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生产队腐败的一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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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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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湖北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很好，现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阅读几遍。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发至县团级）
　　中　央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关于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南局并报中央、主席：
　　沔阳县整风整社运动的第二阶段，又以通海口公社为重点，省委又派王延春、王玉珍、王志浩等同志去指导。这段工作，干了二十多天，是一场深刻的民主教育和阶级教育的群众运动。群众把上次大战共产风的运动比做“土改”，把这次再战五风的运动比做“复查”。他们说：“上次兑现定了心，这次兑现扎了根。”结论是：“打篱笆又加了一道蔑”，人民公社更加巩固了。
    一
　　工作队十二月二十日进村，宣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说明要大战五风，搞好分配，整顿组织，选好干部。社员欢天喜地：“毛主席的政策又来了!”
　　但是，社员对于上次反共产风兑现不彻底有意见；对于两年来财务大混乱，分配不到手，意见很大；对于干部过去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多占等行为，更是一肚子气，但是不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对几个月来干部作风大转变表示满意，但是也担心“好景不长”，“变不变，要看春上下秧”，意思是，大农忙才是最好的考验。
　　大战五风的风声，对干部的震动很大。普遍怕挨整，有些人干脆就撒手不管生产，等待“发落”；有些人有怨气，“一年干到头，光挨整，想不通”，有些人就公开要求不干；问题不大的干部，要求赶快放包袱，有的主动交代问题；问题严重的，大摆圈套，把工作组的同志安排在“说好不说坏”的社员家里，有的设法讨好过去被整过的社员，有的匆匆忙忙把现金分了下去。
　　对此，如何入手？采取了“两手抓，三结合”的做法，像搞土地改革工作那样，从头到尾，一手抓教育提高干部，一手抓串连发动群众，把整社、生产和安排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开始有几天功夫，做“安民告示”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由上而下召开干部整风会议，学习中央指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实事求是地肯定大多数干部三年来的成绩，领导上主动挑担子，放手让基层干部提意见，出怨气，启发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对那些不能进行自我批评的千部，采取领导帮助和群众揭发的两头挤的办法，从而提高干部觉悟，安定干部情绪，调动干部积极性。与此同时，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大战五风，也像土地改革工作那样，一进村，就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包括新、老下中农），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代表小组，让他们自己起来和五风作斗争。但是，贫农对此仍然是有顾虑的，在组织严重不纯和干部作风极端恶劣的地方，贫农的顾虑就更大，主要的是怕工作组一走，还要受到打击报复。因此，进村之初，领导上就大力给贫农撑腰，一方面主动点火，启发贫农起来揭发问题；另一方面督促基层干部登门整改，明确表示要和贫农和全体社员一起大战五风。同时，还结合抓经济兑现的工作，如：上一段共产风兑现不彻底的，进行补火（全公社共产风的兑现，生产队、公社、国家共拿出七十三点九万元，平均每人七块多，做到全部清帐）；在全面清理帐目之前，把现金先分一部分；小队的副业收入，也分了下去；此外，还有社员家庭积肥的清帐兑现等；做这些工作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一部分贫农当前的严重困难，如果把经济兑现统统放在运动后期去做，对发动贫农是不利的。
　　经过六、七天的工作，打了一个“准备战”，暴露了许多问题，重点是干部的特殊化风和命令风。这种特殊化风和命令风，已经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
　　干部可以随随便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工资、扣口粮、扣“五票”，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像”、“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帽子、游街示众。最家常的，而又是给社员和下面干部压力最大的，是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动不动就是“不听党的话”，“反对大跃进”，“反党”，“右倾”，“保守思想”，如此等等，有这么些大帽子压人，谁还敢说真心话呢？
