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思聪：1963：报上已“无”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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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邹思聪

1
我开始寻找我父亲生日那天的报纸。

我的父亲出生于1963年4月28日。在我的记忆中，428这个时间，似乎是很多历史的转折点。如果回忆，我们看到，1906年4月28日，新闻纸第一次公开成革命派和改良派，讨论应该革命还是改良。这是清朝末年的媒体环境，山雨欲来风满楼。1928年4月28日，革命党人的共产主义支流，遭遇了极大的挫折，败退井冈山，党史则称之为“朱毛会师”，开始了中共的第一次复兴和割据。到1956年4月28日，已是中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不顾党内的不满，号召“双百方针”，之后的结果，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坠入深渊。

我父亲出生在四川万县专区（今属重庆）。1963年4月28日，我父亲出生这一天，是否有转折性的事情发生呢？我找到了那天的《四川日报》和《人民日报》。

答案是，没有。没有转折性的事情发生。这一天是星期日。《四川日报》只有两版，一个头版一个副刊。《人民日报》也只有四版。

来看四川日报这一天的头版。我们可以看到“不登高山不显平地，不比先进不见潜力——三元葡萄糖厂客服自满情绪虚心向友厂学习，生产水平提高成本大幅度降低”，“找差距赶上了先进——德阳锅厂饭锅畅销绵阳专区受到消费者好评”，“老红军的本色——记桐君阁药厂党支部书记李三多”，这三个新闻我把它归为一类，叫做“经济”新闻。

一个头版三个经济新闻，而且是葡萄糖、饭锅、药厂，按照行业划分可以划分进轻工业，而不是钢铁、石油、建筑等重工业。这并不符合我之前的预想。我原以为，这份党报一定会出现可标榜当时的“社会主义先进性”的东西，比如人民公社，比如钢铁产量，比如劳模光荣……而这些统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竞争性的，激励性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新闻，这不是明显的政治不正确吗？

而让人疑窦顿生的，则是这一条，“刘主席将访问柬埔寨越南”。在我的预设中，即便没有那些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闻，也至少得有毛主席的头版头条才对，而毛主席却在报纸上消失了。我的疑问更深一层。
翻到副刊这一版，由于香港大学微缩胶卷影印的报纸并不清晰，我无法完全辨认副刊的详细文字，但却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雕塑，我看到他叫“雷锋”。

经济新闻，刘主席。雷锋。冥冥之间，他们会有更深层次的关系吗？

我开始继续检索。这一次是最权威的，显示最高层政策方针动向的《人民日报》。

4月28日的人民日报，我看到刘主席，没有看到毛主席。

4.27，我看到了毛主席，但是有毛主席的时候，也有刘主席。刘主席所占的版面则更大。

4.26，还是有毛主席。刘主席也存在。

但是从4.25起，我就开始不放心了。4.25还是有刘主席，周总理，但却不见了毛主席。

4.24，同样没有毛主席。刘主席依然头版头条。

4.23，仔细寻找后，我没找到毛主席，刘主席则是头版头条。4.22，4.21……

4.20毛主席竟然被三个刘主席的新闻包围在了中间，只占很小一部分。论分量，少了太多。

4.19 刘主席头版，几乎占满了，且有几条新闻。

4.18继续，仍然刘主席。4.17……

一直到4月1日，依然是刘主席的头版头条。毛主席则出现过三次，每一次的版面都小于刘主席。

我再继续检索了当年其他月份的人民日报，结果大致一样。依然是大部分都有刘主席，而极少毛主席。

如果人民日报是一份娱乐报纸，每天占据头条的，我们理所当然地把他叫做红人。而那个一直上不了版面的人呢，我们说他过气了。

所以，从我父亲生日那天的报纸产生的疑问，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得到报纸版面证实的结论，毛主席过气了。

仔细回想一下，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我们对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如果只学习中学历史，差不多会觉得毛主席一直是主席，一直是政坛主角。殊不知，检索报纸才发现不是这样。中学教科书上的表述，显然存在无法解释这段历史的断裂。

“如果一件事情无法解释，那么一定有你所不知道的事实存在。”

2
在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个章节《退却（1961-1964）》，在第一段，特里尔用零度叙事写道，“迫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自1961年起，毛泽东带着满腹狐疑开始让步退却了。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强调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符合时代趋势。刘、邓并没有同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只是沿着自己注重实际的道路加快了步伐，并且自然而然扩大了权力。毛泽东对他们没有做出什么决定性的阻止。”

