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偷看信件是上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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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看信件是上瘾的
—— “间谍门”第二季与美国情报简史
赵楚 昨天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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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总部，NSA公布的网络图片）

Gentlemen do not read each other's mail。——Henry Lewis Stimson，1929

“不要被逮住”

1960年5月1日，以土耳其因契尔利克空军基地为驻地的美国高空侦察中队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1929-1977）出发执行任务，这是鲍尔斯最倒霉的一次飞行。他驾驶当时性能最先进的U2侦察机从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机场起飞，按计划横穿苏联，执行照相和雷达信号搜集任务，结果在苏联境内被导弹打击，跳伞被俘。

（飞行中的U2侦察机。网络图片）

（穿戴好特制抗荷飞行服，准备进行飞行的弗朗西斯·鲍尔斯。网络图片）

这件事在情报史上很突出，因为，第一，这意味着美国借助先进航空科技进行的飞跃敌方侦察活动已经到了转折点，苏联为代表的敌手已经具备导引跟踪和摧毁十万英尺（3万米左右）超音速目标的导弹系统，当时美苏科技都已进入卫星时代，也就是说，更高和更复杂的航天侦察时代即将来临了；第二这是情报史上第一次美国人在欧洲伙伴和全球面前展示美国进攻性的高级情报战术与成就，可以说这是美国成为情报大国的成人礼，后来者终于登堂入室，这给欧洲及全球情报界的震撼是不言自明的；第三，对于美国总统、国务院和CIA等政府部门来说，这也是第一次品尝到情报大国的负面政治果实：在全球聚光灯处理因情报业务失败而带来的外交和政治困境。这在今天，面对斯诺登造成的间谍门的奥巴马总统，肯定已经是司空见惯，可那时还是第一次。

在经历国际政治和媒体的双重暴风雨之后，鲍尔斯事件终以美苏间谍交换而落幕。1962年2月10日，在西德把波茨坦和西柏林分开的格林尼克桥上，鲍尔斯与苏联驻北美的间谍网负责人鲁道夫·阿贝尔上校（原名Vilyam "Willie" Genrikhovich Fisher，俄文： Вильям "Вилли" Генрихович Фишер，1903 –1971，Rudolf Ivanovich Abel为其从事间谍活动的化名）进行了交换，危机落幕。看过法国冷战电影《蛇》（Le Serpent，又名Night Flight from Moscow，1973）的朋友应该对桥上交换画面留有印象。总结这一令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因间谍活动而首出风头的危机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秘书詹姆士·哈格蒂（James Hagerty，1909-1981）曾有句名言：“Don’t get caught，不要被人家逮住。”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因为这基本上是数百年来欧洲那些情报大国一直默默奉行的金科玉律，也是国际情报界最高的潜规则。相比公众指责的各种道德缺失，被逮到实为最大的情报伦理失败。不好听，可这是现实主义的大实话。

如此，人们对正在上演的斯诺登间谍门第二季就容易理解了，一切欧美的博弈都是因为美国人这一次又被捕兽夹逮住了。斯诺登在莫斯科获得一年暂时居住权之后，为彻底摆脱困境，公开披露美国窃听和监控35国元首私人通讯一事，这一战术产生了预期效果，美国的欧洲盟友，特别是英法德这些主要盟友纷纷高调表示谴责，一副要跟奥巴马算账的姿态，这使间谍门第一季美国政府的成功公关化为泡影。目前危机还在发展，而且此时颇有信息时代全球情报政治的代表性，因此值得由此对美国情报业务的历史和事件内涵予以简略梳理。

“绅士互不偷窥信函”

据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研究，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跃居全球经济总量第一的位置（Paul Kennedy，1987），到一战前，美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足以影响和决战欧洲列强争霸的结果，至二战前，美国在基本战略物资和主要军工生产潜力方面，早已超越当时名义上的全球霸主英国。然而，在古老的情报业务方面，美国却是姗姗来迟的小学生。到二战烽火接近北美，美国依然处于既无统一的全国性秘密情报机构，也没有充分的人力和经费保障的状况，最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缺少全球秘密情报的实践，因为对于即将到来的全球秘密使命，严重缺乏经验，因而也不知道从何处开始。