　　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在四合生产队工作期间，用上述的办法，亲手处罚过一百四十二人（有十二户被逼外逃）。在大冷天把六十五岁的老头打下水。有个社员向管理区揭发他弄虚作假，就以“组织造反的罪恶”为名，罚“充军”一月。社员说他是一块大石头，一提起他，“鼻子尖上都冒火”！
　　社员形容这个管理区的总支书记郭珍孝是：“炊事员随身带，吃饭把小灶开；身穿绨布衣，脚穿金绒鞋；坐在办公室，活像郭秀才!”社员说这个管理区的副主任谭中顺是“重活溜，轻活吼，夜班搞两头，日班抓三手”。“两头”就是开始布置布置，最后赶上吃夜餐；“三手”就是早上安排，中午检查，晚上总结。
　　社员给四大生产队支部书记邓继德的“画像”是：“邓继德特殊化有名堂，说堂就有好几堂，副业队是他的小食堂，田间战棚是他的爽心堂，生产队是他的白虎堂，会议室是他的一言堂。”这个生产队的社员还提出了“五比”：“社员白天睡觉是睡懒觉，干部白天睡觉是劳逸结合；社员吃东西是好吃鬼，干部吃东西是打牙祭；社员玩一下是东游西逛，干部玩一下是检查生产；社员说闲话是夸白话，干部说闲话是商量工作；社员批评干部是调皮捣蛋，干部整社员是典型批判。”
　　上自公社，下至生产队，干部的家属，或者是不参加劳动，或者是不到农业第一线，不干重活，他们的“特殊照顾”多，吃的好，穿得阔气，处处高人一等。公社有些干部把亲戚朋友，都安置在公社机关、企业工作。社员说这是“一人当官，拖带满屋”。
　　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有贪污行为的九百二十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共贪污二万六千零七十七元。挪用公款的八百九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共挪用公款三万零七百一十九元。全公社干部超支借钱的有一千一百一十一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并超支借钱七万四千九百八十九元，平均每人六十七元。越是上面的干部，借钱越多，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平均每人借支九十九元，其中公社的主要干部有五人借支四百元以上，最多的达到九百三十五元。洲岭生产队社员对比说：“生产队干部借钱手一牵，小队干部借钱一根烟，社员借钱鞋子跑破边，病人借钱喊皇天!”
　　干部劳动少，工分却最多，为什么？社员说：“干部　田边站，每天九分半；干部往高靠，每天高工效。”干部可以记靠工（往工效最高的社员靠）、记定工（按底分记工）、记混工（不劳动也记工），还有补助工。去年全公社生产队、小队干部，平均每人多记工四十七个。干部补助工，也没有个边。万堤生产队七个队干部，去年平均每人实做工分只有六十六个，补助工分却有四百三十八个，总工分达到五百零四个。小队干部的工分，也比社员多得多。混工，加上补助工，就是干部“多分”的秘密。
　　多吃多占，最为普遍。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算的，有粮食三万六千一百九十七斤，猪肉四千一百七十八斤，鱼六千八百五十九斤，油六百二十六斤，蛋四百三十一斤；多占群众的粮食一万零九百四十一斤，棉花票一千零七十四斤，布票八百九十二丈，油票四百九十六斤，肉票九百六十八斤。社员形容干部多吃多占的特权是：“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干部超吃粮食的现象也很严重，公社的主要干部，个个吃补助粮，生产队和小队的干部，不少的是“明定量，暗无量”，贪污群众的节约粮。
　　两年来，公社机关用在请客、送礼、招待等特殊化上的物资，主要的项目有：粮食二千六百七十三斤，粮票四百八十斤，布八十五丈，布票五十丈，油票二百八十斤，肉二千三百二十三斤，鱼四千九百一十六斤，蛋一万零三百四十个，鸡、鸭、兔二百五十九只，香烟一千零二十四条，酒一百四十斤，糖一百五十六斤，糕点一千零四十七斤。商业部门来了高级商品，首先满足干部。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许多东西，多被干部占了。一九六O年有帐可查的：全公社共购进香烟一千一百条，公社机关的三十一个干部就占有四百一十二条，公社开会再占去三百一十四条，管理区干部又占去一百六十五条，剩下的基层干部还要占一部分，拿到群众中去还有多少呢？公社中心商店全年加工糖食二千零一十六斤，公社机关干部走后门就占去八百九十一斤。全公社共购进高级布料一百八十二丈，公社机关干部走后门就购去三十一丈，公社党委副书记王诗栋，十月份就抢购了十一丈高级布料和五丈多棉布。
　　特殊化风和命令风，就是国民党作风，地主作风。它腐蚀了大批的干部，严重地破坏了党与群众的联系。许多地方，群众批评干部为“新的剥削阶级”，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白龙暴，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笑面虎、吊颈鬼、阴雷公，……很多干部都有外号。在这些地方，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像群众比喻的，是一种“猫鼠关系”，群众看见干部来了，老远就拐弯走。干群关系的恶化，大大降低了党的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说：“毛主席的政策如清水明月，可惜这些人是糊涂蛋!”