因为“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的原因，那时的毛主席似乎不再如日中天。

时间回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大跃进第一季暂时结束，由于第一季“收视率的惨淡”，这次大会很可能导致的是大跃进被宣布终止。但由于彭德怀的一份只给毛主席看的万言书，被毛泽东印了出来分发全部与会干部批判，纠左变为了反右倾。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的彭张黄周军事俱乐部被打倒，林彪由于坚定地支持毛，代替被打倒的彭，升任国防部长。大跃进第二季随即播出。

1959年末和1960年重新开始的大跃进导致了整个世界20世纪最大的饥荒。导致20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

终于不得不变。而由于巨大的错误，毛泽东开始“过气”了。他的“过气”分步骤进行，反复焦灼。至今回顾，仍不免让人凄凉感旧，慨然生哀。

第一步开始了。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言，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用现在的流行语讲，这叫“请自行打脸”。会议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人民公社实际上已解体为大队，农村的黑市开始半合法化。工厂中厂长负责制又复活了。偏离党的工作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年被作为毒草连根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邓的权势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特里尔写道。

步步为营，第二步在1961年初夏到来。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这次会上，基于实事求是的主张，中共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等，比如《农业六十条》规定，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提供自留地。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在所有制、分配制度、公共食堂办与不办问题上都有新的规定。按现代经济学来讲，私人产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6月12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做了总结讲话，在讲话中他做了自我批评，并且认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要甄别平反，重新教育干部。并且，不许再开展反右倾或者左倾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不止于此。会议通过的条例除外，在结束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薄一波又组织制定了《工业七十条》等内容，强调了“专家的作用”和“物质刺激的作用”。

党内高层并没公开反对毛泽东，但这一次通过的所有条例政策，都在实际上反对毛主席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高潮在1962年1月到来。第三步，七千人大会。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会上做了主要报告，他把主要责任归到中央，强调防止粗暴的清洗和反清洗的重要性。他指出，三年饥荒的问题，70%是人祸，30%是天灾。这与毛泽东竖起的三个手指恰好相反。

据邓力群的回忆，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行，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

然后就是著名的那句话，“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这是来自金冲及《刘少奇传》的实录。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认为，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则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他是在反驳毛泽东亲口说的比喻。这次“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的会议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便即将召开，可毛泽东则自称徐霞客，他仿效这位中国最著名的驴友，一走了之。

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高层内部会议，对这个国度的灾难则说得更加透彻，后来我们称之为“西楼会议”，这是毛“过气”的第四步。

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他认为国民经济要进行大幅度调整，而因为处于非常时期，所以要退，要“退够”。

在毛泽东看来，困难时期已经挺过去了，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的“一片黑暗”，刘少奇是“揪住不放”。

类似的对话在1962年的7月也同样发生。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中写道，刘少奇和毛泽东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在刘少奇“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警告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西楼说的一片黑暗！三面红旗否定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到第五步，则是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显然是以另外一种心情对待这次会议的。

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决策的主流地位中处境孤立。毛泽东和中央官僚集团彼时已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这一次他开始反击，而不是退让。

在会议的初期，毛没有讲话，讲话的人是这些——

邓小平：“关于“单干”，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朱德：“要求在农业中扩大个人责任制。”

陈云：“在北方分‘保命田’，作为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紧急措施。”

邓子恢、刘少奇：“主张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继续反思和改变的会议被毛泽东愤怒地打断。

毛泽东质问，“社会主义究竟存不存在阶级？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

因为突如其来的天子之怒，刘少奇竟然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赞成毛主席的批评，认为自己把国内困难估计太严重。但焦灼的处境并未结束。

随即，毛泽东“过气”的第六步，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

预备会议期间出现的插曲再一次激怒了毛泽东，被下放的彭德怀通过实地调查，又写了一个八万言书，要求中央对自己全面重新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一个党员写信给中央，履行自己最正常的申诉权利，却被毛泽东斥责为“翻案风”，是对党提出的挑战，在会上，彭德怀再次被严厉批评。

然后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一篇据说他作为后台的小说《刘志丹》，被毛认为是用“小说反党”。而由于彭德怀在某种程度上和曾经的高饶事件有关系，彭德怀、习仲勋和早就被开除党籍，已经死去的高岗奇妙地组成了“彭习高反党集团”。在这之前，两个宿仇罗隆基和章伯钧被组合在一起成为“章罗联盟”，在这之后，也有“批林批孔”这种神奇的千古组合。当然，这种荒诞年代的经典笑话，就是题外之言了。

毛泽东在会上又针对阶级、形势和矛盾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他要求全党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再一次的，毛泽东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以及“翻案风”。

面对元首的愤怒，党内高层的态度呢？

作为国家首席执行官的刘少奇在十中全会上依然同意毛泽东，“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形势已有好转，我们更应该坚定。今年五月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他再一次自我批评。