（亨利·史汀生1929年担任国务卿时留影。网络图片）

美国缺少秘密情报传统，直接的原因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对联邦中央权力的普遍怀疑心理使一般美国人对秘密黑箱政治手段极度警惕，而孤立主义的全球战略也使得情报需求长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准。就政治文明而言，新教伦理熏陶下的美国主流社会及公众对于以非法手段秘密窃取他人情报本能地也持否定的观念，因为这在道德上与美国社会的一般伦理相违背。有一句名言很能代表战前美国对于秘密情报活动的态度。1929年，当美国下令解散专门破译密码情报的机构M8（也就是著名的美国黒室），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曾有名言：“Gentlemen do not read each other's mail，绅士互不偷窥信函”。这种种背后折射的是美国作为欣欣向荣的新大陆移民社会对老欧洲宫廷政治的厌恶，与那种暗夜斗篷和匕首的间谍形象相比，美国人更喜爱西部莽原上一人一马一条枪的好汉。

二战前美国的专业业务部门也有各自的分散情报业务部门，如财政部为缉私和反金融犯罪而设立的部门，海陆军及国务院曾拥有信号情报部门，即收集和监视有关信号情报，而陆军在一战中创立，后归国务院的M8因制定和破译密码更是名声大振，以所谓美国黒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著称，其创建者亚德利（Herbert Osborne Yardley ，1889 –1958）在黒室解散后还曾来中国，参与指导中国国民政府的秘密战业务。而反间谍业务则依法归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依《美国法典》第28条533款于1908年建立，简称FBI）办理。

简而言之，在战前美国，情报的搜集、分析和运用基本局限于财政部、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等分散部门，并没有统一的政策指导和协调，也谈不上一般专业情报与秘密情报的系统整理作业。除分散和不成熟之外，这些自扫门墙雪的情报部门对于秘密情报，即间谍和谍报（spy and Espionage）的运用更是门外汉，同时，由于谍报水准的低下，人才缺乏，系统不振，经费缺如，也间接地导致反情报和反间谍水准落后。这都与美国当时作为一个逐步拥有全球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地位不相称。美国现代秘密情报活动的起点如此之低，是其情报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英国人的好学生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发动对波兰的闪击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美国经营阶层开始感到全球情报的潜在巨大需求与美国能力的差距，当时他们把这种全球政治和军事情报及相关秘密活动称为“战略情报”，strategic information，这也是典型的美国式政治文化的产物，因为秘密情报这样的字眼在美国社会接受起来毕竟还是不那么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据可考的信史记载，1941年第一个向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 -1945，美国第32任总统，简称FDR）提出建立美国统一秘密情报机构建议的却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位英国人，威廉·斯蒂文森（William Stephenson1897-1989），后者当时任英国秘密情报局（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对外掩护名称为MI6，俗称军情五处）驻美的业务负责人。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马上授权后来大名鼎鼎的“野小子”多诺万（William Joseph

"Wild Bill" Donovan，1883-1959）按照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秘密行动部（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简称SOE，负责秘密颠覆、破坏和渗透等特种作战业务）的规模起草美国统一秘密情报机构的计划。

多诺万在美国有两个头衔，他既被人们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父”（Father of Central Intellegence），也被称为“美国特种部队之父”（Father of special Operations），因为正是他在1941年应总统之命提交了《关于建立战略情报局的备忘录》（Memorandum of Establishment of Service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7月11日任命他为由此建立的情报协调办公室负责人（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简称COI，战略情报局前身）。1942年6月13日，总统下令成立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其协会纪念网站地址为：http://www.osssociety.org），二战时的美国统一国家情报机构不仅管理和指挥全球秘密情报与谍报活动，也负责组建和培训敌后秘密战分队，这就是后来美军特种行动部队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与海军一道中国军方情报部门的合作，成立了大名鼎鼎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配合中美盟军对在华日军展开特种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首开中美秘密情报合作的先河。

