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陇：周恩来对阎红彦之死的定性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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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红彦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开始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元月8日自杀身亡。阎红彦是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省委第一书记。在阎红彦去世一个星期后，1967年元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在会议上周恩来以阎红彦之死为例来教育各大区和各省的书记：



　　再剖析一个云南，原来估计云南比四川好一点，整个云南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西藏怎样？西藏以军队为主，可能好一点。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情，想避开也是不行的，就是因为云南对李井泉的领导不满，但是，是不是站在正确方向来斗争呢？阎红彦从本位出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三个省落后性相同，但是四川顽抗，搞白色恐怖，打击群众，因有些人起来反抗，四川的盖子还没有揭开。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叛党自杀。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绩，过去的关都过去了，但顶大的关过不去了。薄一波不揪出来，但也有人议论打倒他。阎不走这条路，可能还有人认为他是同志，现在不能这样说来。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她不请教主席，她不读毛主席的书，最近事件发生后，郭超同志来反映，谷牧有个报告是错误的，对林彪同志报告不看，读语录是说说的，不请教群众，怕群众怕得要命，然后把自己放在斗争的位置，这也根本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军区党委也要想一想，哪一点应该请教主席，哪一点不符合群众要求，哪一点对同事不以平等态度待人。第一次乒乓球赛时，阎只批评李井泉，不批评自己，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他是以和高岗不同的来标榜，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给鸦片烟吃？反高岗后，阎背上包袱，平时也只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向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以后，这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阎不敢出来了，在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人委，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去向不知道，他不告群众，群众恼了，把他压在汽车上游街三四个钟头，住到医院当防空洞，扬言干部听到后泣不成声，不吃晚饭。


　　……赵健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他们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安眠药几十片后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个态度，不但是压制群众，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阎之乱，有人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王府井的传单说，阎被谋害，赵被重伤，这显然有人指使。阎是自己可耻的解决了。斗争锋芒不能指向军区，军区也不能当防空洞，进入军区责任在省委，中央呼吁撤出来，多些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不上交，中央各部和各省委，都没有过了关，高高兴兴的回去，准备过好这一关，是否能过关，决定于本人。今天就说这些，相信绝大多数人能过好这一关，林总叫我做思想工作，我就讲这些。


　　（摘自《周总理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1967年3月21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红三司翻印，有关这个讲话的翻印稿比较多，内容基本一致，所见各版本仅个别地方有增减。）



　　在周恩来的讲话中，在阎红彦之死的问题上主要提到如下几点：



　　首先，给阎红彦之死定性，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领导，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周恩来也给出了理由，一是他的思想历史根源如此，有着一个抽鸦片的父亲，还有着一个是封建婆的妻子，特别是这个妻子不注重读毛主席的书；二是对红卫兵造反派不支持，采取防和挡的态度；因此，他的死是叛党。



　　其次，在文革初期，党内的一些老干部对文革如此疯狂的开展还是持有一定的异议，1967年2月的所谓“二月逆流”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在这个讲话中周对当时所流传的“谣言”即阎红彦之死“嫁祸”于红卫兵也进行澄清，并用“可耻”之词形容阎红彦的行为，并进一步指出散布这样的“谣言”是有人背后指使的。言外之意，不言自明，矛头对准的是那些自身难保的老革命。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提醒在座的各位封疆大吏们，回去好好想一想，如何能够过这一关？不要以阎红彦为榜样，人家要斗就要人家斗，要不然也要落得和阎红彦一样的下场。可惜，这些封疆大吏们无论怎么办，该斗的还是被斗，以后的日子都不好过，还是有不少人失去了生命。



　　阎红彦的死，对当时的老干部触动很大，原本想着这样一场运动，再深入发展也总不至于闹出让这些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干部付出生命代价的程度，更何况据陈丕显回忆录所说阎红彦是毛泽东列出名单要保护的省委书记之一。（《陈丕显回忆录》：陶铸的真情感动了毛主席。12月29日，毛主席对他说：“过罢新年，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看运动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是老问题，‘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看一看。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啊，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毛主席自己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一二十人。）而这个时候，周的讲话彻底让他们绝望了。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之所以会发生在这之后不久，阎红彦之死是原因之一，当时谭震林就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据另外版本谭震林中间还有一句“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四十年的老革命……”）



　　文革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就是领导人的讲话往往是全文记录，然后流传出来，全国各地翻印，无论这个讲话多么口语化。这也许是出于当时人的谨慎，害怕被别人说成是断章取义，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也正是这样的现象，让现在的人可以认清一些人的真面目。周恩来多年来人们称为“敬爱的周总理”，而几十年来“总理”一词也为他一人所垄断，即使在今天，上了年纪的人只要提到“总理”，还是指的是他。文革结束后，人们总说“总理”在文革中多么的忍辱负重，保护了多少人，自己受了多少委屈，但这些流传下来的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却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如这次的讲话，即使对待一位已经死去的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他也没有留下一点口德。在关于四川问题的《三一五讲话》中（1968年）他更是不遗余力的推动四川的文革，把矛头直接对准四川省原省委书记李井泉。周恩来的这样的讲话还有很多，这些讲话是绝对不会收入到他的文集中的，但是，这些讲话是可以成为研究周恩来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的一些证明材料，同时也可以成为研究文革史的一个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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