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遏制市场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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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遏制市场斯大林主义
2010-09-16 19:00:44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跟贴 299 条 手机看新闻
它不是一般的政府统御经济，它主要是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通常只用于紧急状态的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什么叫专政？经典作家早有明确解释，专政即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

一

强拆冲突已构成当下中国最大规模的产权冲突，强拆悲剧已构成当下中国最大规模的人权悲剧

唐福珍自焚以其惨烈震惊世界。原以为这不仅空前，而且一定绝后，血流得够多，人死得够多，应该有个句号了。唐福珍自焚固然令人伤怀，但如果能像孙志刚事件终结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那样，终结同样邪恶的强制拆迁制度，或算不幸中之万幸。

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还是太天真。唐福珍自焚不出一年，9月10日，江西抚州市宜黄县又爆发强拆血案，拆迁户三人被烧成重伤，分别是拆迁户钟家的大伯、79岁的叶忠诚，钟家的母亲、59岁的罗志凤，及钟家二女儿钟如琴。

原以为极端已到极限，不可能更极端，现实却是如此反讽。并非一人而是全家被逼自焚，宜黄血案因此远远超出想象力，舆论一时山呼海啸，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在唐福珍自焚之后，类似血案从来就不曾消停过。只不过因剧情雷同，无法调动早已审美疲劳的公众的注意力，往往只能在新闻的汪洋中一掠而过。网上简单搜索，即可列举如下——

8月27日，福建泉州市民何全通，因无法接受住宅即将被当地政府拆除的命运，泼汽油点火自焚，抢救无效死亡。

6月1日，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大孬驾一辆厢式货车阻止强拆，因遭到拆迁专班暴力围攻，情急之下，驾车撞死4人，撞伤11人。

还是郑州。5月27日，须水镇某餐馆老板娘陈先碧横尸挖掘机旁。当地官员称，是陈先碧在强拆冲突中“趁人不备”从墙头掉下身亡。

5月24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发生暴力拆迁，致一人死亡。

4月18日，河北邢台市桥西区张家营村。村民孟建芬在强拆冲突中被铲车碾死。

4月8日，辽宁抚顺高湾区。指挥拆迁的建委主任王广良在强拆现场被“钉子户”杨义用刀杀死。

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两名农民因抗拒强拆自焚，造成一死一伤。自焚死亡的村民名为陶惠西，受伤的是他92岁的父亲陶兴尧。

3月3日，武汉黄陂区。“钉子户”的母亲、七旬老妇王翠云在强拆冲突中被活埋致死。

2月8日，野蛮拆迁在安徽省利辛县上演，一名80多岁的老人在自己家中被活活砸死。

相信因强拆引爆的社会冲突、刑事案件、致死致伤诸项统计数字，没有进入各级统计局的视野。但即便如此，仅据个人耳闻及媒体披露的信息，仍不难判断，强拆冲突已构成当下中国最大规模的产权冲突，强拆悲剧已构成当下中国最大规模的人权悲剧。这样大规模的冲突和悲剧，对人心的过度刺激和打击，因过度刺激和打击而产生的挫败感与绝望感，对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溃败的助推，则就不是统计部门所能测算出来的了。

二

他们跟企业家一样属于经济人，但他们不具备企业家具备的公司理性，因为他们不需要公司理性，因为他们手中拥有企业家不可能拥有的国家机器，即合法暴力

三个多月以前专访吴敬琏老师时，我提了一个问题：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形态，还是市场经济吗？吴老师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既然不是市场经济，那么到底属于何种经济形态？吴老师的答案是，重商主义的，抑或权贵资本主义的。

这些概括有道理。但在我看来，仍不够精确。它显然有重商主义性质但又不同于传统的重商主义，有权贵资本主义性质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权贵资本主义。它是一个结合了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物种。是多种物质化合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物质。

毋宁把它就叫做市场斯大林主义。即，它是市场机制加斯大林主义。或者换句话说，它不是一般的政府统御经济，它主要是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通常只用于紧急状态的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那么什么叫专政？经典作家早有明确解释，专政即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

这就是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困境。学者反复忠告：市场经济必须用法治来保障，法治首先是以法治理政府，政府必须接受法律的规驯。但在政治体制没有实质变革的情况下，法治精神与斯大林主义的内在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崇奉斯大林主义的相当多数官员，很难接受契约约束，接受自由交易、等价交换等市场逻辑。他们跟企业家一样属于经济人，但他们不具备企业家具备的公司理性，因为他们不需要公司理性，因为他们手中拥有企业家不可能拥有的国家机器，即合法暴力。他们可以动用合法暴力介入市场竞争，到市场上跑马圈地。