关于这一次会议的结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如此写道——

十中全会在理论上接受了毛的全面分析，但在它的具体条款中保留了1961-1962年为了从“大跃进”中恢复过来而拟定的办法。由此而产生的折中公报，有些段落重复了毛的语言，另外一些段落插进了刘、邓和陈提出的理论。

六步结束，我们看到，毛主席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过气”的，他一边被党内高层承认和夸奖，一边他的主张政策却在实际上被边缘化。刘少奇，如同在报纸上观察到的那样，自1959年成为这个国家主席以来，已逐渐实际地掌握着这个国家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的轮盘。这个国家最官方的报纸和地方的党媒，都开始把他捧为最如日中天的红人。他的团队所主张的路线，也开始在版面上大量展示。

经济开始恢复，政治趋于稳定。而毛主席，则在众官僚的阳奉阴违中“过气”了。毛泽东的乌托邦之怒，仿佛打在了一团深谙太极的海绵里，打得越重，陷得越深。

但是我父亲生日这天的报纸，隐隐地已经在告诉我们，比起毛泽东，这些实用主义的高层，实在太低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他们以退为进，放之生长。而在不远的将来，他们都将被这股力量反噬。

3
毛泽东不“当红”了。但他的存在感一直很强。因为他占据了一种被称为“道统”的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占据法统，但是道统却由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儒生“释儒”进行解释，他们规定了“道”，皇帝必须明白谏臣的重要性，相权与皇权在很大程度上也互相制约。中国古代历史几乎是一个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衰落的过程，清王朝的统治更被钱穆认为毫无制度可言，而全是“法术”。

毛泽东从1959年就说自己“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为这个国家的元首，在宪法的意义上占据了“法统”。可法统只是“外王”，道统才是“内圣”。外王是可以被推翻的，内圣却不会。内圣暂时不王，却总在关键时刻外王。

在文革及其结束以前，毛泽东一直被神格化，毛泽东思想就是道统的核心，他不会犯错误，更重要的是，他不能犯错误，更不能被否定。否定了他，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卡里斯马的领袖塑像被自己推倒，政权就可能直接面临合法性危机。

直到文革浩劫结束以后，共产党人终于承认毛泽东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毛泽东思想”却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说，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自己的“正确的东西”，换言之，中共高层对毛泽东错误的定位是，他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回望上世纪中叶的历史，我们看到两种反映出中共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一则不管毛泽东做错了什么，都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承担责任；二则毛泽东一旦发怒，刘少奇等人就要战战兢兢自我批评，郑重道歉。

刘邓路线，由于没有足以对抗毛思想“三面红旗”的话语和理论支撑，因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些实践虽然在经济社会事务上有所成绩，但实际上却存在“政治错误”,刘邓路线带来的经济复苏，反而佐证了 “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刘邓的务实路线，显然无法抗衡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道统。

1963年，毛泽东“过气”了。但他只是暂时地隐退了。无论是担心毕生共产主义梦想的破灭，还是忧虑自身权力的彻底丧失，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更强大的乌托邦之怒正在酝酿到来。有毛泽东思想道统的护身符，他可以随时全身而退。

4
当他再度当红时，会比之前当红百倍。

到1966年，他会“炮打司令部”。但我父亲出生时，他被党内官僚集团暂时“边缘化”，他虽然无法对经济、教育、农业等实务问题插手，但他这时候开始准备把他拥有的“道统”能量释放到最大。

这年，他已经找到了四个最懂他的盟友。其中三个人是江青，康生，林彪。还有一个去世的战士，他出现在我父亲生日这天的报纸上，雷锋。他后来家喻户晓，而现在，他成为毛泽东的忠实门徒，代替毛泽东红起来。他的故事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以及国人能接触的各类刊物、声音和图画里，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读者需要做的，则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而雷锋只是整个行动的一环，这一行动叫造神，毛泽东的“道统最大化”，毛泽东的盟友倾力帮他涨粉，他想要击败的党内官僚刘少奇们居然也在实际上做同样的事情。

1963年4月28日这天的《人民日报》里，胡耀邦撰写长文，《把青年的无产阶级觉悟提到新的高度——谈广泛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深远意义》，于是，我父亲出生这日的报纸，三个出乎意料的“新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刘主席当红——刘邓路线经济政策恢复国民经济——毛主席过气——雷锋出现。之后的事情，就是后话了。

我的父亲生于1963。他不知道，这是寒冬过后，欣欣向荣的一年。但荒诞已经在路上。

来源：邹思聪的新闻笔记