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等：“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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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 等：“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
发布时间:2014-03-26 10:35 作者:李伟、王毅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000次

　　在“大跃进”运动中，山东表现狂热。于是遭受了两次饥荒，成为全国的重灾区。这两次饥荒，少见披露。

　　一、第一次饥荒：早于全国大饥荒，以济宁事件为开端

　　1.“济宁事件”的发生

　　济宁当时指的是济宁专区，位于山东西南部，管辖济宁、菏泽两地20多个县注1。“大跃进”运动中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的饥荒是在1960年春节前后，而济宁的饥荒比其他地方来得早，在1958年冬季就开始出现粮食紧张局面。山东全省16万个农村公共食堂中有37%缺粮，聊城40%的县缺粮，而济宁却有53%的县粮食告急。注21959年春节后灾情日趋严重，3月份达到高潮，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严重事件。

　　据统计，济宁专区从1958年冬至1959年春共外出逃荒14万余人，因营养不良造成水肿病人62万余人，非正常死亡2756人，牲畜死亡率在50%左右。注3到4月底，全区累计发病839925人，治愈616938人，占总发病数的73.45%；5月4日以后水肿病又在逐日上升，多数县是直线上升，至19日止，累计发病1204972人，治愈859194人（占70%以上），死亡2383人（绝不止此数），现有病人343395人；十几天来，平均每日比4月底增加病人7470人，灾情蔓延。注4

　　全区自1月份以来共发生群众性的抢粮事件339起，其中仅郓城一县即发生262起，金乡、郓城曾发生拦截运粮的汽车、马车5起，从规模上看，最多6000多人，少则几十人。注5据巨野、成武、金乡三个县反映，当地树头全部吃光，榆树皮扒光，并吃麦苗、豌豆苗。由于群众吃树皮、野菜，连续发生中毒事件20余起，中毒者共5600余人。金乡县于1959年元月份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5000余名。由于领导重视不够和缺乏治疗经验，到3月初发展到39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仍以鱼城公社为最重（全公社8万人口中，患水肿病的有17295人，占全社总人口21.6%）。截止到4月26日，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复发二次以上的58034人），除治愈大批病人外，在现有28310名病人（占总人口4.5%）中，复发的就有13667人，占现有病人的48.2%。注65月20日统计，梁山县水肿病发病55674人，治疗45796人；汶上县水肿病发病25779人，治疗18376人。注7

　　各地连续发生贩卖人口案件49起，其中曹县30起、巨野7起、郓城5起、-城5起。-城某村张老汉将自己16岁的女儿以23元、69斤粮票卖给他人为妻。另外，弃婴、卖婴现象也比较严重，金乡、单县等地不少于数十起。注8巨野县共62万人，有42万人需要救济，到5月份，全县水肿病、干结病等共有6万人。注9有些人面黄肌瘦，行走无力，摔倒爬不起来。某社有24人，由于体质非常虚弱，一天只浇了1亩麦子。巨野全县72万亩春地，只耕种了22万亩。农业生产陷于停顿。大批劳力外逃，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对工作失去信心，群众情绪也极不正常，整天愁眉苦脸，完全无心过日子。注10

　　严重的灾情冲击着市场，市场上食物价格暴涨，市场上的榆树皮4角钱一斤，干辣椒每斤4.8元、胡萝卜每斤9角，干小鱼每斤1.8元，饼干1角钱1片，鸡蛋每个1.5～1.7角。熟食品价格更贵，熟藕每斤6角，地瓜面窝头每个1角（约2两重）、地瓜面包子每个1角（约3两重），熟小鱼每斤1元。注11飞涨的物价加重了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山东省省长谭启龙亲临灾区，从1959年3月21日起在济宁待了22天，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济宁问题非常严重，“其恶果已不亚于广西事件”。注124月11日，谭自巨野县给省委书记舒同发信，请其转报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从而引起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

　　2.“济宁事件”发生的原因

　　第一，客观上连年受灾，粮食不足。1957年7月上中旬，山东连降暴雨，大部分地区瞬成泽国。济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最大降水量817毫米，780万亩土地被淹，房屋倒塌107万间，受灾人口281万，死亡355人，伤1440人，缺粮户在60%以上。注13到了秋季，山东大部分地区又遭到了严重旱灾。先涝后旱，使山东农业遭到重创。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225亿斤，比1956年减产18%。随后进行的“大跃进”运动，大批劳动力被抽调搞各种运动，致使1958年秋季成片的庄稼无人收获，再加上对粮食实行高征购政策，造成粮食严重不足。

　　第二，山东“大跃进”运动发动早，规模大。山东早在1957年洪水灾害过后就开始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山东光大型工程就有155项，小型工程16万个左右，动员青壮劳力近千万人，投资9亿元（有6亿元取之于公社，每人负担15-20元），侵害了百姓的利益，挤占了百姓的粮食。

