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为颠覆而颠覆的报道之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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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颠覆而颠覆的报道之谬
(刊于本期《南都周刊》)

廖伟棠

近来网上流行一个名称为“理中客”，意为自诩“理性中立客观”者，实则选择性失明，放大事件中的次要细节以求翻案，与史学上的“否定主义”或“修正史观”相似，唯理中客的“修正”未必是为了公理或私利，往往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已。近日引起轩然大波的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对维权母亲唐慧的“颠覆性调查报道”，善意地理解，就是一个高级理中客的行为。
这个“颠覆性调查报道”，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唐慧之赢意味着法治之输，直接诉求是质疑“乐乐被强迫卖淫案”量刑过重，是施法慑于唐慧的纠缠与舆论压力所做出的决定。
那我们就从此案量刑说起：我反对死刑，但我支持死刑之外的从重判决。重判有其合理性，因为在海内外类似案件中法官倾向重判有一个不成文的重要理由：震慑犯罪、警吓同类事件的作用。乐乐案的重判，有其积极意义：给那些绑架、强迫、操纵幼女卖淫的人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无论这是否永州中级法院的初衷。
永州此事的黑暗是中国某种黑暗的缩影，大家对组织卖淫、强迫卖淫甚至强迫幼女卖淫已经司空见惯，所以才有一开始的出警不力、拖延立案等存在，才逼得唐慧挺而走险，使用“缠访”、“闹访”等制造舆论的手段，来达到一个本应依法就能达到的目的。
乐乐事实上就是作为幼女被强奸一百余次，南周“颠覆文”力图淡化这个事实，报道通篇在默认“嫖宿幼女罪”成立这一荒诞前提下进行推导。“嫖宿幼女罪”的成立饱受质疑，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嫖宿幼女”只有“强奸幼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另据刑法358条，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强迫多人卖淫或者多次强迫他人卖淫的；强奸后迫使卖淫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一点，是不以嫖客和理中客的开脱为转移的。这才是乐乐案的重点，无论是反复暗示受害人并非被迫还是强调监护人失责，都无法转移。
秦星经营的“休闲屋” 根本就是淫业，而且从其长期经营、甚至案发后仍能有十多天不被立案得以解散“小姐”、涉案人员潜逃看来，不是没有被包庇经营的可能性。乐乐的笔录证明，曾经有两名警察来休闲屋和她“发生性关系”，实际上就是强奸（亦有接受休闲屋性贿赂的嫌疑）。这个经历会导致乐乐在后来的解救过程中对警察没有信任感，也加强了唐慧本来就对“公家”的不信任。
涉嫌强奸幼女罪的永州无数嫖客，最终只有数名被处以拘留数天的行政处罚。这也是唐慧感到不公的一个原因。而“息事宁人”不让此案牵涉面扩大，可能是永州公家急欲结案，一再“屈服”于唐慧要求的原因。
“案发后，家长获悉“乐乐”被迫卖淫，均是送至国土宾馆、零陵宾馆、美伦宾馆，均属永州市高档酒店，上述地点均有摄像资料和住房登记，申请人当时即恳请侦查，侦查人员拒不调查，导致上百名强奸“乐乐”的犯罪分子未被追究。” —— 2012年8 月6 日，甘元春律师《唐慧行政复议申请书》记载。 这是又一个被媒体选择性遗忘的重要细节。
南周文章巧用汉语强调的是另一些细节。比如涉及最重要的“乐乐是否被迫”之处为甚。警方承办人“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接到乐乐家人电话去休闲屋“解救”乐乐时，发现乐乐不愿走，最后唐慧将她拖走。”南周原文中“解救”被加引号，证明记者不认为乐乐需要解救，因为他已经倾向认为乐乐不是被强迫卖淫的。乐乐不愿走，很可能是受到威逼，以常识推断，没有一个未成年人从心理生理上能忍受三个月一百多次接客行为，此后乐乐心理上害怕结交男性朋友、生理上生育功能受影响，就是证明。
至于说为什么乐乐的陈述中被“强迫”的描述增多、程度加重？性犯罪受害人从恐慌甚至“斯德哥尔摩症”中复原到正常状态，从不愿意回忆到明晰讲述受害细节，都有这样一个过程，这并不构成南周记者质疑侦查受压的证据。如此等等，只显出了南周该专题的先入为主，在“颠覆”理念指导下罗致证据的牵强。
巧言令色，鲜矣仁。我们难以求仁，但求传媒客观。追求报道一鸣惊人，“冒风险”和“独立性”变成了记者自我满足的光环，为了自己的报道匠心独具而不惜深文周纳，为颠覆而颠覆，而忽略了乐乐和唐慧案的真正意义。我由始至终都认为，乐乐案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存在的强迫幼女卖淫罪行浮出水面，唐慧案的意义在于揭示截访机制的无能混乱和劳教上访人员的无理，希望关注这对有象征意义的母女命运的人毋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