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友琴（上）：宋彬彬是否参与打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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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王友琴，年复一年为让全民族铭记这场浩劫及其教训而努力，已有30年之久。她搜集了659个有名有姓的受难者，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作家苏晓康说：她“一家一户地调查”，“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


　　哈佛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说：“‘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分水岭。1966年以前，中国是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主义指令经济的合成品。 1976年以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列宁主义一党统治的混合物。”（为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序）这个“分水岭”却长期被官方限制甚至禁止研究，学界、民间研究只在1986年和1996年“文革”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时出现过两次讨论热潮。但是近年来，“文革”这种“逢十才成热门话题”的现象有了改变，出现持续升温趋势。至少在海外，可以说包括卡玛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与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都推动了“文革”讨论热。
　　“文革”当然不应只是”逢十”才成为关注热点。其实，《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年复一年为让全民族铭记这场浩劫的事实和教训而努力，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关于她调查和写作，作家苏晓康写道：她“一家一户地调查”，“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文革受难者》一书日前已经在香港出版。这本书有572页，50万字，记叙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我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王友琴进行了多次交谈。《专访王友琴：大规模残害生命是文革最大罪恶》一文较长，分成上下两篇。




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


从未对卡玛说过“宋彬彬没有参予”

　　高伐林：卡玛女士在就其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接受笔者的采访中，认为宋彬彬为“文革”中打人的人揹了黑锅。在我询问卡玛这一断定的根据时，卡玛说：“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卡玛特别提到：“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卡玛关于宋彬彬的这一说法，引起很多观众和读者的争辩。既然卡玛特别提到了你，并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很想听听你通过调查所掌握的情况，以及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王友琴：我看到您和卡玛的对话，她提到我说了“没有参与”，很觉得奇怪。
　　什么是“参与”？我想，在中文里“参与”不是生僻的词，其意义很清楚。读我发表的文章，你会清楚地知道我是否会说出宋彬彬“没有”“参与”。
　　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学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件，在我的新书《文革受难者》里，有一篇两万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已经四年。我的更早写到卞仲耘之死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则发表在1995年。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是这个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我的调查和描述重心是受难者。这篇文章中有几处提到宋彬彬。
　　一处是：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宋彬彬和另外两个高三学生贴出的。他们很快得到被派到学校来的“工作组”的支持。卞仲耘等被“揪出来”遭到斗争。宋彬彬成为“革命师生代表会”的副主任。
　　一处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毛泽东下令撤出“工作组”后，学校里红卫兵掌权。8月4日红卫兵用暴力攻击了一批原学校领导人、教员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8月5日，卞仲耘等5人一起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斗争。她遭到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被打死在校中。另外四人也被打成重伤，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骨折。
　　一处是：卞仲耘死亡的当天晚上，宋彬彬等红卫兵领导人去北京饭店见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之死。没有人出面制止暴力。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一处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说了“要武”。他们二人的大幅照片发表出来，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她的父亲宋任穷在那时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18日大会以后，在师大女附中的化学实验室里，红卫兵把一个附近饭馆的18岁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在此后的20天里，数千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大规模的群体暴力迫害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卞仲耘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从以上事实，您以为可以说宋彬彬“没有”“参与”吗？
　　仅仅从逻辑上说，除非一个人是时时刻刻紧紧跟随着另一个人的，不然都不能来作证说那个人“没有”做什么。也就是说，只有宋彬彬自己或者跟她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才可以说她“没有参与”。
　　另外，应该说明，卡玛在制作她的电影时，并没有向我问过任何问题。在她的电影上演并且受到观众的质疑后，她才在回答你的提问时引用我来作辩护。