这就是市场斯大林主义的奥秘所在。地方政府公司化，乃至政府部门公司化，一个个都成了实际上的经营主体。但它们本身并不创造任何物质产品，并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它们不过是把创造财富的机会存量划到自己的盘子里，把创造财富的资源存量划到自己的盘子里，以及把财富本身划到自己的盘子里。对他们是增量，对社会则是减量。他们增量越大，则社会减量越多。

这就是说，市场斯大林主义之下，政府跟社会的财富分配关系，不能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注定要伴随激烈的利益博弈。但既然存在不受法律约束的强大暴力，就不可能指望这种暴力会自我约束，会在激烈博弈中当袖手观音。不仅是政府统御经济，而且是用专政手法，用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来统御经济，就在很多地方衍为常态，以此来保证地方政府或者部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尤其集中表现为地权博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市场社会的常识。在当下中国，私有财产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地产房产。人民公社化之前，农村土地大多私有。而在城市，即便改革之初，还有相当数量地产属于私有。但未经任何谈判，未经任何形式的对等交易、产权置换，仅仅一个法律规定，城市私有地产即全部无条件转为所谓国有其实是地方政府所有，农村土地的流通权交易权也全部收归国有其实是地方政府所有。这样大规模的私产转移竟悄然完成，十三亿人都失去了对自己脚下土地的主权，都成了租客或过客。

这是当代历史上平民私产最大规模的灭失。只不过在相关法律生效之时，因法律意识不够，绝大多数国人没弄懂其中关节。但国人是讲求实际的，真要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从他们手中拿走，可就没那么简单了，他们肯定要穷尽一切合法手段抗争。这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专政机器就派上用场了，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就充分体现出它的优势了。某地强拆预案明确规定：发生冲击现场行为时，须调动公安部门。如果局面升级，须“由总指挥协调调集武装警察维持现场。”既如此，当下征地拆迁冲突不断、悲剧不断、死人不断，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准巴尔干化的冷战争。看看地方政府征地拆迁的具体部署，及所使用的整套话语体系，莫不充斥着军事词汇，莫不洋溢着斯大林主义的血腥气。譬如，“打一场人民战争”，“打歼灭战”；譬如，要“戳破别有用心人的意图，特别要注意防止反政府、反社会个别势力的非法活动，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强势推进。拆迁工作不能等待观望，要做到腰板硬、措施硬、政策硬、手段硬”。等等。哪有半点法言法语？倒是让人恍然如梦，怀疑自己是不是坐时空穿梭机，回到了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时代？

三

权宜衍成习惯，习惯衍成自然，以暴力搅买卖开路，以维稳体制断后似乎成了天经地义，成了难以改变的常态

市场就这样成了斯大林体制的婢女。斯大林体制从市场之外、市场之上统御着整个市场，一切操之于我。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扼制自由的市场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是反市场经济的。近年来为什么国进民退势不可挡，为什么政府跟社会的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衡，终极原因就在这里。

逻辑很清楚，不解决斯大林体制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前景就无法让人乐观。通常说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权力搅买卖，不对了，在很多地方，事实上已发展到暴力搅买卖了。没听说正常的产权置换，会常常需要城管乃至公安，乃至武装警察冲上第一线。没听说正常的产权置换，会常常逼到对方跳楼、自焚甚至全家自焚甚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也要自焚。我们是在承平年代，正常的产权置换，进而，整个经济的发展，本不该用那么多血、那么多泪来换，本不该有那么多家庭破裂和生命的沉沦。

于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全国一年维稳经费高达5100多亿元，超出了军费总额。天价维稳成本事实上反映着社会问题的高攀不下，事实上反映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攀不下。在特殊利益集团收获越来越多发展红利的同时，是整个社会付出愈来愈大的代价，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软着陆愈来愈难。

本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只是市场发育之初的权宜之计，为了补当时社会力量之不足。但是在尝到了权力搅买卖尤其是暴力搅买卖的巨大甜头之后，政府之手非但不肯退回去而且不退反进，对国家的强制职能的过度依赖，似乎成了戒不掉的瘾。我们从前认为，这或是转型时代的特定现象，是必须交的一次性学费，大致是可以忍受的。但现在权宜衍成习惯，习惯衍成自然，以暴力搅买卖开路，以维稳体制断后似乎成了天经地义，成了难以改变的常态。


如果竟然走到这一步，那一定是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拨乱反正无疑需要一个极宏大的布局，非三言两语能说清。但至少有一个切入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如舆论广泛呼吁的，彻底废除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通过订立新法还地权于民，首先从这个角度落实宪法对保障公民私产的承诺。比如，可以订立一部住宅法，确立住宅权为基本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如遭侵犯，公民可采取紧急措施自卫；一旦诉诸法庭，法庭不得拒绝受理并必须公开和独立审判，如此等等。