　　这两年，在干部工作上也是“瞎指挥”，干部队伍打乱了，基层组织严重削弱了。
　　每搞一次运动，每办一件什么事情，总要撤掉一批干部，似乎不撤一批干部就“过不去”。任何人都有权撤干部的职，公社、管理区的干部，到生产队、小队去，可以随便撤。生产队长可以撤小队长，正队长可以撤副队长，非党干部可以撤党内干部。埠湾管理区总支书记，规定公路旁边的棉花，一夜长三寸，有个会计认为不可能，抵了他一句，当场就撤职了。公社有个副主任，一九五八年在埠湾工作，一天撤过九个干部，说撤就撤，什么手续也没有。乱撤，也就乱提，撤了又提，提了又撤。有不少的干部，是几次犯错误、几次被撤职、几次又被提拔的。有三出三进的，有五出五进的，有干几个月的，有干几天的，上上下下，反复无常。两年来，干部大换班，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城关管理区九个生产队，两年来换过四十个支部书记，仅金华生产队就换过九个。官路管理区的碾盘生产队，去年一年就换过五个支部书记，有的干两三个月，有的只干几十天。第八小队两年中换过七个小队长，十三个副小队长，四个妇女队长，五个队会计，六个食堂主任。这个小队的中、贫农，两年来户户当过干部。而小队长换了七次，转回来还是原来的夏光彪；妇女队长换了四次，转回来还是原来的肖久英；队会计换了五次，转回来还是原来的朱胜炎。像这样搞来搞去，怎么能使干部安心工作呢？凡是干部大换班的地方，就必然是组织混乱，长期没有领导核心，这样就容易使许多坏人混进来。社员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来换去整穷人。”
　　一九五九年秋季以来，基层干部搞过几次大调动，怕本地干部徇私舞弊，生产队之间、小队之间、互相对换，全公社有一半的生产队的主要干部，被调动了，小队干部调动的更普遍，其结果，不但群众有意见，干部的徇私舞弊也没有减少。
　　提拔干部没有阶段分析，尤其是生产队和小队，只要能写会道的，不问什么成分，什么出身，就拉来当会计，当记工员，当出纳，当财经队长，结果，这些人不是富裕中农，就是地主、富农、伪人员。他们一进来，就假装积极，有些人因此骗上了重要职务，甚至当上队长，当上支部书记，社员说他们是“从旁门走进来的”。对干部没有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只看一时、一事的表现，把那些有经验，老老实实的人撤下去，而把那些善于看“领导眼色”行事的所谓“贯彻干部”（擅长强迫命令者）和“汇报干部”（擅长弄虚作假者）提上来。
　　全公社生产队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八人，排除的结果是：第一类，本质好，头脑清楚的好干部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二；第二类，本质好，头脑比较清楚，犯有一般错误的一百零八人，占百分之四十；第三类，本质好，思想糊涂，错误比较严重的七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九；第四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死官僚主义的十五人，占百分之五点五；第五类，蜕化变质的九人，占百分之三点三五；第六类，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二人，占百分之零点九五。生产小队干部的情况，问题更严重些。
　　全公社七十八个生产队、四百四十二个小队中，主要领导干部（指支部书记或正队长、正小队长）是地富反坏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的，有五个生产队、二十一个小队。
　　全公社还有两个生产队、十二个小队民主改革不彻底，有的是没有划阶级，有的是地主、富农划漏了。
    二
　　如上所述，这个公社所存在的问题，除了极少数的小队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以外，绝大部分的生产队、小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当然，这里边也夹杂着一些敌我问题）。