毛泽东两次接见、林彪两次讲话之间的杀戮高潮

　　高伐林：你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在“文革”打死人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迫害的规模、高潮、迫害者与迫害对象的身份、权力者的态度，等等。
　　王友琴：对于“文革”中的大量迫害、监禁和杀戮，特别是对被害死的千千万万普通人受难者，比如，像卞仲耘那样的中学副校长，在“文革”时期和“文革”后，都没有在出版物中被提到。所以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称之为“缺失的历史”。同时，因为受难者被长期有意无意地隐瞒和忽略，文革的历史大图景也被歪曲了。《文革受难者》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缺失的历史找回来。
　　书里面有659个有名有姓的受难者。他们在书中是按照姓名的拼音顺序排列的。另外，还有一批知道死亡地点、时期及身份，但还未知名字的受难者。这样安排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贯彻“记录每一个受难者”的理念。
　　“文革”杀戮的两个高峰之一，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兴起时期。在北京，暴力的大规模展开是在8月初。中学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是卞仲耘，在宋彬彬所上的中学，时间是8月5日。红卫兵打死的第二个人，在卡玛所上的学校101中学，时间是8月17日。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打。清华大学附中高一学生杨爱伦就是因此而在8月6号卧轨自杀，伤残未死。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接见最早的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太阳”。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对宋彬彬说了“要武”，林彪和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支持红卫兵。这样的集会以后还有七次。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还拍成了记录影片在全国放映。这天的大会在使文革暴力迫害大规模升级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8月18日大会之后，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立即剧烈增加：
　　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教师张辅仁和张福臻在8月19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遭到连续三日毒打后在8月22日死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江培良，以及一个学生家长樊希曼在8月25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也在8月25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刘澍华在8月26日晚遭到毒打后自杀；
　　北京第26中学校长高万春受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也在8月26日自杀；
　　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8月27日被打死。
　　在我的书里有更多的在8月下旬被杀害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其中有的人死亡的确切日期，受访者已经不记得，他们只是说：就是那打得最凶的时候，八一八大会之后，也就是８月下旬。如果能够查阅学校的档案，是可以找到日期的，但是只有一些学校管档案的人提供帮助。
　　城市居民也遭到杀害。家住北京市中心东厂胡同6号左奶奶和马大娘，在8月24日被打死。红卫兵把他们绑在葡萄架上毒打，还用沸水浇烫他们。
　　我的书中有一个曲线图表，可以看到北京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不断上升，从每天几十个上升到几百个。在8月18日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还有一大批人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自杀。当时火葬场尸体堆积，来不及焚烧。此外，还有十万北京居民被驱逐出城。他们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在到达驱逐地不久就饿死、病死了。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再次讲话热烈称赞红卫兵。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高潮，就在8月18日和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两次接见、林彪周恩来两次在城楼上讲话期间形成了高潮。
　　暴力也传播到全国各地。书中有一批同一时期遇害的各省市受难者。南京，上海，西安，都有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
　　希特勒用专业行刑队杀人，斯大林用枪杀和劳改营害死人，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拳头来杀戮大批教师和居民，一样残酷，而且更野蛮。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最残酷的暴行之一。
　　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行，在杀害一大批受难者的同时，还造成了一大批施暴者。不但使一批年轻人做出了暴力犯罪行动，而且毒化了他们的道德观念。你可能也注意到了，38年过去了，对于这样严重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事件，极少听到参与者道歉或忏悔。