对平民私产的剥夺尤其是对地权的剥夺早已天怒人怨，从这方面拨乱反正，民意基础极为强悍。在城市有整个中产阶级支持，在乡村有整个农民阶级支持。从此起步，即首先从地权角度给国家暴力机器套上绳索，遏制市场斯大林主义或不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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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too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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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期还是有问责的，04年嘉禾事件，温家宝主持的问责，05年河北定州强拆血案，第三天市委书记市长双双免职，据说是胡锦涛直接干预的。说明胡温不是不想管。

近年来反而没有问责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早期他们还不知道水深，跟我们一样一时气愤，对方卖了一个面子而已。暴力拆迁看似只是具体的事务性的问题，实际上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预算内收入一个萝卜一个坑，支配的自由度不高。土地收入属于预算外资金，支配的自由度高，金额巨大，既是地方政府收入，也是官员个人寻租腐败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收入已经属于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所在，要遏制暴力拆迁相当于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朱镕基搞反腐，话说的豪气干云，实际上也只办了远华案抓江泽民的罩门，不敢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胡温更加做不到。



【 在 flytoofly 的大作中提到: 】
: 中国应遏制市场斯大林主义
: 2010-09-16 19:00:44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跟贴 299 条 手机看新闻
: 它不是一般的政府统御经济，它主要是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通常只用于紧急状态的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什么叫专政？经典作家早有明确解释，专政即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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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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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有篇好文，回头我找出来。

【 在 flytoofly (坚如铁石固若金汤) 的大作中提到: 】
: 其实早期还是有问责的，04年嘉禾事件，温家宝主持的问责，05年河北定州强拆血案，第三天市委书记市长双双免职，据说是胡锦涛直接干预的。说明胡温不是不想管。
: 近年来反而没有问责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早期他们还不知道水深，跟我们一样一时气愤，对方卖了一个面子而已。暴力拆迁看似只是具体的事务性的问题，实际上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预算内收入一个萝卜一个坑，支配的自由度不高。土地收入属于预算外资金，支配的自由度高，金额巨大，既是地方政府收入，也是官员个人寻租腐败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收入已经属于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所在，要遏制暴力拆迁相当于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朱镕基搞反腐，话说的豪气干云，实际上也只办了远华案抓江泽民的罩门，不敢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胡温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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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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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烈的“财政陷阱”

默认分类 2010-08-08 00:05:37 阅读120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如果你理解了财政，才算把握了政府的本质。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运作的，而是为了财政而运作。

让我们看最近的一个新闻：28城市试行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通俗点讲，我们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由于有很大一部分暂时没有用到，都留存在了政府的手上。于是中央政府允许把这部分钱贷给地方，去建设保障房，算是“废物利用”。

下面，我把这件事和越来越恶化的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讲一讲，并理一下最近发生的政策之间的逻辑。



乍一看，这是个好事，可以支援保障房的建设。但如果理解了地方财政的恶化，就会明白，这样做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或者说，由于财政恶化，需要四处找钱补窟窿，于是瞄准了公积金。保障房只是个幌子。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也。

地方政府财政恶化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近十年来，地方政府首先借助于土地出让金获得了大笔的收入，这笔收入变成了公务员的工资、关系企业的利润，以及大笔的灰色收入。但最近的情况是：土地出让金不可能再玩长久了，因为房价不可能一直涨，房子不可能一直建，如果不建房子，就没有土地出让金收入。而且，土地出让金的弊病已经暴露太多，再玩下去要生民变。于是，地方政府需要开辟其他更加隐蔽的财源。

第二个财源就是08年兴起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联合银行发债或者发信托产品，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通过银行直接从老百姓手中圈钱。

08年这次的第二财源比起土地出让金更加可怕，各地政府生怕落后，纷纷抢着发债，向银行贷款，地方债务立即超过了它的年收入总额。也就是说，许多地方政府勒紧裤腰带一年甚至几年不吃不喝，还换不上债务。

地方政府的债务还拖累了银行，即便银行自己不承认，也要明白，它们必然面临着巨额的呆坏账。于是银监会坐不住了，一方面，要求银行要谨慎放贷，另一方面，开始清理地方债，第三方面，让银行向股市要钱，也就是增发股份增加资本金，最终用股民的钱来为地方政府的呆坏账买单。最近，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开始密集地增发股份，就是因为银行缺钱了，求助于股市。当然，股民也不吃亏，因为银行最终要把钱再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最近大家看到银行纷纷上调银行收费，就是银行为了赶快把钱收回来去补窟窿。由于中国的银行业是垄断的，基层消费者只能坐以待毙挨宰。这是地方债务对银行的影响，属于插话。