（建议美国设立统一情报机构的英国人威廉·斯蒂文森，外号“小比尔”。这是他1942年的护照照片。Wikipedia photo）

（美国二战战略情报局主要创立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特种部队之父威廉·多诺万将军，外号“野小子”。Wikipedia photo）

英国积极推动美国参与对轴心国的秘密情报战争，是因为英国意识到美国与欧洲盟国的战略利益一致，而在轴心国的巨大进攻力量面前，只有美国的战略合作才能奠定胜利之机。英国不仅有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在欧陆和全球进行秘密情报业务的丰富经验，一战中和战后，英国作为全球秩序维护者，也建立了完善的秘密情报、反情报和秘密战体制，这些与美国人的热情干劲一结合，于是酝酿出后来美国秘密情报霸权的胚胎。

英国人对战略情报局的初期哺乳作用是很明显的，OSS最初几批特工是由大英帝国设立在加拿大的英国安全协调中心（British Security Coordination，简称BSC）一手执行。他们需要的短波无线电台等设备也由英国人提供。直到1942年后，珍珠港之后战略情报局规模急剧扩张，他们终于获得了高于分散的各种专业情报机构的地位，因而也获得了发展必须的经费和资源，那时美国本土的特供训练和设备生产才同步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很大发展。最后，到1945年战略情报局奉命结束业务解散时，其拥有的正式雇员高达13000人，其行动分支随盟军作战遍布全球主要地区，不仅涉及直接的军事情报业务，还涉足洽降、地区政治安排和经济战等领域，冷战时期常见的秘密战理念和行动模式都已崭露头角。

（战略情报局特工装备的个人武器，右下角是著名的只能发射一发子弹的“解放者”特制特工手枪。美国二战网站图片）

（战略情报局特工装备的带工兵铲的匕首，下图为战略情报局特有的识别肩章符号。美国二战网站图片）

无论从基本组织形态和任务分配，还是其建立的直接推动，以及各种渊源方面来说，都可以说英帝国是美国全球秘密情报战的直接教导者。这在近年好莱坞拍摄的有关中央情报局历史的影片中，如《合伙人》（The Company，2003）、《特务风云》（The Good Shepherd，2007）等，都有符合史实的反映。

在你死我活的大决战中，美国人终于挽起绅士的袖子，他们学会了偷看信函的游戏，并尝到了甜头。

冷战斗士和赢家

二战的在国际政治方面的主要后果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超级大国，这一结果使得美国永久告别了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政策。随着美国全球政治地位的变化，美国情报精英预见到未来情报业务的全球性和日常性需求，因此，早在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多诺万就像罗斯福总统建议成立一个全新、文职和集中的联邦对外情报机构，利用公开和秘密手段获取情报，向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所需的情报以及情报分析，他还建议新情报机构将具有秘密行动的手段，以便在海外推行美国政策和保护美国利益。

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简称CIA）正式成立于1947年，系根据杜鲁门总统签署的《1947国家安全法》（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设立。这一机构一方面是战时的战略情报局的直接继承者，另一方面也是根据美国战后国家政策需要而设立的新秘密情报机构，可以算美国版的MI6正式登场。

战略情报局在战争结束时解散，其主要力量被当时的国务院与战争部接管，前者接收了情报与研究部门，该部分被重新命名为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而战略情报局的精华秘密情报（Secret Intellegence,SI）和反情报分部（X-2）则为战争部接管。1946年，杜鲁门总统创建了中央情报组（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 ，CIG），这就是中情局的直接前身。

美国的情报力量和中情局代表的秘密情报部门在冷战期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政策优先地位。因为美苏冷战是核时代的全球两极对抗，而核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采用使得直接的对抗成为僵局，如此，则各种情报竞争和秘密战成为冷战的主要形态。换言之，对于中情局和美国情报界来说，冷战是不折不扣的“50年战争”，而他们则是一天和平也不享有的冷战士兵。

