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斯大林时代一个女人的“秘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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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好书回放 |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一个女人的“秘密”生活
2014-11-25 张弘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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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图书：《耳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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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兰多·费吉斯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入围理由：一本卓越的口述史著作，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形成、发展和深入苏联人思想深处的过程做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展示。在恐怖政治的压迫下，苏联人从开始的被动接受，到逐渐服从和习以为常，再到自觉遵守并配合官方的作为，“耳语者”是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一旦人们在政治压迫下处于长期的恐惧，他们的真实想法也只有以耳语的方式隐秘表达。本书以大量的采访以及为数众多的口述史资料为基础，为苏联民众遭受的身心摧残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我是个富农的女儿！

斯大林时代一个女人的“秘密”生活


缩编改写 | 书评编辑 张弘

原载于2014年10月1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耳语者》一书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深入探索斯大林时代个人和家庭的口述历史著作，解释了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苏联民众卷入恐怖制度，或旁观，或合作的过程。其中，戈洛温一家的遭遇具有普遍性，一家人流离失所多年，最小的女儿则在个人奋斗的数十年里，刻意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成分。

　　


出身 因富农身份而被嘲弄

　　

1930年8月2日，位于莫斯科东北800公里处的奥布霍沃村公社领导人尼古拉·戈洛温，在集体化运动中被捕，押往白海一座岛屿的索洛韦茨基监狱。次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被赶出家园，流放到“特殊定居地”沙尔铁，地处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直到1934年底，一家人才在沃洛格达附近的小镇佩斯托沃团聚。

　　

尼古拉的小女儿安东尼娜非常聪明，又继承了父亲尼古拉的强烈个性。与父亲重聚后，11岁的女孩便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新学校，年龄较大的男孩把她当做“富农”的女儿加以嘲弄和虐待，甚至老师们也会挑剔找碴儿。有一天，一名女教师把安东尼娜叫到全班面前，予以惩戒，大声叫嚷，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卑鄙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

　　

同学玛丽亚的父亲也作为“富农”被捕，她对安东尼娜说：“老巫婆吐出这样的骂人话，我们来写一封投诉信！”玛丽亚写了那封信，她写到，她们的父母是富农，但不能怪罪于子女。安东尼娜将信送去校长办公室。校长告诉她们，他同意她们的观点，但她们不得外传。

　　


秘密 闭口不谈自己家事

　　

安东尼娜全身心投入学业，她好几次出现在学校礼堂的优秀学生榜上。尽管有“富农”的背景，她还是加入了共青团。此时她已决定为自己编造全新的身份。从青年起，安东尼娜就过上了秘密生活，不向朋友谈论自己的私事。1940年，她遇上第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但闭口不谈自己的家世。

　　

安东尼娜的志向是上列宁格勒医学院，她曾在1941年提出申请，但被拒绝。二战中，列宁格勒陷入德军围困之中。安东尼娜在佩斯托沃镇的村校担任助教，她在1943年申请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因为该校需要医生，放松了录取标准。尽管有“富农”出身，安东尼娜还是考上了这所大学。

　　

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后，安东尼娜在1944年申请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继续深造。她没有列宁格勒居民的护照，虽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老师们帮她写了热情的推荐信，但“富农”出身仍使她丧失资格。其时，列宁格勒急需儿科医生，以照看围城造成的数万名孤儿病人。建议录取安东尼娜的官员声称，“这个时候，拒收这样的学生，不啻是在犯罪。”由于没有护照，安东尼娜无法正式注册为儿科研究院的学生，只好名列14名“非法居民”之中，一起住在地下室。作为“非法居民”，安东尼娜不能领取助学金、不能借出图书、不能在学生食堂就餐。她晚上非法打工，充当女服务员来养活自己。

　　


婚姻 与丈夫彼此欺瞒

　　

安东尼娜还向分别同居了20多年的两任丈夫隐瞒了家史。她在1947年遇上第一任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其时，安东尼娜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去，已在使用前男友的姓氏。她没有在列宁格勒居住的合法权利，担心万一当局发现她在考上研究院时曾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自己又会成为“反社会分子”并遭到再一次的逮捕和流放。其时，政权正致力于各大城市的全面清洗，伪造履历的安东尼娜非常危险。

　　

安东尼娜居住的共用公寓，寓长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已开始对安东尼娜起疑。有一次，邻居拿出一双新鞋，安东尼娜失言说出自己父亲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也是一名鞋匠（这在农村通常是“富农”的手艺）。她被吓坏了，唯恐真相暴露。正巧，这时列宁格勒居民、工程师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向她求婚，在安东尼娜的眼中，他无疑成了一大救星——一旦结婚，她就会得到新的姓氏和文件，可以合法地留在列宁格勒。

　　

安东尼娜在后来的40多年中，一直向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说到家人时，总是谎称他们都是贫农。甚至在1968年离婚之后，安东尼娜仍继续对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履历。1987年，安东尼娜接待格奥尔基年迈的姨妈，后者说漏了嘴，透露他父亲原是沙俄海军的少将，忠于沙皇，曾在内战中参加白军。她这才弄清，格奥尔基像自己一样，也一直在隐瞒出身。



和解 60年后喊出自己的身份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才敞开胸怀，道破了彼此隐瞒40多年的秘史。然而，他们仍一致同意，继续对女儿保密。有两件事促使安东尼娜逐渐冲破恐惧，将自己的出身告诉女儿。

　　

第一件发生于1995年8月2日，这一天恰好是父亲1930年被捕的65周年。72岁的安东尼娜重访奥布霍沃村，她家曾在那里居住。1930年，奥布霍沃村虽贫穷，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总人口317人，近一半是孩子，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合作商店。到安东尼娜1995年重访时，古老的村庄所剩无几，全村仅存13人，其中11人已有六七十岁。村里的妇女以她的名义，在伊万·戈洛温的家中安排聚餐——他是村庄里她家族中的硕果仅存者。村民们开始回忆安东尼娜的父亲，称他的勤奋正是农庄所缺乏的。

　　

第二个转折事件，发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沙尔铁地区。1931—1934年，她与家人曾居住于此，因此她特来这个故地重游。多年之前，定居地已被撤销，但从路上就能看到，营房的废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铁丝网之后。安东尼娜在附近徘徊时，遇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当地妇女，她询问可否走进定居地，随即开始了交谈。那名女子透露：“我是富农的女儿，1930年被送来此地，我真正的家园是在巴尔瑙尔”。

　　

安东尼娜回忆当时她的反应：“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察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