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朝鲜惊变微妙影响中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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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惊变微妙影响中朝关系   

2013-12-11 09:25:31|  分类： 风云观察 |字号 订阅
朝鲜惊变微妙影响中朝关系 - 赵楚 - 赵楚独家评论

        在中国的邻居之中，朝鲜是很主要的国际重大新闻来源地，特别是朝核危机爆发以来，历年或核试，或火箭发射，总是新闻不断，而每次朝鲜引发的新闻，都会在中国社会掀起巨大争议，堪比中国的内部事务。在非常难得的几个月平静之后，突然，朝鲜又爆出惊悚新闻：朝鲜第三代家族世袭统治者以戏剧化的手法清除了第二号权力人物张成泽，而张不仅是第二号人物，更是金家的近亲，为其家族王朝的重要支柱人物，这种引发统治家族内部火并的残酷政治清洗很令人感到意外，也再次使中国公众关注朝鲜的状况。
        在类似朝鲜这样的国家里，权力承继关系是家族黑箱内部的世袭，因此每当权力交接，必然出现巨大的内部不稳定，这种权力交替震荡可以说是专制权力制度古来有之的病症。问题在于，一方面，专制权力聚焦于一人，因而这种无边的权力实为当事者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另一方面，专制权力缺乏制度性的法治基础，因而获得权力的一方也只有靠残忍的权力行使才能显示权力的存在，这就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换言之，伴随权力更替的不仅是掌权者个人的命运变化，更牵涉到整个权力体系中人，以及全社会的动荡。更进一步，这种方式残忍血腥的权力交替的内部动荡又会投射到对外政策方面，从而成为影响外部世界平衡的因子。在朝鲜的历次权力交替运作中，以上的现象都是很典型的。这也是中国决策者与公众对有关事务特别关注的根本原因。
        值得中国读者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内部政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巨大。远的如唐与高句丽的战争，中原王朝的胜利直接导致今日朝鲜民族的历史形成，而且奠定其基本地理边界。明代在朝鲜的战争行动则不仅对明王朝自身进程具有转折点意义，其直接和间接后果也影响东亚延续到近现代的地缘战略格局，就其对中国当时和长远的内部政治影响而言，堪称作用力巨大的杠杆。最为引人深思的是清末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源自朝鲜半岛内部权力更替及引发的危机，而直接的结果就是启动中国最后一个帝制国家的崩溃进程。从简单的历史视野可以看出，朝鲜半岛的内部政治变化对中国从来都是影响和牵动巨大的直接战略变化导火索和诱因。忽略这种历史经验是无法思考今日朝鲜半岛惊变与中国的关联的。
        仔细观察本次朝鲜权力血斗，已有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这是朝鲜第三代家族世袭接班危机的体现，而且，对张成泽为首的势力的血腥清洗本身不是接班体制趋于稳定的表现，恰恰相反，如此残酷的斗争方式表明，接班体制还处于巨大的危机恶化动荡之中。这种危机局面除了权力垄断体制本身带来的非机制化原因之外，本轮权力交接的特点和过程也是原因之一。简单说，就是金正日的发病突然，金正恩的上位并没有遵循其父的“正常”渠道。其父生于1942年，自1969年参与劳动党中央重要部门的工作，开始进入政治航班的跑到，到1972年被选为中央委员，再到1992年和1994年接管最高权力，其过程历20余年，伴随其一步步进入权力核心的，是其父多方面栽培和自身班底的培育。
        而金正恩并无这一过程，其进入公众视野不过短短3年左右。2010年9月27日及9月28日，以很戏剧化的形式，他分别就任人民军排长及劳动党中央军委会员，在中央军委的权位仅次于金正日，当时的党内排名也仅次于包括父亲金正日总书记在内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很显然，这是其父和朝鲜最高当局因金正日病情而做出的紧急接班安排。一位排长级别的中央军委委员，这种为了解决其接班主要保障军职的临时安排非常匆忙和荒唐。到2011年其父去世，他被党内推选为最高领导人，与其说是其自身实力的显示，倒不如说是内外危机环境下党内掌权家族不得不维护的体制原因，因为家族政治体制不仅包含权力顶端的金家的生存利益，也涵盖经过多年残酷斗争后形成的各掌权家族的共同利益。这种弱势共主的地位决定了朝鲜今日权斗的酷虐和必然。这种临时接班安排的一个关键副产品是，中国成为交接班体制空前关系密切的一个外部因素。