　　对于敌我矛盾问题，我们采取了坚决的态度。是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占居领导权的生产队和小队，经过发动群众，教育干部，分清敌我，斗争坏人，夺回领导权。民主改革不彻底的，有一个生产队过去没有划阶级，这次补划了阶级；其余的对个别漏网的地主、富农重新戴上帽子；对于民主改革的补课，强调了从政治上分清敌我，没有搞经济上的清算，只是对他们在合作化中入股的生产资料，宣布不折价了。对于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及蜕化变质分子，一经情况查明，经过群众斗争，一律清洗，情节恶劣的，予以法办。
　　这里，着重地报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公社最突出、最大量的问题。这个公社由于“五风”所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发展到极端严重的程度。群众已经把那些错误严重的干部，看做是“新的剥削阶级”，“新地主”，“新恶霸”，所以，正像毛主席所指示的，要把反“五风”运动看做是“第二次土改”，应当毫不动摇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问题在于放手发动群众，以群众运动的革命洪流来冲洗“五风”所带来的病毒，否则，就不可能让“五风”现出原形，也就下不了决心加以痛打。
　　做法是连续组织三个高潮，集中攻打干部特殊化风和命令风。这是继大战共产风之后的一杨大战。我们痛切地感到，为什么干部的特殊化风和命令风这么严重？总根子还是共产风，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制，刮走了一切的管理制度，一切权力都在干部手里，加上这两年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干部工作上有偏差，混进来一些坏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在革命队伍中，有很大程度的滋长。所以，反特殊化风和命令风，一方面是一次阶级教育，另一方面，实际上是继反共产风之后的又一次关于坚持三级所有制的教育。如果只是打了共产风，而不狠打干部特殊化风和命令风，不把“五风”一一打掉，人民公社和党的基层组织仍然是巩固不了的。
　　（一）放手发扬民主，揭开命令风的盖子，掀起第一个高潮，大抓作风兑现。
　　召开生产队、小队的社员大会，让管理区、生产队和小队犯有命令风错误的干部，面向群众，检查错误，开展面对面的批评，放手让群众出怨气，揭开盖子。群众的意见，很自然地集中在少数问题严重的干部身上。这些人虽然出身好、历史清白，但是混身是错误，干了不少的坏事，不放手让群众“诉苦”（暂且借用这个名词吧！）是不行的。当然，事前要做好思想工作。
　　对错误严重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比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有些群众，过去同干部好似“冤家对头”，不相往来；现在群众当面出了气，干部又一个个地登门赔礼，气消了，冤解了，团结了。前面说过的那个官路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犯那么大的错误，社员一连开几天的会，诉他的苦，出他的气，社员越出气，他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严重，连连作检讨，登门找社员道歉。他到被他打过的社员唐少高家，一进门就说：“唐伯伯，我错了，假如我把你当成是自己的父亲，就不会打你，就不会害得你生病。”老头一听，气消半截，他说：“老弟呀!不能全怪你，我的病原来就有根，再说我过去不听话也不对，如果大家都不服从干部，干部也难得当。”杨远辉被感动了。事实就是如此，干部越是深刻检讨，就越能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越是谅解干部，干部就越是觉得对不起群众，越是愿意接受群众批评，越是有决心改正错误。
