。例如，在钢铁业方面，
连年亏损的山钢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在房地产业，中央企业大规模囤地，在山西，私营煤
矿被限时限价重新国有化。在舆论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又有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的热潮。
能否解读一下，这一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黄亚生：香港有两个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他们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把国有企业的利息
调高到私营企业的水平，在这个简单的变动后，国有企业大部分的盈利都消失了。所以某种
意义上讲，这说明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来自政策性的贷款补贴，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就成
为不得了的大优势，因为大家缺钱的时候，流动性强的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出现“地王
”，出现兼并，这是国有企业本来就有的政策优势，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现金为王，
这种优势不断加大。在危机中都是这样的，你有现金，有流动性就是国王，所以现在的扩张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而且1998年到2008年的游戏规则被打破了，当时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
行业退出，这个规则本来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现在国有企业要加入竞争性行业，这是金融危
机给他们巨大的扩充业务的机会。

王珺：过去在国有企业进行绩效改革时，我将国有企业称为“边际企业”，因为一调整最先
亏损的是它，最后复苏的也是它，但是在2007、2008年的经济调整中，最先受影响的是民营
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多在竞争性行业，可能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受到银行影响比较大。
特别像汇率的提高，对沿海地区多从事出口的民营企业就影响大，2008年，汇率升值17%，
原材料上涨，利率调整，政府的限制，民营企业都是先受到调整的。反过来，2008年下半年
的时候，国家推出“四万亿”复苏经济，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得到大量资源。这一次金融
危机，中国为什么在全球率先复苏，基本形成共识的是，一是中国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机制
，地方政府追求增长，而且有资源，这样强大的增长动机，全球任何国家都没有；第二，那
就是中国有占比重相当大的国有企业，在关键时候，哪怕亏损也好也必须发挥作用，那就是
要出钱保证就业和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是政府任命的，肯定要听政府指令。但这并
不一定产生对资金的需求，拿了钱以后自己未必要用，有相当一部分就通过汇票流入股票和
房地产市场或投资领域。在中国，企业绩效不好，产业绩效不好，凭什么股票从1200点到3
000多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宽松，流动性过剩。


林涵：国家将资源投入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却将资金投入股市，这是否说明国有企业并没
有将资源用在点子上？

王珺：去年4月后政府发现，经济复苏政策忽略了一个问题，政府给钱，让企业发展，都是
供给方面的，而需求到底是否支持被忽略了。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就推出了10大产业振兴计
划。现在一方面有钱，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我产生需求，令国有企业将资金用于本身的生产
建设，实际上的作用在这里。但仍然有人认为，十大产业发展，都是供给方的，需求到底是
否支持，有多大需求能力，怎么创造需求，仍然成问题。

林涵：目前，有人将“四万亿”理解为经济危机这一特殊时期的刺激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和
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刺激经济政策是否有可比性？

黄亚生：我们的做法和凯恩斯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罗斯福新政完全不一样，凯恩斯完全没有
否认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只是为了把失灵的市场调整到正常水平。而我们的做法，国有企业
是在代替私营企业。凯恩斯主义主张在宏观层面调整，但我们做的是微观层面，国有企业运
用资本优势去并购私营企业，这是微观的措施，不是宏观的措施。

现在的经济增长80%靠投资，这当然是不能持续的，一旦投资热潮过去，业务能力，对效率
的追求，这些私营企业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国有企业是不会具备这样的优势的。因此，国
进民退肯定是会出现反弹的。最受影响的是就业，因为目前的国有企业扩张，虽然投资暂时
会拉动就业，但例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吸纳就业的方式是否可以持续呢？罗斯福当年就明确
认识到这种“挖沟填沟”式措施的临时性。

林涵：正如您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左派》中提到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善
收入分配以刺激消费需求。我想知道，国进民退对收入分配领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黄亚生：国进民退这个过程将恶化收入分配，因为投资项目带动的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
钢铁、铝厂、水泥、建筑材料，所需要的工人是少量的，如果广大民工的收入没有增加，肯
定会恶化收入分配。

首先受冲击的是就业。私营企业获得这么少的资源，但创造大部分就业机会，虽然国有企业
暂时可以通过大规模“铁公基”项目拉动就业，但中国的基建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几年了，
就是今后完成了公路和铁路的建设，那工人怎么办？国有企业对内需的作用，都是在投资方
面，在这方面比私营企业还要大，但在消费方面是很弱的。

而且消费必须靠最终消费，所以中国现在这样做，唯一只能希望美国重新启动消费，但美国
失业率超过10%，私人储蓄已经从负到零现在已经到正了。

最近美国又向中国施压，而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内部需求不足。实际上现在人民币的
汇率在补贴美国的消费。在美国政治年，以及欧洲共同体内部问题的作用下，贸易保护主义
逐步加强，中国的外贸会遇到很多问题，国外最终消费不可能恢复。

二、新国进民退的危害：加剧产能危机，损害交易信用

林涵：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粮收购蒙牛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喝彩的声音，觉得蒙
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是个没有道德的企业，中粮作为国企收购蒙牛，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另
外还有山西的黑煤窑，频繁发生矿难被国有企业收购，有些舆论认为这是对私产的侵犯，但
另一些舆论认为这是有合理性的。