“文革”中第二个杀戮高潮

　　高伐林：你谈到“文革”迫害和杀戮两个高峰，“红八月”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什么时候？
　　王友琴：第二个高峰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是在“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其中的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书中可以看到，全中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监狱，关押本单位被“隔离审查”的人，这种特别的监狱，被叫作“牛棚”。
　　高伐林：要对今天的年轻读者解释一下这个词：“牛棚”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时遭迫害对象被骂为“牛鬼蛇神”，《人民日报》有篇社论的标题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被俗称为“牛棚”了。
　　王友琴：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牛棚”，在乡村学校四川井研县马踏乡公社中学也有“牛棚”。北京大学那一时期有24人“自杀”，马踏乡公社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有的人是被打死的，却被谎称“自杀”。其他人是遭到残酷的肉体和心理折磨后才“自杀”的。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龚维泰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般简称“一教”）。看管他的人睡在床上，他睡在地上。在俄文系的斗争会上，他被“坐喷气式”，这是最残酷恶劣的“文革”术语之一，即强迫被斗争的人长时间低头弯腰双臂后举。龚维泰身后的学生不但反拧着他的手臂，而且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龚维泰在夜间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他的血流在地板上，被用拖把和水擦去了。北京大学校史纪录中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死亡的记载，今天没有学生知道他们课堂的脚下曾经流淌过血。对受难者的遗忘就像水洗了一般。
　　1966年，“文革”领导人主要通过大型集会的方式来发动红卫兵。1968年的迫害是更有组织也更广泛深入的。除了派遣大量军代表到各单位领导运动，毛泽东亲自圈阅下发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导运动进行。其中甚至有非常细节性的指导。阅读这些文件，再看当时遍地发生的迫害和大量受难者，我们会看到一幅在最高权力当局指导下的有系统的大规模群体迫害的完整图景。这图景很可怕很冷酷，然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大量受难者的死亡，不是个别案例，不是“意外事故”，是最高权力当局发动和指挥的在全国展开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结果。

电影里前红卫兵所在学校至少打死八人

　　高伐林：卡玛解释过，这部影片，因为当年音像资料的限制，侧重在展现“新中国的同龄人”思想发展过程，重点是“革命文化”如何一步步对他们潜移默化，最后表现为“红八月”疯狂施暴。卡玛也说过：很庆幸这部片子不是表现“文革”的“唯一”一部片子，“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自己这个文本的局限性”。
　　王友琴：我没有看过卡玛的电影，不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高伐林：卡玛的影片中采访了各种类型的人，其中有六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当年的红卫兵。你的调查是否也涉及他们在“文革”中的作为？对他们在影片中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当然，这肯定不是他们的全部看法，由于影片长度限制和影片本身思想脉络，编者有所取舍——你有什么看法？
　　王友琴：我刚才说了，我的调查和记述的中心是受难者。既然你对卡玛电影里面的前红卫兵人物有兴趣，我可以向你指出，我的书里有八个受难者，是被卡玛电影里这几个人所在的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或者是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这八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已经在网站上四年了。
　　看过卡玛电影的人说，出现在卡玛电影中的前红卫兵，没有一个在电影中为红卫兵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示道歉，没有说一声“对不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接受卡玛采访的前红卫兵没有人表示过歉意或者说过“对不起”；一种是他们说了，卡玛没有放入片子。这一点你需要问卡玛本人。不过整个电影没有红卫兵道歉，也没有提到这些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一批人，这显然是卡玛的选择和安排。她可以认为红卫兵不必道歉，但是不提被这些人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打死的人，是违反了纪录片的真实和平衡的原则的。
　　让我们来看这八名受难者。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和一个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在这个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在学校中被打死。红卫兵打死他以后，还强迫和陈一起挨打的十多名老师打陈的尸体。第二天是8月18日，红卫兵都进城去天安门广场受毛泽东接见，陈葆昆的尸体被丢在学校里。又过了一天，才由火葬场的车拉走。
　　刘澍华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老师，1966年8月25日遭到该校红卫兵大会斗争和毒打，深夜散会后，他从清华大学锅炉房的烟囱上跳下自杀。他新婚不久，妻子正怀孕。该校高二女学生郭兰蕙，出身于所谓“坏家庭”，在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理论下遭到攻击侮辱，1966年8月20日服毒自杀死亡。她服毒后曾被送进医院，当医院打电话给学校问她的情况，红卫兵不让医院抢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36岁的男教员孙迪，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里。目击者说，一群女红卫兵在操场上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孙迪，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烂打飞了，形同裸体。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还有陈彦荣，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35岁，七个孩子的父亲，家住海淀蓝旗营109号，处于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之间。他在 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一起被抓到北大附中毒打，当晚被打死。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清华附中红卫兵给陈彦荣的儿子开了一张介绍信领死尸，这封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红色圆形图章的信被保留了下来，在我的书里有这页信的复印件。
　　实际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在1966年8月打死害死的不止这八个人，这只是现在我能了解到的。别的受难者的名字和身份资料还有待寻找。希望读者帮助。
　　这八个受难者都是普通人，不是高官，也不是社会名流。他们以及大量的普通人受难者的名字和死亡真相一直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这种排除后面潜藏的价值观念也是非常可怕的，即认为普通人的被害不算什么。《文革受难者》一书，强调记录事实，也强调绝不可以隐瞒和忽略普通人的悲惨遭遇这一价值原则。