　　经过面对面的批评、出气，让干部和社员一起谈感想，划界限，挖根源，找教训，回忆对比，旧社会是什么人打人？什么人夺人饭碗？现在整群众的是什么人？许多干部，想到过去被国民党的联丁狗子打过，在地主家做工被夺过饭碗，一想一比，不禁抱头大哭，醒悟过来：“我不是和国民党的联丁狗子一样吗？”“我是在革谁的命呀？”“要不是群众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早就起来造反了”。社员也认识到，大多数的干部虽然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他们是想搞好生产，想建设社会主义，只是因为思想和方法不对头，把好事办坏了。同时，还启发大家讨论干部和群众是什么关系？是人民和老爷的关系，还是人民和勤务员的关系？办事情是强迫命令好，还是同群众商量好？通过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帮助干部更好地认识错误，提高觉悟。
　　最后，来一个“回马枪”，以管理区为单位，开干部会，让基层干部对领导上再出出气。因为经过这次大揭盖子，他们被群众一“攻”，什么都往他们身上压，一面检讨，一面也有怨气，上边再让他们出出怨气，再挑一挑担子，很有必要。
　　（二）放手发扬民主，揭开特殊化风的盖子，掀起第二个高潮，大抓经济兑现。
　　从公布帐目入手。开小队和生产队的社员大会，公布财务收支帐和逐户的工分帐、工资帐、供给帐、超支帐等等，发动群众查帐。群众的意见，很自然集中到干部的贪污浪费、多记工分、多分、多吃、多占这一类的问题上来。干部普遍向群众交代问题，并且放手发扬民主，让群众和干部比，比劳动、比工分、比分配、比超支、比吃穿等等。一比，就是诉苦，就把干部在经济上的特权全挖出来了，对此，社员同样是一肚子气。这时候再一次地让他们出怨气，把每个干部经济上的特殊化作一次总清算、总处理。在揭这个盖子的时候，从公社到生产队，都和直属单位的整风结合起来，工厂、商店、供销社、医院、副业队、养猪场、农场等等，这些单位都是干部搞特殊化的“神仙洞”，发动这些单位的群众起来扬底，就把“神仙洞”堵死了。这一条，很重要。
　　这里，还是要回忆对比，旧社会是什么人不劳而获，过剥削生活？启发干部和群众，用亲身经历来教育自己，彻底地清算“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洲岭生产队三小队小队长钱玄甫，想起过去在地主家当过长工，受尽折磨，现在自己却学了地主的那一套，剥削起社员来，越想越伤心。他说：“这几年呀!可真是做了一场恶梦!”许多干部，经过讨论，认识到由于经济上的多吃多占，思想上就跟着变坏；认识到自己处处为私，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给干部的教育是最深刻的。
　　算帐查帐，揭发交代，反复搞“几榜定案”，直到群众真正满意。
　　在清理财务中，还结合反了一下干部的浮夸风。
　　生产队和小队的帐目定了案，干部的问题也弄清楚了，接着处理具体问题，搞分配兑现，制定各项制度。多记工分的，做检讨，通过评议，降下来。多吃多占的，做检讨，还没有吃完的东西，退出来，并且保证从此洗手不干。利用特权超支的，做检讨，然后和社员超支户一起处理，该退还的分期兑现。贪污挪用的，承认错误以后，全部退还，分期兑现。在分配中，逐户评议，处理社员超支户的问题，全公社原来的七千二百四十一户超支户，这一次有三千七百零六户摘了帽子，其余的也减去了一部分，这一条，社员特别高兴。最后，民主订出财务管理制度、评工记分制度和食堂管理制度。
　　（三）放手发扬民主，揭开干部政策方面的盖子，掀起第三个高潮，大抓组织兑现，也是为了全面地给干部“照个像”。
　　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贫农代表会，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掀翻干部队伍的老底，民主审查，民主鉴定，民主讨论处分意见，民主挑选干部。实际上，这又是一场整风。首先，对每个干部的出身，各个时期的表现，这次运动中的表现等，加以审查鉴定，既指出错误和缺点，又肯定成绩和优点，功过分明，全面“照像”。还要从土改查到现在，前几任的支部书记和队长是什么人？为什么变动？搞错了没有？下台的人哪里去了？追根到底，纠正偏差，找出经验教训。然后，发动群众酝酿选举、自下而上，民主提名，打破过去自上而下地提名，和自上而下地“打通思想”（实际上是包办代替）的做法。