黄亚生：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的变化变成意识形态的变化，这是中国在为过去20多年的发
展付出代价。过去私有企业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必须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段，腐败、变通、
交税方面做手脚，他们养成习惯。而且我也听到某一些企业家讲，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
显得更有道德，有供应商反应，国有企业是说话算数的。某种情况下，国有企业都是大企业
，大企业总是比较规范守信，因为做这些“小文章”省不了几个钱。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时期
，有很好的商业形象。

林涵：现在一些国有企业是采取政府定价，向私营企业收购的方式，例如山西的煤炭，还有
有色金属等，这一轮所谓国进民退，会不会有资本性手段的新特征？

王珺：我觉得政府定价，如果是在协商的基础上，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如果是强制收购，
总是一种剥夺，这和西方理论里产权不清晰，政府没收财产是一样的，至于强制过程中，打
什么样的牌子，都导致私人利益受损失。

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是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均衡，政府或者国有经济是一个利益团体，私人企
业也是利益团体。利益团体之间之所以能交易，是因为两者之间能形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
格，即均衡价格。如果政府定价是强制的，老百姓受到的不仅仅是直接的利益损失，更重要
的是对交易信心的打击和破坏。这样就鼓励民间资本更多的短期行为。至于采用资本性手段
的问题，正如之前提到的，因为国有经济在“四万亿”中拿到的资金比民营企业多，在能源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并购，都是国有企业的强项。

三、国进民退的深层机理：改革不彻底、代理人控制

林涵：现在“国进民退”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词，那么，之前是否存在“民进国退”？在
“抓大放小”时期，国有企业似乎是从国家的责任领域和公共技术平台领域撤退，甩掉包袱
和责任，去进占资源和垄断权力的领域。应如何评价“抓大放小”？

王珺：从中国的特殊的背景看，我假定社会有100个行业，在1997年以前国有企业是全部都
占了，覆盖全社会的，到十五大以后，提出收缩战线，把资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所谓收缩
战线，是官不与民争利，撤出竞争性行业。所以要从其中比如说从70个行业退出来，但剩下
那30个行业，国家还看不准，因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部门，例如造币、国防，以及资
源等战略部门，当时十五大界定暂时不放。但当时的逻辑非常清楚，根据国际经验，倘若走
下去发现通过国家购买民营经济的产品，提供给全社会效果更好的话，还是要放的，但到了
后来就没有推进，这个事情就留了个尾巴。

问题是国有企业一旦进行商业化以后，虽然是国字头，国有股份，承担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
功能，承担公共产品公共战略等等，但改制以后它仍然是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什么行业
有钱赚，就进入什么行业。那么从2001年以后，什么行业盈利？就是资源型行业，这个行业
国有企业一直把持着，而且比例越来越高。

林涵：值得关注的是，国外一些大企业例如丰田等三大汽车厂，在做大之后往往都会带动一
批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什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只能有你“进”我“退”，而无法形成共同
进退的共生机制？


王珺：我们正在做一个文章，讲企业所有权和集群的联系，在讨论的时候我提出这样的观点
，企业所有权包含代理人控制的企业和出资人控制的企业，代理人控制企业偏重自制，例如
有100个环节，代理人决策往往把70个环节放在企业内生产，这样规模就比较大，这样对代
理人是有好处的，因为定价中交易多，代理人的机会多，而出资人更多采用外购的形式。国
有企业是典型的代理人控制企业，民营经济是典型的出资人控制企业。我们做了实证的研究
，以纺织业为主，发现在国有企业周围，是没有聚集的。这一轮民营经济增长非常快，但都
是在民营经济之间集聚。

这和90年代普拉哈拉德讲的核心能力完全不同。核心能力的理论是，只做产业链里最有优势
的部分，但我们从90年代到现在，都强调从一根线到一块布我们全部都做完了，我觉得这种
模式并没有理解世界发展趋势和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四、放开准入，扶持民资，突破“国”“民”二元结构

林涵：我们之前在讨论产业升级的时候，谈到存在一个死结，最有动机进行产业升级的竞争
性行业的民营企业，由于竞争不断恶化而没有升级的能力，而有能力升级的外资、国有企业
则坐收垄断利润，这一情况应如何解决？

黄亚生：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是享有特权的。如果把竞争环境改变以后，用一视同仁的银行
金融体制，即使是国有企业有扩张的冲动，也是正常的。在一视同仁的制度下，如果国有企
业是垄断的话，那也应该是国家管理的，垄断企业的分红如果跑到政府手里，应该用于减税
，补贴穷人，或者分红后直接打入医疗保险基金，但现在整个方向是相反的。因此现在不是
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国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投资，收购私营企业，甚至
海外扩张，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帝国。

王珺：要打破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淡化所有制的歧视和优待，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平台竞争，
另一方面恐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资本市场，金融制度的改革，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要
知道，在西方之所以会出现股份制，也是因为大项目一个经济主体吃不下。在任何国家，中
小民营经济都存在生存边缘化的问题，对这些中小企业，要给一些优惠政策，例如政策性银
行，小额贷款公司，也需要产学研平台，比如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心，台湾工研院，欧洲的生
产创新中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