（中央情报局的徽标。CIA官方发布图片）

（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的主入口。Wikipedia photo）

贯穿全过程而言，美国及其冷战伙伴不仅在安全方面紧密合作，在经济方面也打造了新的全球化基础，这种安全和利益交织的局面使得秘密战的强度与广度都提高到超过二战的程度。标的是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支撑下的全球霸权，因此美苏都把主要伙伴之外的广大世界作为战场，从拉美丛林到非洲沙漠，凡有苏联人的身影，必有美国情报战士的身影：收买，颠覆，资助武装组织夺权，或从事更直接的代理人战争，无所不用其极。而在美国阵营的情报战领域，借助巨大的经济力量和综合国力，以及独一无二的国际政治地位，过去的欧洲启蒙老师和伙伴无疑都成了被保护者。据美国媒体估计，到2013年，中情局依然有超过21000名雇员，经费高达140亿美元。

至高无上的全球情报行动能力在冷战中使欧美的情报伙伴关系变成保护人与被保护者的关系，这一基本力量结构迄今未变。所以，对所谓西方世界来说，他们认为是美国打赢了冷战，但在美国来说，中情局及其他情报部门则毫不犹豫地宣称，是他们这些50年来奋战在情报战线的超级士兵替美国和盟友打赢了史无前例的冷战。

更为要害的是，中情局和美国其他秘密情报机构由于超级情报搜集和运用的能力，以及海外秘密战能力，他们不仅是美国政策的工具，其本身就是全球政治的隐秘玩家。正如在情报史上常见的那样，美国的情报机构也不例外，秘密的强大能力很自然地诱发了强烈的政治意愿，他们并不是创建者们所设想的单纯的专业机构。而美国社会普遍的道德化冲动和冷战意识形态熏陶又加倍促进了这种政治化的倾向。这是美国知识界，乃至欧洲公众对其抱有反感的主要原因。这也算本次斯诺登间谍门事件在欧洲引发如此高昂反美情绪的基本背景。

NSA：隐身的超级巨无霸

部分地由于其冷战期间秘密战的作为，部分地由于大众传媒的渲染，中情局无疑是长期世界关注的美国首要情报机构，然而，熟悉美国情报体制的人们应该知道，相比人所共知的中情局，正式成立于195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SecurityAgency，简称NSA）要更为隐秘，然而其能力、规模和经费都远超中情局。科技导向的该局才真正代表美国当代情报超级大国的实力。

（美国国家安全局拥有监控全球的卫星系统和监听站。网络图片）

国家安全局现在以超级情报机构著称，据称其经费超过CIA和FBI等其他情报机构总和，其雇员高达16万人。虽其编制设在国防部之下，实际上却是只对总统负责的超级情报机构。国安局的前身为陆军的信号情报安全部门，及海军和空军的信号情报部门，由于现代战争和社会生活强烈依赖各种电讯系统，因此，国安局作为专业的通讯情报监视机构，其作用是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及的。

国安局最基本的业务是运用侦察卫星和电信监控实现情报搜集，这在冷战期间就成了与苏东阵营进行保密与窃密战争的主要军团。国安局拥有侦察卫星和遍布全球的监听站，国安局不仅搜集军用的雷达、通讯等信号，他们也通过对民用通信系统的监视获得全方位的全球情报，有线电讯，无线电讯以及微波通讯，都在其监视之下，这在美国也曾引发不息的宪法权利争议，这也是其一贯采用低调行事的原因。

国安局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破译各国各种官方密码，由于其最早采用机器智能进行密码编制和破译工作，国安局是情报自动化的先驱。除了破译各国密码，他们还负责编制美国从核战到政府日常通讯的密码系统。简言之，美国国安局是信息化时代情报活动的典型代表，信息化时代的情报活动对象巨大，且军用和民用难以区分，如此海量的监控对象，不仅强度是空前的，其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些特点使传统情报搜集和分析手段已很难适应，因为必须采用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信息科技手段。