　　社员对审查干部、挑选干部特别认真。洲岭生产队贫农代表对支部书记安运炳的鉴定是“三大坚决、两个模糊”。他斗争地主坚决，斗争坏人坏事坚决，对待上级的指示坚决。但是他组织路线模糊，介绍过两个不纯分子入党，群众路线也模糊，严重地强迫命令，大家说他是“上身穿长褂，下边打条胯（即光屁股）”——顾上不顾下，上级指示一来，就板着脸孔死命压，上自老头，下至小娃，没有不怕他的。所以，贫农代表不同意他再当支部书记。他们说：“当支部书记第一要打得开，第二要靠得住，而老安这两条都不沾。”看，群众多么精明。“打得开”和“靠得住”，不正是具体地体现了“德才兼备”、“公道能干”吗？尽管大家不同意老安当书记，但还是要老安当干部。他们说，老安从土改到现在，功劳不小，不当书记，可以当一般干部。大家的意见，支部书记应当由生产队长顾绍修来当，老顾虽然也有些错误，但是他改得快，大家拥护。那么，由谁当队长呢？一找队长，就把原来被撤职的技术队长王振国找出来了。贫农说，王振国过去当技术队长时，事事带头，事事有商量，可是管理区硬把他整掉了。根据贫农的意见，经过调查，王振国确是处分重了，应该改变处分。这样一来，书记、队长都找到合适的人了。
　　每个生产队、小队的干部，都经过了反复地审查、鉴定和挑选，把好人找回来，把不称职的拉下去，把坏人清洗掉，整个组织阵容焕然一新。
　　审查鉴定干部时，结合讨论典型、划清是非界线。洲岭生产队抓住了支部书记安运炳这个典型，让大家讨论这么一个题目：干部“顾上不顾下，不行，那么“顾下不顾上”行不行呢？这么一讨论，就把听上级的话和听群众的话统一起来，只有“两头都顾到”才是正确的。通过许许多多的典型人典型事的讨论，辨明是非，提高认识，大有好处。
　　审查鉴定干部的同时，做了整党、整团的工作。
　　这次干部的变动面（包括撤职开除的在内），小队是百分之二十二点五，生产队是百分之十七点九，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和队长这一级是百分之十四点五。这一部分下台的人，除了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死官僚主义分子以外，多是能力很低的人。公社和管理区的正副书记、正副主任中，也有十九人因为错误严重被调离工作，不参加选举。缺额的补充来源，一个是从党团员和贫农积极分子中挑选；一个是从过去调走的干部中调回来一些；一个是过去被处分错的干部，这次平反以后，可以继续当干部；一个是上边下放一批干部。
　　这次对犯错误干部的处分，采取了批判从严、经济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一般的五风错误都不给组织处分，而对于那些情节十分恶劣需要处分者，也没有急于下结论，县委和公社组织了专门小组，进一步深入地查对材料，然后做出结论，按照规定手续上报批准。
　　据工作队的了解，在这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干部，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心情愉快，认为这一次整得好，是“整得痛，整得痒，洗丁澡，解了跤”，是“救了干部，又救了群众”；而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有点怨气，说这样当干部划不来。对这些干部，还要继续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运动的三个高潮，是整个运动最关键的阶段，主要的经验是下面八句话：加强领导，依靠贫雇；分清矛盾，方法对头；决心要大，政策拿稳；三个高潮，搞深搞透。
    三
　　经过这一次运动，进一步彻底地反掉了“五风”，挖掉了病根子，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群众说是“重见天日”。他们要求工作队一年要来两趟，一次在春耕，一次在秋收。春耕时怕的是命令风，瞎指挥，把人“整死”；秋收时怕的是浮夸风，卖过头粮，也把人“整死”。看来，一年两次大检查是万万少不得的。
　　下一段，整风整社的第三阶段，应当把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政治热情，集中到生产上来，总结经验，组织新的生产高潮，扩大整风整社的成果，为“恢复健康”，夺取一九六一年大丰收而战!
　　湖北省委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