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晖：伊斯蘭教不是恐怖主義

bridged

清寒中的怒火 - 李宇暉 政治學博士研究生
伊斯蘭教不是恐怖主義
07月18日(五)       

外界對伊斯蘭教存有不少誤解。
       

每次新疆或中東發生恐怖襲擊，總有人義正詞嚴地說，伊斯蘭教就是邪教，恐怖主義就是伊斯蘭教造成的云云。進而他們就會給當局獻計獻策，要求限制伊斯蘭教活動，強行民族融合，推廣漢文化等等。
除了部分網評員之外，我想大多數有此想法的人多少都是受了911的震撼。畢竟後冷戰時期全球主要的衝突多少都和伊斯蘭極端主義有關，這個年長的人難免不對伊斯蘭教產生一種經驗上的先入之見。亨廷頓那本引用率曾經長期高居政治學界榜首的《文明的衝突》，雖然沒有像某些網民那樣赤裸裸地把暴力歸咎於伊斯蘭教，但是也格外強調了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為了保衛自己的宗教疆界而引發的衝突。
這些觀點我實在無法贊同。在冷戰結束以前，即使在和伊斯蘭教沒有什麼交集的人類社會裏，各種恐怖暴力又何嘗停止過？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自不必說，再往前的千把年裏，不管是基督教文化內部還是東方文化內部，哪有一天少了慘無人道的殺戮？
有人說，殺戮固然糟糕，但是不能統統叫恐怖主義。以自殺性襲擊，無差別攻擊製造恐怖的「聖戰」是只有伊斯蘭教才有的東西。真的嗎？遠的不說了，還記得2010年國內的連續5起校園砍殺事件嗎？肇事者有的自殺，有的雖未自殺但被捕後被處決（因而等同於自殺）。很多案件細節沒有公布，但沒有哪起和伊斯蘭教有關。最近一個月又連續發生了兩起公共汽車爆炸事件，第二起尚未公布調查結果，但第一起已經證實是漢族人實施。
自殺性襲擊無非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出於絕望，已經對生命失去了興趣。這樣的人當然不需要宗教的激勵。在專制國家出現的恐怖襲擊往往是這個原因。這樣的襲擊並沒有策略上的好處，並沒有背後龐大的資金支持和政治上的受益者，不計後果無非是因為沒有可失去的東西。對於這樣的恐襲，不管是道德譴責還是執法機關恫嚇都沒有任何用處，這些東西只能用來對付尚沒有完全絕望的人。無論道德懲戒還是法律懲戒都無非是對生者的一種制約，對於連生命都不准備延續的人，扯這些不是隔靴搔癢？就中國目前的狀況來看，有太多的人因公權的凌辱而絕望是恐怖襲擊的最直接原因。
當然，並不是所有自殺式人彈都是絕望的。另一種可能性是被洗腦，例如一些中東恐怖組織中的年輕襲擊者所信奉的死後去天堂得到七個處女云云。你可以說一個人被洗腦有宗教原因，但是被洗腦者的存在，並不是恐怖襲擊得以實施的根本原因。有被洗腦的人，必然就有發明洗腦攻略的人。那麼一個發明洗腦攻略並主動推廣的人是為什麼呢？難道他會相信他自己發明出來的故事嗎？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底層的直接攻擊者身上，或許會得出伊斯蘭教是罪魁禍首的結論（很多西方人也有這種觀點）。但是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高層的策劃者身上，這種結論就說不通了。一個虔誠的宗教傳播者會去編娶多少個處女這種自己都不信的黃段子？這種胡編亂造本身符合古蘭經嗎？當然不是。實施者也許有宗教目的，但大型恐怖組織的策劃、領導者則多半是為了政治目的。對於這些高層大忽悠來說，本族群和西方的對抗越尖銳，他們就越有藉口拒絕西方的政治模式，也就更容易維護其在本族群內不受挑戰的政治權力。這種所謂的「轉移式戰爭（diversionary war）」和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地宣傳反美反日反台獨，抗日神劇狂轟濫炸其實是同樣的動機，和信奉什麼宗教無關。如果說有區別，那也是中東國家有石油，不像中國的經濟模式這麼依賴於經貿合作，因而其政治領袖幹起來更不計後果。事實上，但凡沒有石油的伊斯蘭國家，大都相對平和，相對世俗。印度尼西亞（最大的伊斯蘭國家）是個很有意思的例子，石油有一點，不算太多。油價高的時候，蘇哈托安享獨裁，無惡不作（包括屠殺華人）；石油價格一跌，其政權立刻被推翻，很快成為相對文明的正常民主國家，甚至我知道有很多中國人移居印尼常住。
這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自殺式襲擊：因絕望而自發實施的襲擊，和為壟斷政治權力而誘騙年輕人實施的襲擊，其實所需的解決方案幾乎完全一樣，那就是所在國政治的民主化。就前者而言，民主化必然帶來基本福利的改善，雖然不能完全杜絕絕望者的存在（比如美國校園槍擊案中的那些失戀狂人），但是概率會大大降低。就後者而言就更不用說。民主化雖然無法避免一國變成襲擊的目標（比如伊拉克），但是至少可以避免該國的政府財政直接資助恐怖襲擊。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一直就在走彎路，也間接影響了很多網民的看法。他們寧可資助獨裁的所謂「世俗政權」（如80年代資助薩達姆和最近資助埃及的賽西），也不願資助有宗教色彩的民選政權（如短命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政權）。其實後者意識形態再極端，其財政支出受監督，政策理性更強，反而不會支持恐怖主義。而前者「世俗化」喊得天響，資金遲早會流入恐怖組織的腰包。
我見過的一些以色列人總是強調，古蘭經裏明確說了可以殺死異教徒，所以伊斯蘭教沒救。我絕不同意這種看法。對於宗教典籍的詮釋是一門大學問，一個宗教領袖是做嚴格的字面化的詮釋，還是進行文學化的軟性詮釋，當然歸根結底是其政治動機決定的。聖經裏面對不信上帝的人的懲罰也不可謂不恐怖了，雖然懲罰理論上講是上帝自己完成的，但是一個宗教領袖如果硬要把它用來為十字軍式的宗教戰爭辯護，你又能奈他何？近幾個世紀基督教立場的軟化，難道和歐美政治力量的博弈沒有關係麼？歐美用了幾百年，是因為當年的民主化還是一種自發的緩慢過程。而後冷戰時期，只要西方大國有誠意，推動中東的民主化完全可以立竿見影。現在的拖拖拉拉無非是因為他們對伊斯蘭教民眾的毫無必要的恐懼。
的確，政治學界過去長期傾向於用宗教解釋政治。但是政治對宗教的解釋力已經越來越被眾多學者提上日程。 McGarry和O'Leary對北愛爾蘭衝突的制度解決方案的研究，Chandra對於印度多維度身份認同所帶來的衝突緩和效果的研究都是經典之作。簡單地把一種十幾億不同文化淵源的人信奉的宗教在輿論上一棒打死是很愚蠢的，更有建設性的方法是通過幫助這些民眾獲取公民權利，尤其是政治參與的權利，擺脫單一、壟斷的洗腦源，在政治實踐中逐漸找到踐行自己信仰、同時又尊重他人的有效方法。如果你不相信我說的，找個穆斯林飯館去吃頓飯，和裏面的人聊聊，看看他們是凶神惡煞還是和你一樣（甚至比你更善良）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