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过重已经成了执政者的心病。那么执政者又如何来解决问题呢？

如果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可以让地方政府破产，下次它就不敢乱花钱了。比如，美国加州政府去年就面临破产，于是被迫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

但在国内，一次地方政府破产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政治问题，比如，庞大的公务员发不出工资怎么办？下岗工人可以失业，但市长的小舅子是金贵之躯，怎么也不能失业。还有那么多政府的大白宫等着修，建到一半总不能停。对于国内来说，地方政府破产等于政党的威信在这个地方的彻底丧失，很可能扩散到全国，成为政党倒台的契机。所以，地方政府是决不能破产的。于是，中央政府就要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出路。

既然第一号财源（土地出让金）和第二号财源（地方债）都越来越难了，为了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转，中央政府曾经考虑过物业税。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前一段时间物业税炒得很热，那就是地方政府在寻找新财源的尝试。记得当时有人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现在这么热炒物业税，我担心上面通过调查，发现地方财政已经撑不住了。”

最终，物业税由于技术上缺乏执行手段，还在扯皮，在短期内还无法成为地方财政的下一个支柱。地方政府还在等米下锅。

央府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制造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相当于把老百姓的钱偷走接济地方政府，老百姓发现自己存的三万元只能当三千元用，而地方政府的三十亿债务已经悄然减为三亿了。当然，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掩盖，比如，从cpi上我们是看不出严重通胀的，统计数据总是很漂亮，但实际上，持家的人都知道最近物价的上涨和花费的增加。统计数据只是掩耳盗铃罢了。待我们明白的时候，回头一看，才发现物价比几年前已经高出这么多了。但大部分人可能连回头看都没有学会，早忘记了。数据方面的讨论，许小年最近写了一篇不错的文章，可以作为参考。

然而，通胀也是个慢活儿，并且只能有效减少债务，却不能直接给地方政府带来收入。

总之，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时期，地方政府的财政陷阱扔在继续，但新的财源还没有找到，仍然依靠老财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各地方政府搞拆迁已经依赖黑AB社会了，但是央府仍然置若罔闻，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知，因为稍微一个纠正的法令可能直接导致地方财政的垮台，那就不可收拾了。

我们曾经以为拆迁公司敢于打死人、敢于一下子叫上百人穿着统一的迷彩服进行强拆（这按法律定义是黑社会，头子可以枪毙），是因为有后台，当然，从小了说，的确是因为他们有后台。但从大了说，根源还是在于地方财政已经绑架了中央，让它黔驴技穷了，知道中央不会管。

现在，政府发现，在许多地方，住房公积金还是没有开发的一块处女地。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住房公积金早就被动用了，不要忘记陈A良B宇怎么进去的。但是在别的地方，住房公积金还有富余。

如果我们在前几年谈起保障房，地方政府连鸟也不鸟。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用公积金建保障房的政策竟然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热捧？他们甚至为了增加住房公积金的总量，开始提高公积金缴纳额度、监督公积金的缴纳。难道他们良心大发现了？不是的，是因为公积金的钱很划算，只要能拿出来，就能够转做他用。这些年，地方政府在财务上已经成了一把把好手，挪用早已经不成问题，账面还会做得很漂亮。

至于如何还款？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如同击鼓传花一样，他们指望着到时候能够寻找到下一个资金池，把这个窟窿补上。而且，到时候自己已经调走了，就不用管了。没有人有长远打算，都在补窟窿，包括央府。

大概只有看到了赤裸裸的财政动机，才不会天真地看新闻只看表面，并去信赖政府那虚无缥缈的保证，那永远是不可靠，不可靠，更不可靠的。

【 在 bridged (断桥：每次都被王兴打击)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方面有篇好文，回头我找出来。
: 【 在 flytoofly (坚如铁石固若金汤) 的大作中提到: 】
: : 其实早期还是有问责的，04年嘉禾事件，温家宝主持的问责，05年河北定州强拆血案，第三天市委书记市长双双免职，据说是胡锦涛直接干预的。说明胡温不是不想管。
: : 近年来反而没有问责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早期他们还不知道水深，跟我们一样一时气愤，对方卖了一个面子而已。暴力拆迁看似只是具体的事务性的问题，实际上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预算内收入一个萝卜一个坑，支配的自由度不高。土地收入属于预算外资金，支配的自由度高，金额巨大，既是地方政府收入，也是官员个人寻租腐败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收入已经属于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所在，要遏制暴力拆迁相当于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朱镕基搞反腐，话说的豪气干云，实际上也只办了远华案抓江泽民的罩门，不敢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胡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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