　　第三，“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山东虽然是产粮大省，但粮食生产水平一直很低，如济宁1958年亩产229斤，1959年260斤。虽低产量却高浮夸，虚报严重。1958年济宁粮食总产量一度报到60亿斤-90亿斤，最后实产核定为35亿斤，但仍然偏高，实际上只有25亿斤；1959年虽然注意了产量落实，估产30亿斤，实际上是17.26亿斤。按浮夸的数字进行征购，致使征购过头，农民吃空。在生活安排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吃用无度，管理不善。1958年冬到1959年春，济宁水利工地上人数最多时达100余万人，接近全区劳力总数的三分之二，前方吃了后方的粮食。注14平调老百姓财物，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百姓营养不良，但又不准社员自己生火做饭，使社员失去了自救的最后希望，致使灾难发生。有些领导对于严重的灾难又不能正视，反而认为是坏人的破坏、干部的右倾保守所致，于是大搞阶级斗争，采取了反瞒产私分的做法，不但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反而雪上加霜。“济宁事件”是随后全国“大跃进”运动灾难的一个预演、一个缩影。

　　3.解决“济宁事件”的对策

　　中共中央在了解了“济宁事件”后，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柯庆施等先后到济宁视察灾情，领导救灾工作。1959年3月16日，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当前济宁专区有的县仅有10-20天库存，济宁的单县、曹县、金乡、巨野、郓城各县需粮甚急，确定从聊城、昌潍、烟台、临沂四个地区调给济宁地区粮食1亿斤。到4月2日，已自临沂调粮4000万斤，自烟台调粮2000万斤。省委决定特派工作组于3日下午乘飞机去临沂，然后去济宁，检查和帮助粮食的调运工作事宜。自4日起，以三架飞机自济南运粮至单县。注15周围兄弟省份也纷纷向山东济宁专区调运粮食。江苏省丰县县委在获悉金乡粮食紧张之后，决定调运100万斤-200万斤粮食支援邻居金乡县，并于4月16、17日，昼夜向金乡送粮。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也于4月20日主动来电话通知山东省：在中央调拨粮食任务以外，在4-5月份内再多运给山东省鲜土豆和薯干1400万斤。黑龙江也在调粮任务之外，拨给山东省400万斤-1000万斤土豆。注16

　　5月8日，针对部分县（巨野、金乡、郓城）粮食紧张形势仍在继续恶化，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讨论扭转济宁地区粮食紧张局面，一致同意谭震林给邓小平的报告中对济宁地区工作所提出的意见。注175月9日，省长谭启龙在济宁主持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讨论济宁的救灾工作。5月14日，省委给济宁地区增加了5000万斤机动粮。为了减轻压力，更好地领导抗灾工作，6月，山东省委研究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将济宁专区按原来重新划分为济宁和菏泽两个专区，恢复两区的党政机构，强化了救灾领导力度。8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拨发救济款，分配给济宁100万元，同意增拨济宁粮食指标1000万斤，由省粮食厅办理。注18为切实渡过严重饥荒，省委又决定1959年的小麦一律以新的基本核算单位为收割、分配单位；包产到生产小队，实行护麦、收割责任制；广开生产门路，种植一切可以糊口的农作物，搞好粮菜混合调剂。注19

　　经过中央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共有3.75亿斤粮食运到灾区，济宁地区严重的粮荒得以缓解，水肿病得以控制，外逃人员开始返回。对于济宁事件，山东省省长谭启龙指出：省委对济宁地区的问题抓得不及时，抓得不够有力，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各地均应引起特别重视。注20

　　二、第二次饥荒：与全国大饥荒同步，“即墨事件”凸显

　　在第一次灾荒发生后，山东在中央指导下，结合实际，进行了纠“左”，“浮夸风”、“共产风”得以遏制，但这种纠“左”，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山东由纠“左”向“反右倾”转变，掀起了山东“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到12月底，全省近千万劳动力奋战在水利工地上，山东又迎来了第二次饥荒。