国安局在近10余年得到全面发展有两个时代性的原因。一个是信息科技的普及和美国在信息工业方面的科技领先地位。因特网的普及为国安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本次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 Project Prism，据美媒正式行动代号为US-984XN）则显示出，美国国安局已经掌握了全面监视因特网和基于因特网等数据传输网络的全球通讯能力。致使国安局情报活动升级的另一个原因是“911”后反恐的需要。对恐怖活动情报的监控主要依赖因特网，因为因特网不仅是恐怖组织的通讯路由，同时也是其资金转移、人员接头，乃至培训的连接网络。最主要的是，反恐带来的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与道德优势，使得秘密监视和情报活动受到更小制约。超级情报能力不受制约正是本次斯诺登事件的社会成因，本次欧盟领袖们的强烈反映则是这一事件的政治后果。

（察打一体化的无人机不仅给NSA新情报搜集和监视能力，也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行动能力。US AIRFORCE PHOTO）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的国安局与历史上专注信号情报收集与保防的情报专业职能不同，借助无人机等工具，NSA正在获得史无前例的直接行动能力。装备有打击系统的无人机不仅可以搜集和监视目标，更可以在必要时对目标采取立即的打击行动。已有报道指出在无人机发展和运用方面，NSA拥有自己的计划，并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了实践。这意味着在信息化时代里，他们正在聚合超级感知和打击一体化的军事能力。这既是信息化情报业务的新动向，也是信息化作战的新趋势。

欧洲人到底为何愤怒？

据美国媒体报道，国安局已经承担提供90%美国决策情报的业务份额。借助美国信息化工业产品的全球地位，国安局所代表的超级科技情报能力不仅使潜在对手无秘密可言，也更大地拉开了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的情报能力鸿沟。悖论在于，当欧洲伙伴的军队与美军一起从事反恐等战斗时，美国却独享科技情报的优势，并秘密监视着伙伴国家的领袖与社会，而欧洲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可以说，造成这次欧洲集体发声的与其说是作为盟友被监视的道德义愤，不如说是由于监视而确凿显示的欧美情报能力方面的巨大鸿沟。

间谍门第二季发生后，美国一位前国务院官员很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话：各国政府都互相监视，意思是，欧洲不必假装对此大惊小怪。确实，此前美国的盟友间并非没有间谍事件。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以色列等也曾暴露出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因此，直白点来说，德国和西班牙等勃然大怒，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借助道德优势调整欧美情报合作体制的用心使然。

事件发生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立即向美国派出国家情报总监。美国在欧洲舆论的强大攻势下，也表示会加强未来欧美情报合作。在政客和媒体的喧嚣之下，有两件事是明显却被忽略的：欧洲情报能力与美国鸿沟巨大，而美国不愿意分享情报科技的优势。考虑到奥巴马政府两个任期都以改善美欧伙伴关系为主要对外政策目标，则可以很容易理解，如果欧美关系因本次尚未落幕的事件变坏，则奥巴马在政治上将面临不可承受的损害，尤其是当其内政重点全面医保计划岌岌可危之时，如果美欧关系再发生负面的变化，则两个任期很可能颗粒无收，这不仅是奥巴马，甚至民主党也不能面对。因此，在烦嚣的道德谴责之下，双方实际上所玩弄的还是各取所需的实力和实利游戏。

（斯诺登间谍门第二季率先发难的默克尔据说也受到NSA监视。网络图片）

奥巴马的主要优先政策目标之一结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为结束战争，美国在两地正大力进行所谓反暴乱作战（counter-insurgency or counterinsurgency，简称COIN），这需要欧洲为主的北约伙伴继续提供兵力和民事合作。而2011年公布的新国家战略宣布要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这就意味着需要在新的政治基础上协调与欧洲的关系，这些政策的需求也决定了奥巴马政府必须为间谍门支付相应的代价。

这些基本事实使人们可以预见本次事件的实质影响。美国必将改变在未来欧美情报合作方面的傲慢姿态，欧洲也将赢得更平等的地位，当然，具体的讨价还价是艰难的过程，欧洲的目标是科技分享，而美国更可能在情报成果的分享做出让步。无论如何，美国目前正处于战略调整和收缩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欧洲伙伴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且此次欧洲公众的强烈反弹也使欧洲在博弈中居于更有利的道德地位，欧洲自然对此心知肚明，这是欧洲人的筹码。

（责任编辑：代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