        2011年，在金正日因病长期媒体消声之后，经过治疗的金正日访问了中国，当时外媒就有报道说，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接班问题向中方寻求支持。这种非正式的传言不能说是空穴来风，此前金正日的发病和治疗不可能不促使他把接班问题作为首要的决策事务。而在接班体制匆忙和弱势的背景下，来自中国的支持必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而在此前的2010年，也就是金正恩走上政治前台的当年，中国的常委周永康代表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朝鲜实现了访问，这次访问借庆祝朝鲜党成立65周年的机会，双方大肆重申了中朝友谊。周的访问以及在庆典上的高调亮相当时中国内外均有非官方的通俗解读，称为是历史上册封藩属的现代翻版，这种说法虽然戏谑，却不无道理，可以说，中国对朝鲜的支持本身也是对其接班体制的支持，即这不仅是对金家权力谱系及金正恩本人的支持，更是对接班体制的支持，而这一体制中人自然包括朝鲜高层政见差异微妙的不同派别和群体，其中首要的就是本次被清算的张成泽。
        朝鲜的对华政策对其内部造成巨大影响是由于两个基本而不无矛盾的缘故。其一，在目前空前孤立的环境下，中国的能源、粮食和国际政治支持，是其国内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的关键要素，但与其同时，由于在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中朝战略目标南辕北辙，且朝鲜历来警惕外部政治影响，视来自大国的政治影响为其内部权威的威胁因素，因此，对中国支持的接受度是以不威胁金家的政治权威为限度的。这一点也显示出本次变化对中朝关系的微妙影响。因为，张成泽从金正日时期起就多次陪同访华，参与对华合作，尤其在经济合作方面是较积极热心的。本次朝鲜宣布的张成泽罪状之一是将罗先经济开发区的土地非法出让于他国，这已经是直接对前此朝鲜对华经济合作政策的否定表示，最起码，表现金正恩及其现在得势的一派人对张成泽为主达成的条件不满。这都预示着清除张之后中朝关系的潜在麻烦。
        但其二，从朝鲜两次交接班的实际情况看，要树立新一代领袖的全面权威，则军事上采取更加冒险主义的政策，更狂热地显示朝鲜的对抗姿态，显然是最起码的熟门熟路手段。可这一手段牵涉和引发东北亚、东亚，乃至亚太的总体战略格局变化，并且对中国半岛无核化的战略目标形成更大打击，这与对华更紧密政治和经济合作的路线是矛盾的。直白说，朝鲜对中国合作与支持的条件是，不仅不干预其内部政治进程及对外政策，而且必须支持金家为首统治秩序。这种强人所难的政策必然给中国增添战略麻烦，引发对中国政权权威不利的社会反应，恶化中国战略环境，这无疑也对中国的内部政治造成了很直接的影响，这与甲午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
        正是因为朝鲜统治阶层对华政策的这种矛盾的两面性，张成泽的被清洗就具备了明白的内部政治基础。张成泽作为金正日接班时期崛起的主要政治明星，意识到朝鲜经济发展对于整个政权安全与生存的关键意义，而逐步走向较开放的经济，首先借助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关系朝鲜内部权力格局的路线问题。这类现象在中国文革时期也屡见不鲜，因为路线的背后正是派别的权力利益。从披露的罪状和生活方式看，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实际上正是抢夺经济路线主导权的震主大罪。张屡次陪伴金正日访华，对中国经济考察很多。在金正恩接班后，2012年8月，张以朝鲜党领袖之一的身份访华，受到中国方面超规格接待，并签署了包括罗先经济开发区合作在内的多项经济合作协议。随着张成泽的被清算，这些合作必然面临搁浅和另起炉灶的局面。而经济合作力度减少，必然使中国影响朝鲜内部变化的主要工具失色。
        必须看到的是，无论从前东欧的国家历史，还是从萨达姆伊拉克和卡扎菲利比亚的最近实例看，类似朝鲜这样的专制体制，由于多年的体制贯彻，除非有巨大的外部压力或突发性的内部动荡事变，其自身逐步走向崩溃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的，因为在多年超高压的压制政治之下，其内部社会的理论资源、对抗勇气，以及对抗资源都处于很低的水准，何况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也不会对朝鲜突然的政治变化袖手旁观。中朝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及中国根深蒂固的冷战式地缘战略观念决定了，中国尽管对朝鲜的对华政策有诸多不满，对朝政策也会有局部调整，但对朝鲜现体制的支持是不会从根本上更改的。这就注定了朝鲜必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成为中国内部充满分歧的热烈话题，而中国也势必继续对朝鲜维持不太情愿的负薪救火似的支持政策。同时，平壤当局对中国支持的基本依赖性也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不会随着张成泽或李承泽被清算而改变的。至于这种状况会令中国在现实世界和未来半岛关系支付怎样的代价，那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