三十年后也无人道歉

　　高伐林：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也跟宋彬彬在一个学校，她的书《点点回忆》中提到卞仲耘有高血压，所以死了……
　　王友琴：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把红卫兵杀人事件说轻、淡化。就算卞仲耘有高血压，在被打死之前不是还在全天上班正常工作吗？那天不是还有四个人被打成重伤、二把手被打成骨折吗？后来被绑在柱子上打死的附近饭馆的18岁的女服务员，总不会有高血压了吧？为什么这些都不提了呢？
　　应该注意到，在卞仲耘被打死30年后，罗点点不表示同情和难过，反而说这样的话。显然，这是“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残酷哲学的一种真实表现。更最主要的是，她不以为打死卞仲耘是一项重大犯罪。
　　我问过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他说，从来没有红卫兵去向他和家人表示过道歉。这是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外，另一个使人痛心的事实。
　　王晶尧先生是一个诚实、认真的人。他保存了所有关于卞仲耘的材料。其中有两份1966年的笔录资料，很能证明宋彬彬是如何“参与”并起着领导作用的。他看了卡玛的电影以后，向我提起那两份笔录资料。他感到惊讶和气愤：为什么宋彬彬不但从未对1966年的行为表示道歉，而只是为自己粉饰？
　　我也注意到不久以前一篇署名“霄云”的文章，写到她的父亲怎么受到吴法宪的迫害，还写到上海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怎么在市中心打死一个人。她被卷到里面也动手打了一下，却连那个人的名字和身份都不知道。她为这件事情感到难过，把这件事情写出来。这名前红卫兵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对的，别的人也应该像她这样做。
　　高伐林：你在书中说到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在卞仲耘的中学读过书，江青还为女儿的事情召见过学校领导人。你认为江青对卞仲耘的死是否应该负责？有没有找到江青插手的直接证据？
　　王友琴：打死卞仲耘不是孤立事件，这场暴力迫害并不只是针对她个人，也并非只针对一个中学。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校长都被“斗争”——据我的调查，至今没有找到例外。迫害教育工作者，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计划中的重要的一项，他自己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是通过他直接支持红卫兵来执行的。然而也正因为毛泽东在这一项事件上的罪责如此明显，大批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杀害和折磨，在“文革”后对林彪和“四人帮”集团审判时不被提到。
　　江青也是“文革”的领导者之一，她对红卫兵暴力鼓励纵容，因而对1966年的杀戮负有重大罪责。但是1981年审判的时候，当局只请了证人作证江青如何迫害她认识的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叶群如何帮忙。迫害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当然是罪恶，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解释成江青为个人恩怨报私仇。而迫害和杀戮卞仲耘和普通教育工作者，以及普通市民的罪恶，无法拿“报私仇”来解释，于是就不被提起。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这些人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打人和杀人事件。卞仲耘被杀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性“斗争会” 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当即把此事当面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麦克法夸尔教授在书序中指出：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林彪和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说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决议》就这样把毛泽东开脱了。江青被判处了“死缓”，但是其实对她的罪行，却没有说够，这罪行主要就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和虐杀，特别是1966年和1968年这两次迫害高潮；此外，还有他们对公共财产和文物的巨大破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