　　持续的“大跃进”运动使山东农村经济面临崩溃，局势恶化，大面积饥荒爆发，到1960年夏秋已经发展到十分惊人的地步：人口大量外流（8月底尚未回来的就有109万人），水肿病及各种疾病激增（8月底急需治疗的各种病人有420万），牲畜锐减（比1955年减少237万头），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比1957年减少1900万亩），耕地碱化（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并有大面积的土地荒芜。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160亿斤），群众生活迅速下降到难以维持的地步，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痛事件。注21农村元气大伤，灾情严重。1960年，山东有19个县的人口死亡率超过30‰。注22据统计，1949年至1958年，山东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平均出生率为32‰，1959年至1961年山东人口呈下降趋势，平均出生率为21‰，死亡率回升，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只有1‰。注23各地人口损失逐步加重。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1961年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700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万人，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注24寿张县人口损失甚多，1960年外流18188人，水肿病18044人，干瘦病2687人，妇女病8259人，死亡11054人。注25济宁专区在经历了1959年的饥荒后，又遭到全国大饥荒的重创。1960年出生78882人，占总人口的1.5%；死亡108649人，占总人口的2.06%，人口出现负增长。按县区来说，死亡率最高的泗水县死亡率4.1%，出生率占1.43%；最低的微山县死亡率0.93%，出生率占1.37%等。注26全区1959-1960两年还发生卖婴、弃婴2275起，据济宁、曲阜、泗水、汶上、微山5个县（市）统计，有夫之妇改嫁者819人，不到年龄结婚的3715人，人吃人事件10起（金乡6起，汶上3起，枣庄1起）；汶上县一公社在近三年中死绝285户，计405人，有夫改嫁者70人，人吃人事件2起。注27枣庄城关公社的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5天吃了3个老鼠，后活活饿死；这个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原有710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死亡120人，占人口17%，人死了无力气抬，只好用牛车往外拉，全村无一人有力气从井里提上一桶水。注28

　　在这次饥荒灾害中，以“即墨事件”最为突出。据山东省委驻即墨工作组1960年7月15日的报告统计，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村）现有854户，3067人，耕地10685亩，牲畜118头。在这次灾害中，（1）1959年以来外流621人，占1959年参加分配的3568人的17.4%，占现有人口的20.25%。其中，整户外流的49户，占现有总户数的5.75%。从1960年1-5月底外流200人。（2）因营养不足而发生比较严重浮肿病380人，占总人口的12.39%。（3）1960年1-5月份死亡共计159人，占总人口的5.19%。从死亡的原因分类看，据现已查清死亡原因的130人（29名死亡原因尚未查清，其中有儿童10名）中，因疾病死亡的39人，占30%；因疾病和浮肿双重原因死16人，占12.31%；因年老和营养不足而死亡的30人，占23.1%；因浮肿严重而死亡的31人，占23.84%；因生活困难外出讨饭而死亡的8人，占6.15%；其他吊死5人、跳井自杀1人，占4.6%。（4）牲畜死亡86头，占原有牲畜（1959年数）204头的42%。注29为此，1960年8月3日，山东省委印发了关于该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为彻底扭转山东的严重局势，1960年10月9日至18日，中共华东局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在济南召开了华东地区农业会议，国家农业部部长陈正人和福建、江西、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7省市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除讨论了华东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外，初步纠正了山东农村工作中发生的严重问题，否定了山东寿张、范县、高唐等县农业高产典型及其所谓的经验。会后，由谭震林和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将山东的严重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注30

　　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于10月20日至22日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柯庆施到会讲了话并宣布了中央决定：调整山东省委领导班子，由曾希圣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会上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作了深刻检讨，曾希圣作了《关于动员全省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的报告》，在中央和华东局的帮助下，纠正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五风”错误，对扭转山东的严重局面起了重要作用。10月21日，经中央批准，省委以特级电报通知全省各地，决定停办农村公共食堂，10月27日，省委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号召全省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恢复生产而奋斗。11月1日，山东驻军抽调974名军官组成24个工作队，分赴灾区支援生产救灾；各城镇机关开始压缩人员，全省共有210万人充实到农业战线。

　　11月16日，山东省委召开生产救灾电话会议，贯彻中央“十二条”精神，要求受灾地区抓紧封冻前时机，“大搞复收、大拾柴草、大采可吃可用的野杂生物”，各级党委要把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当成一项重要的紧急任务来抓，尽可能多地生产一些营养成分高的代食品。11月16日-12月2日，华东五省一市（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和上海市）党政军民慰问团一行78人到山东慰问。至12月4日，华东五省一市支援山东灾区代食品2.8万斤，罐头食品3594斤，食糖11万斤，药品9.6万斤，维他命15万瓶，人民币14万元，以及棉衣、鞋袜等大批物资；中央还调给山东粮食10亿斤，救济款8000万元，增拨山东拖拉机775台；农垦部从新疆、内蒙古抽调拖拉机414台为山东灾区代耕。

　　1961年1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一次转折点。会议要求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就山东问题，华东局要求1961年粮食要达到自给，粮食要恢复到230亿斤，争取250亿斤。山东省认真落实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中央财政也多次拨出专款，帮助山东赔偿群众损失，仅1961年3月一次就拨给山东2.2亿元人民币。据1962年统计，济宁平均退赔每户农民242元，每人54.20元注31）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结束。

　　“大跃进”的灾难是巨大的，留给人的记忆更是长远的。在上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忆苦思甜活动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场面：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在痛诉旧社会的苦难时，会不由自主地扯起了“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使得忆苦思甜无法进行下去。这是笔者听父辈人说的。“大跃进”运动过去多年，农民还是朴素地把“大跃进”和饥饿、死亡联系在一起，对它还是心有余悸、难以忘怀。铭记灾荒的教训，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李伟为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王毅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来源: 《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 责任编辑：邵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